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中秀才，两年后中举。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攻克武昌，浩荡东下，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次年，英法军舰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焘受命前往协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务。临行前，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咸丰帝对此大感兴趣，立即召见询问具体方略。至大沽口后，因反对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辞去。

同治元年（1862），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五年（1866），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四年（1878）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三年（1877）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同年10月16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问‘听闻乎？’张答到‘听闻。’郭又问‘你知觉乎？’张应曰‘知觉。’郭又说‘请数数目字。’张依言而数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并提出具体建议。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但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备用。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

三年（1877）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郭嵩焘愤然托病辞职。光绪五年（1879），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5月5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

郭嵩焘著作有《养知书屋遗集》﹑《玉池老人自叙》﹑《史记札记》﹑《礼记质疑》等。其《伦敦与巴黎日记》，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标点出版﹐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挽曾国藩】

擢拔无遗士，经纶天下才。

独无书荐达，相对语谐诙。

吾道丘山重，天门阊阖开。

只今余二老，洋溢楚人哀。

【戏书小像】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咸丰九年献县旅邸题壁】

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同治五年端午】

衰迟闻道未名家，生世波澜岂有涯？

新涨光阴过小麦，故山梦寐见秋瓜。

人才丘壑违尘轨，归计沧江理钓槎。

满眼疮痍心未展，更余情思寄蒹葭。

【悼亡儿刚基】

万事凋残物候新，世间谁是百年人？

独悲晓暮缨绅寂，再见园林榆柳春。

雪霁山川浑似醉，梦回谈笑总成尘。

飘零遗稿存无几，凭仗文章自写神。

【思念亡友刘蓉】

感逝伤离一泫然，江湖来去自年年。

孤舟日暮风吹树，细雨春深水拍天。

近岸人家沽酒饮，傍山僧阁抱云眠。

生平留滞真吾分，弃置樯帆为汝怜。

【光绪十四年三月十日夜赋诗】

成仁取义生平志，老死柴门亦数然。

岂分三医连四表，竟愁一药送余年。

惭无身后完存稿，尽有人间未了缘。

家国友朋多负负，来生犬马志犹坚。

【光绪十七年元旦赋诗】

六十年前辛卯日，人民和乐岁丰穰。

几经江海怀襄势，化作乾坤战斗场。

今日朝廷真有道，古来事变渺无方。

升沉饱历成衰病，回首人间忧患长。

【枕上作二首】

其一

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

两公名业各千古，孤负江湖老病身。

其二

命在须臾病已深，医家首难祸侵寻；

强持残骨侵晨起，要识坚强笃老心。

光绪十七年病逝，葬于飘峰之茔(今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十年浩劫时墓冢被毁，后由当地村民迁回原址——沙溪镇划江村。2011年1月24日郭嵩焘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2012年，汨罗市政府多方筹措资金，制定陵墓修缮复原方案，即将展开修缮。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落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仍是“盛世”。就在此前，英国于1816年派阿美士德（W illiam Pitt Am h e rst）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却被嘉庆皇帝坚拒，因为中国是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互通有无”。中国，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迷梦中，对正在迅速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谁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凭借现代化的船坚炮利打败堂堂天朝上国呢！

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教育，走科举功名的道路。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作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当然，他很可能想不到，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他可能更想不到，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或许，命运一定要安排郭嵩焘登上历史舞台。就在他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怨气十足，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4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怨恨。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来，李湘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举动，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里，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时却与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很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

回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57页）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固然与郭嵩焘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等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上是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养知书屋文集》，第9卷）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为宽”，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嵩焘或许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亦正在此。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只能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最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这八年中，洋务运动正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这八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五十万两白银方从台湾撤兵。无论愿意不愿意，清政府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务的人才。

1875年年初，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即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当时即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他们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 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 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他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其实，郭嵩焘如果泉下有知，对此可能也并不介意，因为他对历史、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死前不久写的《戏书小像》中，他自信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