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待考)，原名洪仁坤；广东花县福源水村，后来移居到官禄布村(今广东花都)。著名清朝中叶太平天国天王，在位时间从公元1851～1864年为期十三年，终年五十岁。
“太平天囯”国号中的“囯”字，是当年太平天国的官方标准用字。后来的国学大师郭沫若就参照这个“囯”字，改“王”为“玉”，造出现在大家皆用的“国”字。
太平天国（公元1851～1864年)，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开始的标志是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1年）金田起义，结束的标志是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十四年。这次起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先河，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利用外夷宗教发动起义等。
领导人为洪秀全，称号为“天王”。太平天囯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是与洪秀全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乃至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后来一再声称“愿作洪秀全第二”，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
公元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使农民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更加强烈。农民反抗斗争多达一百十余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清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的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用三年时间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其后写的《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他宣传“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实乃“阎罗妖”，世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都是“阎罗妖”的罪过。同一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到了公元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至公元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对动员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经数年努力，洪秀全在杰出的农民领袖冯云山的帮助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为金田起义奠定了基础。
清道光三十年农历12月10日(太平天国元年，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了著名的金田起义，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清咸丰二年(太平天国二年，公元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
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三年，公元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五十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很快，洪秀全攻克并定都江苏南京，称天京。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同时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冬季，洪秀全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其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洪秀全还在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并改革考试制度；在对外关系上，洪秀全坚持独立自主。
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六年，公元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在8月间天京城内却发生了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想借机谋取权利，立即率三千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两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二百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但是，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了，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
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在清咸丰七年(太平天国七年，公元1857年)6月，赌气率领十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最终在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十三年，公元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湘军首领曾国藩乘机率清军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了天京。洪秀全为重振国威，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
清咸丰八年(太平天国八年，公元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灭清军万余，再次击溃清军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六千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清咸丰九年(太平天国九年，公元1859年)，洪秀全责成族弟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清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十年，公元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至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太平天国重要战略要地安庆失陷。
清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十二年，公元1862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从此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坚持固守天京。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农历3月，天京被清军合围后，城内断粮。洪秀全带头吃“甜露”(草团)充饥。残酷的斗争和饥饿使太平天囯领袖洪秀全卧病不起。至农历4月19日(公历6月1日)，洪秀全病逝南京。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城内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
洪秀全病逝后，太平军余部数十万人转战于大江南北，一直与清朝政府奋战到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方告彻底失败。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十七年多，纵横十八省六百余城，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他其实对基督徒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後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三及第”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革命纲领，体现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而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今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等进步政策，大多仅存在于野史传说之中。
太平天国无论在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千亲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没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就走过了头、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员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苦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为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而斗争。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纪律，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纪律之优良在农民起义中为人所盛称，特别在前朗更是如此。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意义。圣库制在保卫天京和镇江等军事重镇中，起到了军民同甘共苦，民心稳固不懈的巨大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私有制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客观趋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剥削者的美好、幼稚的空想。如要求在实践中长期推行，无疑将会退到阻碍和破坏。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来看，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也绝不是《太平条规》中禁止私藏金银和天王诏令、东王诰谕中要求“公心和傩”的说教所能改变的。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正因为他们是农民，私有观念和发家致富的愿望是浓厚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因此，圣库制度在实施中，便遇到愈来愈多的主客观困难。它应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作合理的改革，把这种起义初期的供结制度转变成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但是，没有材料证明太平天国对此作出过重大修正，而是任其自流演变，最后终于被破坏和变质了。
实际上，破坏“圣库制度”的，首先就是太平天国领导阶目的封建特权思想和物质享受无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力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洪秀全及其亲信们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原则的彻底破坏。这说明，在太平天国的高领导阶层中，封建享受思想何其浓厚。例如在韦昌辉的眼里，圣库何尝还有平均平等的公库原则，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私财和任意支配的内库而已！洪秀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象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
因此，太平天囯运动虽然是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之下失败的，但作为太平天囯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是不可忽视的。洪秀全的错误主要在于：
第一，定都天京后，封建意识与日俱增，等级观念、享乐思想尤其突出。洪秀全在天王府深居简出，严重脱离将士群众。在太平天囯革命政权向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政权蜕变的过程中，洪秀全起了特别恶劣的带头作用。思想作风上的质变，使其愈往后，则更多地像一个封建帝王。天京内讧就是领导集团内部这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太平天囯后期，为防大权旁落，洪秀全一反前期用人路线而“用人唯亲”，形成一个排斥异姓的洪氏集团，使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给太平天囯内部带来致命危机。石达开是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所部又是太平军精锐。他德才兼备，深得全体军民拥戴，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唯一能团结群众辅佐洪秀全重振国势的人选。然而，洪秀全猜忌他，用安、福二王挟制和排挤他。因此，石达开赌气出走，致使太平天囯出现分裂局面。其后，陈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京围一解，洪秀全立刻大封王爵，根本不问才德、功劳，亲戚、广东同乡或捐有钱粮者，都可以封王。封王人数竟达到两千七百人以上，造成后期天国朝政混乱、吏治败坏、军事削弱的局面。
第三，洪秀全晚年，不仅思想狭隘保守，而且陷入了宗教迷信的可悲泥潭。致使太平天国内部政治思想混乱，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内部军民的意识形态基础。
关于洪秀全的死，另有一说，主要来源于“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囯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满清湘军首领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曾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
太平天囯的主要战略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农历6月23日(公历7月26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农历7月7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
根据上述资料，一些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例如学者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学者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学者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稿》中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也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
但也有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之说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本书亦持待考证态度。很明显，虽然当时清军已对天京实现了战术合围，但太平天国仍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分散在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一点洪秀全是十分清楚的；且就洪秀全一生推行的信仰学说来看，自杀非其主张与本愿。
洪秀全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历史文献，多收入《太平天国》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籍之中。
本书按：
对于太平天国这个仅有十四年短寿的政权，在近现代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非常大的诽议，其“先进性”并没有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同，因此，太平天国大多被认为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而且，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诸多学者认为是真正理解基督教教义的，他所宣扬和制定的所有政策也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甚至有一些学者更加倾向于认为其是一个农民暴力政权。
本书则认为，这些舒适地坐在文案前泼墨的史学家们，如果仅仅凭此来评述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他们就是忘记了一个最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残暴，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温文尔雅的改革或改良！
革命，都是在千百万血肉白骨上实现的，不流血、不杀人的政权更迭，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即便是号称“和平圣徒”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其也是在数百万贫民的尸骨上求得“印度独立”的，其“和平独立运动”的过程中，就有九万四千余印度人民死于非命。
远者不论，近观咫尺：自武昌起义第一枪起，中华民国就是在六百三十万烈士的累累尸骨上建立起来的，谁人敢说孙中山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在两千三百万先烈的血肉坚冢上建立起来的，请问一声：汝等又有谁人敢指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缔造的今天的中国的不是？他们的双手都是满沾被其无情消灭的人血的，而就是这些血腥，到目前还一直在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令诸君能无忧无虑、花前月下、灯红酒绿、卿卿我我！
本书以为，对所有的革命失败者进行诸如“残暴无度”、“欺压人性”一类的指斥，都是“成王败寇”的老套无聊文笔。夏虫不可与冬语，不在历史论历史，连“人性”的本质都没搞清楚，尽只坐在血迹上斥责血腥，其笔下是否还具有历史意义，倒是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