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徐帆出楚剧演员。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她对演戏很着迷。 1979年,湖北省戏曲学校恢复招生,设京剧科、楚剧科。徐帆想报名,但她父亲觉得学戏剧太苦、出路太窄,没同意。徐帆不甘心,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偷偷求母亲“高抬贵手”。母亲见她态度坚决,也就默认了。徐帆知道楚剧科的叔叔、阿姨与她父亲很熟悉,为了不暴露“秘密”,就去报考京剧科,并一举考中了。
生在武汉市一个艺术世家,父母都是徐父见到女儿的录取通知书时既很惊诧,也很无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很少理她。徐帆明白这是因为自己辜负了父亲希望她报考大学的一片苦心,父亲失望了。她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学好戏,作名角,让父亲开开心心。
那时,戏曲学校刚刚恢复,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宿舍设在大庙里,夏天,蚊子、苍蝇乱飞;冬天,寒风呼呼地往里灌,房间里没生炉子,一夜过后,洗脸毛巾能结冰。为了御寒,同学们喜欢两人挤在一个被筒里睡。有一个同学脾气很大,没人愿意与她搭伙,她见徐帆年岁小,好措辞,就拱进徐帆的被窝里。睡到午夜,她把整床被子都紧紧地裹在本人的身上,徐帆被冻醒了,但没敢吱声,只好蜷缩着身子、满身打颤地熬到入夜。即日,徐帆感冒了,体温高达40℃。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同学们都回家了,徐帆孤伶伶地躺在床上,不敢让人捎信给父母,更不敢回家,惟恐父亲知道了赌气。她在身上盖了3床被子,仍像钻进了冰窟窿似的,冷得满身打颤。她嘴咬枕头,眼睛流泪,脑袋里只需一个念头:只需能好起来,我一定要争一口气。
毕业以后,她留在话剧团工作,无论大角色,还是跑龙套,她都演得很上心。虽然收入不高,也不可能出名,但她知足了。有戏可演,已是她最大的心愿。 天有不测之风云,1982年临近毕业时,戏曲学校解散了,这对徐帆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她别无选择,惟有拎着铺盖卷,失魂落魄地回家。回到家,她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哭了整整一天。徐父气得脸色铁青,徐母唉声叹气:她已是15岁的姑娘了,改上普通中学,功课肯定跟不上;找工作吧,年龄又太小。怎么办才 好?
1986年春节前夕,徐帆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演员杨立新寄来的贺年卡。她打开一看,见里面夹着一张便条,便条上说,这年春天,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合办一个班,成绩优秀者有留在北京人艺的可能。杨立新年前到武汉拍电视剧期间,与徐帆合作很愉快,两人成了挚友。他希望徐帆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可是命运不济的徐帆此时正处在屋漏偏逢连夜雨时期,她的母亲卧病在床,她自己因贫血住进了医院,每天大脑昏昏沉沉的,稍微活动就眼冒金星。去还是不去呢?徐帆犹犹豫豫,连节都没过好。直到考试前三天,她才下定决心去北京碰碰运气。她以家中有事为由,向医生请了三天假,偷偷地跑去首都。当时,她的兜里没有多少钱,只够买一张硬座票,坐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北京。
杨立新看到徐帆病恹恹的样子,非常同情她。杨立新的妻子为她准备了巧克力和红糖水,让她好好补养身子。 考试那天,徐帆按照要求表演了一个小品。结束时,一位监考老师问她:“你怎么不抹口红啊?你看,你满脸煞白,一点儿血色也没有。”
3月初,徐帆接到杨立新的报喜电话:“你被录取了!”拿着话筒,徐帆仿佛是在梦中,喃喃地说:“真的吗?我考上大学啦?”徐帆虽然考上了大学,也留在了北京人艺,但她的艺术之路充满坎坷,尽管许多师弟、师妹成了“大腕”,她依旧不显山、不露水,平平淡淡的。她活得比较累,总想让所有人满意,但往往顾此失彼,自己受尽委屈。她像丑小鸭那样,事业上没什么起色,爱情上没遇到意中人。日复 一日,她成了“北大青年”(意为北京大龄青年)。
1994年,冯小刚独立执导电视连续剧《一地鸡毛》,徐帆加入了剧组,出演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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