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为播州杨氏土司之始祖，古今无异说。唯禹明先《杨端考》以为“‘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中略)杨氏杜撰‘杨端’其人是很高妙的，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按《杨粲墓志》和《杨文神道碑》所记情况，杨氏最先想挂靠杨思权，后恐被后人考出后见笑或责难，于是杜撰一个‘史无对证’的‘杨端’来装饰家史。〔1〕” 然本文以为，其论点论证颇可商榷。
其一，杨端生活年代。禹文说：“《杨文神道碑》载：‘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讨平邕、广之侬智高。’据《宋史》‘狄青传’和‘杨业传’，狄、杨二人平侬智高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若按25岁为一代人计算，自鼻祖杨端到十一世杨实，计为275年，也就是说从庆历时的十一世杨实起上推275年，正值唐代‘大历’时期，说明鼻祖杨端生活在唐朝‘大历’时，与《杨文神道碑》的：‘宣宗末年，??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南诏’事相距百余年，杨端生平不可能跨越这么长的历史时空。”禹文以此为推翻杨端存在的大证据，而其实所论有误。据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所录《杨文神道碑》载：“(前略)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此土。口平邕广之依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归职方。(后略)许以世守。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2〕 其中并无“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字样，不知禹文所据何本?此点一误，则其后所计算之时间自然全不可信。且碑文中明确标出“自祖人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据《杨氏家传》，杨文之前杨氏世系为杨端、杨牧南、杨部射、杨三公、杨实、杨昭、杨贵迁、杨光震、杨文广、杨惟聪、杨选、杨轸(杨轼)、杨粲、杨价、杨文，正好十五世，杨实岂有可能为“十一世祖“?《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中所录之“十世祖昭”亦当有误，十当作六，或碑文文字漫漶所致。
其二，乾符三年高骈所领之播州I军。禹文自称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与郑珍《遵义府志·土官》知“乾符三年，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军攻占河南和湖北大部分地区，威胁洛阳和长安，唐统治者征调益、渝、播诸军由曾任西川节度使的高骈率领到荆襄一带组成‘诸道行营’军，阻止起义军向南发展。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起义军在安徽采石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军队，播州军犹朝觐身殁。”〔2〕 以为可证明“播州在乾符时处于安定状态，不存在南诏人陷播州事。”〔2〕 今考，西川节度使高骈征调播州军组建“诸道行营”军之事不见于两《唐书·僖宗本纪》与《高骈传》。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亦仅云“广明元年，起义军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的军队，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4〕（P215） 并未提到有播州军。而禹文所言之犹朝觐与播州军乃引自《遵义府志·土官》，然《府志》引自《心斋随笔》，《心斋随笔》又引自犹西樵之《瓮水世谱》，“广明元年，(犹朝觐)从征黄巢，阵没，赠播瓮万户。”[5](P986) 禹文对于杨氏之家传以为完全不可信，但对于犹氏之家谱则毫不考究深信不疑，所得出的“研究和考证”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且万户一职乃金初设置，朝觐乃唐人，又岂能得到万户的封赠?
其三，杨端功成不回朝廷。禹文引《新唐书·兵志》：“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因此以为“杨端‘受招募为将’和功就不回朝廷而留居播州一事与唐朝用将制度不合。”[2] 此亦断章取义之误。考《新唐书卷五十·兵制》载：“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6](P1328) 此乃府兵制之特色，而府兵制自唐玄宗时已废弃，“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寝坏(中略)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 [6](P1326)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 [6](P1326) 禹文以唐初府兵制之特点来衡量唐末募兵制时之情形，自然矛盾重重。
其四，杨端入播后播州仍有流官。《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明詹淑《讲堂铭序》日：“万历甲辰秋，余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日‘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 [5](P319) 广明为唐僖宗之年号，紧接乾符。故禹文以为：“唐制下州只设‘三曹参军事’官，即：司仓、司户、司法，职级‘从八品下’。播州司户崔初立碑在乾符之后，若乾符时杨端已入主播州，那么广明时播州‘三曹参军事’官这一重要职务必由杨端嫡派充任，可随杨端入播的令狐、成、赵、友、娄、梁、韦、谢八姓中并无‘崔氏’。”〔2〕 禹文此处亦可商榷。考《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载：“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各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6〕（P318） 可见司户一职实非如禹文所言之显赫，更非“必由杨端嫡派充任”者。至于此司户为朝廷所设之流官抑或杨端私人任命，今难确考，然以流官之可能性为大。《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日，吾家自唐守播”，自元初程钜夫以来所有记载皆言杨端复播后受播州刺史一职，如杨端之职为朝廷所授，则乾符后即使有流官也不足异了。
其五，《舆地广记》中之播州。《舆地广记》为北宋欧阳志撰，禹文以为，“成书于政和元年三月”，“故研究杨氏家史应以《舆地广记》为信史”。“《舆地广记》载：‘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这与《宋史蛮夷传》：‘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的论述是吻合的，说明杨氏并非‘平南诏人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2〕 禹文此处结论令人亦难认同。《舆地广记》言唐末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与《宋史》合，亦与《杨氏家传》无异，即第四世杨先、杨蚁之事，《宋史》言播州为蛮酋所分据，亦与《家传》合，杨氏至十三世杨粲时方讨平境内诸溪洞蛮，但所不解者，禹文何以能由《舆地广记》之记载推导出“杨氏并非‘平南诏人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
其六，杨端名字之真伪。禹文以为：“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2〕 此点尤属荒诞。端字乃习见之字，常见于人名，且《杨文神道碑》明言“鼻祖端”，则端为人名无疑。禹文又言“‘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 亦嫌不当。有关杨端之确切记载，现存可考的最早资料为《杨文神道碑》，但之前有无记载，无法确证，《杨粲神道碑》中已有退南诏的记载，与杨端之事相合，只是因为杨粲碑残存者今四分之一，脱落之处是否有杨端之资料，今不可知。而禹文“提出”一词，则意为杨端之名乃杨文碑中所凭空创造，然此无任何证据，乃想当然之论。
综上可知，《杨端考》中试图推翻杨端存在的观点，无法成立，故不足为据。
二、杨端的族别
近代以前，论者皆认同杨端为山西太原人，以应募击南诏而至播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谭其骧才提出异议，撰《遵义杨保考》，认为杨氏家族自以为山西太原人及杨家将之后皆不可信，杨氏乃川南泸南之罗族(今彝族)，以与闽蛮争夺溪洞地盘而至播州。此说一出，震惊学界，谭氏亦自以为“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之不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杨端的族属，又有章光恺的白族说① 、王兴骥的仡佬族说②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而此四说皆立论尚嫌未充分，似不能代替传统所据之太原汉人一说。试缕析如下。
谭其骧认为杨端非太原汉人之理由主要有五：
一、杨贵迁“为(杨)业后之说不可信，则端之为太原人，亦不足信。”〔7〕
二、《杨氏家传》载，杨贵迁欲孝汉制南粤故事，出蛘舸击广西邕州之侬智高，不南行，反北如泸，故谭氏以为“贵迁缘何如泸，今无由晓，要之其为自新郭返于故土则可知。”〔7〕
三、唐僖宗乾符三年时，播州未陷于南诏，“(萧)遘最早在(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以前犹官于播州，足证先时南诏之寇黔中，播州未尝复失。”〔7〕 故谭文以为杨端复播不可信。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非昏蒙无识者不难立辨其真赝矣。”〔7〕
五、杨端复播，为当时丰功伟绩，然两《唐书》皆不载，可知此非事实。
本文以为，谭文籍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因讨南诏而至遵义的以上五条证据似尚有可商榷之处。
一、以为杨贵迁为杨业后不足信，所以杨端为太原人亦不可信，此种推论实在不合逻辑。对于杨贵迁为杨业之后的说法，确不可信，但不足以以此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之说。又，谭文以为“贵迁一生实在文广南行之前，迨至文广之‘持节’广西，贵迁已谢弃人世矣”，此点实有误，考《宋史卷十五·神宗二》载：“熙宁六年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遵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8〕（p283） 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文广持节广西当在仁宗皇{；占至英宗治平年间，即公元1067年之前，说明文广持节广西时贵迁确在人世。
二、讨依智高之事，杨贵迁讨广西之侬智高不由南反由北。杨贵迁是否参与平依智高之事，尚无其他史料为证，若其为真，亦不无原因。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第叁肆篇之四《播州群；l可道及群舸通桂、邕、安南道》载，由播州南渡今乌江至琰州至群州至田州至邕州，为唐代之普通道路，即汉武帝时唐蒙所谓由夜郎制南粤之道。〔9〕(p1303～1305) 然北宋初播州之南乃与杨氏为敌之少数民族所据，尤其以南部闽蛮势力最大，与杨氏之矛盾亦最深，此时杨氏之实力尚远逊于闽蛮，岂敢向南行军?而播州至广西邕州尚另有一道可往，即北经珍州、南州至江津县，沿江西行经合江、泸州至戎州，戎州南至昆明为唐代西南主要干道，沿此道中途折向东至南宁州(即今曲靖)经盘州即到达群州，群州至邕州一段则相同。此道至广西较远，然可会和四川军队，顺利通达，道路质量亦较优。此亦非谭文所言不可思议者。
三、唐懿宗咸通年间萧遘贬播州司马，证明其时播州尚有流官。《遵义府志》亦云：“黄震《古今纪要》：僖宗相萧遘，斥播州，道三峡，白帝呵之。考《遘传》云，遘贬播州司马。则是时尚有流官也。”[5](P1221)《新唐书卷一百一·萧遘传》载：“于是(韦)保衡已为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马。道三峡，方迫畏不暝，若有人谓日：‘公无恐，予为公呵御。’??未几，保衡死，召为礼部员外郎。” I(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载，萧遘贬播州司马在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月。如果此时播州为南诏所陷，则确实绝无贬播州司马之理。
然此点不足以推翻杨端复播之说。本文以为，李鄂奔武州后，播州前后数遭战乱，无人驻守，虽其所有权还在唐王朝手中，然处于一种境外闽蛮、南诏侵扰、境内土著溪洞蛮夷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所以萧遘被贬，“迫畏不暝”，不敢至贬所。咸通十四年，南诏寇黔南，是否进入播州，不能确知，但即使进入播州，也当仅为寇略侵扰而已。直到乾符初年，杨端领兵入播。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二说扦格。此亦可解释，杨端入播之际，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有三，一为以自播州南境入侵之闽蛮，二为边境寇略之南诏兵，三为播州境内溪洞之蛮。此时三者以闽蛮势力最大，故罗氏谱以为击闽蛮而来，此据播州之实情而言；杨氏谱以为杨端抗击南诏而来，盖杨氏据其行军之目的而言，故有此异。
五、“(杨端复播)此耸世之丰功奇迹，史官必大书而特殊之，何以《两唐书》只字不及?此理之不可通者。”〔7〕则似有理而不可通，盖史实而史籍失载，无代无之。如南诏大中十三年攻陷播州一事，史籍即有异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日：“旧《纪》、《实录》今年皆无陷播州事，惟新《纪》有之。”〔10〕（p8078）以此类推，杨端复播两《唐书》失载便不足奇。且唐末中原鱼烂，唐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以至中原尚不可保，杨端复播何足以“丰功奇迹”论之，更何况杨端人播时实力微弱，尚不能对播州地区实施有效控制。
谭其骧的观点发表后，在杨氏土司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之后章光恺的白族说、王兴骥的仡佬族说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虽观点与谭其骧稍有不同，但无不受其启发与影响，在本质上认为杨氏为少数民族也是别无二致的。以上三说，王兴骥之仡佬族说最后出，考辨亦较详实，以为杨氏非汉人之理由有四：
“其一，从宋朝以来的史书有许多称播州杨氏是夷族的记载。??
其二，明代播州杨氏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朝廷仍把他们当少数民族对待，对他们加以特殊照顾，皇帝的诏书明确称其为‘夷人’。??
其三，在封建社会，汉族官僚文人把少数民族视为异族，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蔑视、排斥少数民族，使得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人士，往往讳言其为少数民族。??
其四，一些少数民族大姓请文人学士所撰之家传，多据主人自述，也是隐恶扬善，多所卫护，致有把少数民族改为汉族者，因此，这类家传多不可信。”综观以上四条反证，尚可商榷。杨氏偏居西南一隅，南宋之前，杨氏为求自保，渐渐夷化，更兼播州本是蛮夷杂处之
地，中原政权与之地域远隔，自然不暇亦不能、不必对杨氏之族属加以确切认定，不过随其周围之情势和蛮夷聚居之地域特性加以认定而已，之后约定俗成，渐为后人沿用。大小蛮夷酋长之家传，诚然多有讳饰篡改以抬高其身价者，若参比史实和该族实际发展情形而无多舛悖者，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以先入之成见而贸然断定。
今考以杨端为太原人击南诏一说，正史中首见于《元史》，主要纂修者宋濂即《杨氏家传》之作者，可信度被质疑无足怪，但明朝之前，早有此等记载。元代程钜夫《雪楼集》载《忠烈庙碑》云：“杨氏世系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陷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11〕 据《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载，程钜夫生于南
宋理宗淳事占八年(公元1248年)，卒于元仁宗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则元初已认定杨端之籍贯为山西太原。新中国建国后，杨粲墓等杨氏墓葬相继被发掘，为杨氏家族研究提供了新的便利，其中尤以一批墓志与杨氏家族史密切相关。迄今出土的最早墓志为《杨粲神道碑》，碑文因年代久远，仅存四分之一，以存者看，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现存碑文前云：“(缺)祸裂，上赖祖功宗德，人(缺)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口口警，求其(缺)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思权死，弟口勉得旨出家(后略)” 文中“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口口警”一句，当即指杨端退南诏之事。杨粲碑刻于南宋淳柘年间，当非无据。又南宋末《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日，吾家自唐守播，??累世恪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坠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2〕此等记载皆可与《家传》叙述相吻合。
按两《唐书》皆载乾符元年击南诏募兵地区为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资治通鉴》无河西。据两两《唐书》，太原府属河东道，则杨端为太原人不无可能。杨端之族属与其籍贯紧密相关。若杨端为山西太原人，则当为汉族。又田玉隆《贵州土司史》认为：“播州杨氏，迄杨昭应是当地少数民族，如与杨氏相依为命的谢氏，魏晋以来是贵州少数民族大姓，以新旧《唐书》知谢氏势力很大，常与杨氏联婚，故杨氏称谢氏为‘舅氏’，从旁说明杨氏是少数民族。”〔12〕（p730）此处论断亦值得商榷，即“播州杨氏，迄杨昭应是当地少数民族”，杨氏自外迁来播州，古代史籍与现代学者皆无异议，不知作者有何依据。同时，以杨氏联姻少数民族之谢氏，即断定杨氏也为少数民族，太过武断。
从自南宋中期以来的较可靠记载，如从杨粲、杨文神道碑中之忠孝思想，与杨氏后世所恪守的家族族风，如《平播全书》卷十四李化龙《与杨监军书》：载“安、杨二氏，原世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同盟也。”〔13〕（p475）所以，传统所言杨氏出自太原之说，在无可靠反证的情况下，仍可沿用。
据两《唐书》，杨端应募，在乾符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其所统军队，不超过千余人，因《全唐文》卷八十七唐僖宗《答高骈请停差发三道兵士诏》云：“其河东一千二百人。” 〔14〕（p397）”其行至播州的准确时间，《遵义府志》定为乾符三年，与两《唐书》、《通鉴》所载唐王朝与南诏关系史实大体相合。杨端入播以后，对于播州本境大族土豪，修好结援，“驻军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驻计。”_5 对于闽蛮与南诏兵则是以武力击退，“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5〕（p952)此处“蛮出寇”当即是入侵播州之闽蛮与寇黔南之南诏兵。若此时播州为南诏兵所据，则杨端以数千里跋涉之少量疲兵，似无击退蛮敌之可能。
杨端播州刺史一职，《遵义府志》认为是杨端自署。而据《全唐文》杜牧《黔中道朝贺群舸大酋长等十六人授官制》：“敕黔中道朝贺群舸大酋长、摄充州刺史赵琼林等。(略)玉帛以将厚意，阶级以峻等衰，各服宠荣，无忘恭敬。” 〔14〕（p3444）( 此文作于宣宗大中五年至六年之间，则杨端之播州刺史一职为朝廷所授，亦合情理。
且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云：“播州为黔中区最西南之正州。”〔9〕（p1303）地位较羁縻之群州为上，咸通十三年尚有播州司马一职，又《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平播后绥阳掘得汉尹珍讲堂碑，上题“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5](p319)广明元年在杨端入播后数年，其时播州尚有司户之官，则杨端刺史之职为朝廷所授可能极大。又明万历年间茅瑞征所撰《万历三大征考》与同时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并载杨端武略将军一职，此与播州刺史一职情况类似，若杨端为朝廷所授，也有此可能。至于安抚使一职，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云：“唐代为临时派遣往各道之大臣，非常设。中期以后，各道皆有节度、观察使，即不复有此称。”〔l5〕（p58） 则可确知绝非杨端生前所获之职。
三、结论
陈寅陌云：“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16〕（p308）此为治民族史之确论。然而，杨氏属于西南夷族，抑或中原汉族，于其发展历史中身份角色之确立与文化取向之自觉依然有着重要关系。黔北杨氏土司其对汉文化之自觉推崇与其统治区域汉族文化之兴盛，为周边土司所不及，既已成为学界之公论，而关于杨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种种新论尚无可靠资料支撑，似当依然承认以下结论：
一、在无可靠反证的情况下，杨端之籍贯与民族仍沿袭传统记载，定为山西太原汉人。
二、唐僖宗乾符初年，杨端人播，所统军队最多不超过千余人。
三、乾符二年，朝廷应高骈之请，止河东兵，杨端乃帅其乡人上请于朝，入川，而西川战情缓和，乃领军折而向东南，进人播州。入播后，杨端交结播州当地大族，击退闽蛮与南诏兵，并与南诏纳款结盟。后“谕以威德，縻以恩信，蛮人怀服”，在播州站稳脚跟。
四、杨端据播后，当时唐王朝已风雨飘摇，乾符年间黄巢已大举叛乱，杨端于是逐步巩固势力，取得长久统治播州的权力。
五、杨端据播期间，境内溪洞蛮夷分立，南境又有闽蛮侵扰，所能统辖者仅播州北境之一部分领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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