裴危页“言谈之林薮”

裴危页(267—300)，字逸民。裴秀次子。西晋时闻喜人。

　　裴颁颇有其父遗风，弘雅有识，博学稽古，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声名远播。当时的御史中丞周弼见了他惊叹不已，连连夸口说，如果危页将来投身戎伍，纵横疆场，定会成为一代名将，建盖世功名。西晋名流贾充对裴顾也很欣赏，他认为危页德才兼备，实属难得，如被重用，对国家社稷必大有裨益。经其推荐，朝廷遂诏准危页袭父爵，而颁百般推托，不愿就职。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危页迁散骑常侍。

　　公元290年，晋惠帝即位，危页转国子祭酒兼右将军。外戚杨骏以“遗诏辅政”的名义，专横跋扈，结党营死，朝廷上下怨声载道。而这时皇后贾南风也野心勃勃，想干预朝政，她借助人们对杨骏普遍痛恨之情绪，密诏楚王玮人京，全歼杨骏及其党羽。裴危页也积极投入了剪除杨党的斗争，在“杨骏之变”中他曾哄骗骏党左将军刘豫引军他去，而自领左军将军屯兵万春门，为平定杨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及杨骏被诛，顾以平乱有功，欲封其武昌侯，颁不从命，遂封给其小儿子裴该。同时迁危页为侍中(宰相)。

　　裴危页秉性耿直，从不居功自傲，邀功行赏，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他迁任侍中加光禄大夫时，正值贾后专权，他曾十次上疏当朝，旁征博引，极言古今成败之理，措辞之切，令览者寒心。但惠帝昏庸无能，使贾后得以垂帘听政；皇族亲王又各据一方，拥兵与中央抗衡，遂酿成后来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正式敲响了西晋王朝的丧钟。裴危页光明磊落，誓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他深恐贾后乱政，故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暗中商议废黜贾后，另立谢淑妃，结束贾氏专权的局面。但张、贾二人胆小怕事，顾虑重重。他们认为只可尽职勤为劝勉，求得当朝者没有大的差错，天下粗安，便是大幸。此事遂告流产。

　　裴顾并不肯善罢甘休，他劝说其从母广城君诫谕贾后要亲待太子。他虽是贾后之亲属，然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由此更见裴危页之性格，高风亮节，出污泥而不染。裴颇曾上言贾模，极言外戚专权之害，他说：“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危页坚决反对用人唯亲的这种封建裙带制度，他认为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所以才能保其宗。反观近世，不能高瞻远瞩，任用贤能，而是溺于近情，多任外戚，这是招致朝廷不得宁静的根本原因。裴危页坚决反对外戚专权，目的是为了重振西晋雄风，挽回日益衰败的颓势，然而裴颁的努力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不久赵王伦又用计使贾后杀太子，而他以替太子报仇为名杀贾后及其党羽。公元301年，赵王伦废掉晋惠帝而自称皇帝。当初赵王伦应诏人京，掌握禁军和朝政，与贾后狼狈为奸，裴颐对之深恶痛绝。赵王伦曾几次向颁求官，颁与张华“固执不许”，赵王伦怀恨在心，因此趁废贾后之际，诛杀了裴顾，裴危页时年仅34岁，正值而立之盛年，但终因不愿屈服于黑暗势力，不屈不挠，走完了他短暂闪亮的人生。

　　裴危页死后不久，各地藩王一同起兵诛杀赵王伦，惠帝复位，紧接着追复裴危页本官，“改葬以卿礼”，谥曰成，且让其子裴嵩嗣其爵。

　　裴危页虽英年早夭，但他还是西晋反对玄学的代表人物。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行，玄学家们不务实际，崇尚空谈，其代表人物有何晏和王弼。何晏和王弼继承、发挥老庄思想，主张虚无的“道”或“无”是产生万物的“宗主”，他们说“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有”是从“无”派生出来的。把这种理论应用到政治上，就是要帝王“无为”，而大臣要积极有为，这很显然是为当时掌权的宗室大臣曹爽集团服务的。

　　与何晏、王弼“崇无”思想相对立的是裴危页的“崇有”思想。裴危页的《崇有论》一书，“文辞精富，为世名论”，对玄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首先指出：说“无”产生万物与事实不符，因为“无”不能产生“有”。他举例说：“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捕鱼、猎鸟都非坐卧不动所能得，做其他事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认为崇尚虚无、强调“无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崇有论》一出世，就受到各方面的责难，由于当时玄学之风甚浓，它的出现无异于“木秀于林”。当时拥有实权的王衍对裴顾及其文章更是切齿痛恨，各种诽谤之辞和人身攻击接踵而来。但他始终不改他那刚强不阿的品性，始终不肯向当权者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他凭“言谈之林薮”的无与伦比的才华，向玄学这股颓废势力进行了不懈的口诛和笔伐。继《崇有论》之后，他又推出《辨才论》、《古今精义》两本书。遗憾的是还未及完成，便残遭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