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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潮汕历史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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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先民源流考述

潮汕一带见于史籍记载,最早可溯及秦皇之遣戍揭岭一说,虽至今尚有争议,但从考古发现和对古籍的分析,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潮汕地区也确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地质学和古海岸变迁的研究结果已表明,潮汕地区除汕头市区和澄海韩江三角洲成陆较晚外,其余的山地、丘陵均在远古即已先后成陆。聚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胼手胝足,开辟草莱,创造了潮汕地区的远古文化。

               一、 从南蛮到百越

  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几乎都用“蛮”字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礼记》就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意为刻画额肌,足趾相交)”的记载。“蛮”字古时写作“恋”,并不从虫,也并无褒贬之义。后来加“虫”部,则是寓有南人事奉龙蛇类为图腾之意。南蛮的势力范围很广,部属繁多。长江流域直至越南北部都是南蛮各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潮汕地区也不例外。据南宋郑樵《通志》所载,除防风氏,夏、商的诸候,没有一个是在江南的。周朝势力较为南展,但也只达到长江流域。而且,楚、吴、越等诸候国也只不过给周天子一个宗主权,其属下人民仍都是南蛮人。

  《逸周书·王会解》述及商王朝明令四方献贡物,有云:“正南欧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晋孔晁注释欧邓等六国,明确地说“六者南蛮之别名”。据考,这南蛮六国,桂国,在今广西境内;九菌在今江西境内;百濮在今湖南境内;欧邓当在两湖一带。损子、产里二国则史籍语焉不详。而“正南”尚未言及闽、粤两省。 因此,潮州应属南蛮何国,也就无从稽考。但有一点却是可以明确的:由于潮汕与闽南两地山水相连,所以民情风俗向来相通。正如《舆地纪胜》所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

  有趣的是,这种“无漳潮之分”的风俗,竟可一直追溯至史前时期。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专家的分析,潮汕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古人类的活动踪迹。象山人(南澳)就是其代表。象山文化距今约8000年,与略早些的漳州史前文化在石料选用,石器品类和加工工艺上都十分相似。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陈桥(潮安)为代表的贝丘文化,则与闽南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贝丘文化的遗物风格、特点极其相近,年代都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而新石器时代末期,从南澳东坑仔类型到饶平浮宾类型的演变,又与闽南的从云霄墓林山类型到南靖浮山类型的演变大体一致。这被有关专家称为潮汕与闽南史前的三次文化融合和交流。由此可见,史前的潮汕远古居民应是同属闽南地区的南蛮人,这似有更大的可能性。

  春秋后期,由于勾践灭吴,振兴越国,称霸江东,为属于南蛮的越族人带来了极高的威望,因而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

  勾践去世后的百余年,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越以此散”。于是越人大量流散到南方,直至翻越五岭,与原来已在南方的蛮越人汇合。这些散居在大江以南的诸越族,究竟有多少支裔,尚不能确断。自战国开始,史籍则统称之为“百越”(或日“百粤”)。“百越”势力强盛,“南蛮六国”遂被所灭,从此不见于史籍记载。由于南来的和原来的部族之间不断相互侵吞,使零散的小部落日益减少,所以后来史籍主要仅记载了于越、东越、闽越、扬越、南越、骆越等几个大支族。

  唐·杜佑《通典》在潮州郡条载“潮州亦古闽越地”。 《十道志》载:“潮州,潮阳群,亦古闽越地。”《太平寰宇记》也有相同记载。宋·欧阳 《舆地广记》则称春秋时的潮州为七闽地。而从南越拥有整个岭南地区来看,潮州又应属南越。秦汉时代的南越国还有揭阳令史定。实际上,潮州远处东南海隅,是中央宗主国所难控制的闽、粤"边区",实难明断其统属。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古越族(当然包括南越、闽越)有两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一是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它显然有别于黄河流域以栽种粟、黍作物为主的中原文化遗址。二是东南沿海的“贝丘(或称贝冢)”和“沙丘”文化。它表明这一带的古越族主要从事渔猎和捕捞。潮安陈桥、池湖、梅林湖和澄海苏南内底(莲上里美)等地都发现过贝丘遗址,从其出土工具与动物残骸,均可证当年潮汕地区先民的生活资源主要取自海上动物。联系到潮汕的海陆形势,在唐代,潮水还时或直达潮州城下。贾岛《寄韩潮州愈》诗中就有“海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可见如今的内陆地带,1000多年前尚处于大海之滨。无疑当年的潮汕正是古越族从事渔猎和捕捞之所。

  另一方面,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整个广东地区的古越族,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有铸铜业。而饶平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有关专家已初步鉴定其年代为晚商至周初,是迄今全省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且具有地方特征,显非中原或长江流域所传入。据报道前不久揭阳云路出土的铜剑、铜鼎、经鉴别,也都具有吴越文化特征。

  总之,无论是从史籍上的考证,还是从考古上的发现,都足证潮汕的远古居民,当为越族。史前与闽南地区同属南蛮的一个文化系统。春秋战国时期,也还与闽南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潮汕地区的先民主要的是越族中的闽越人。汉初,汉高祖曾立“粤之世”南武侯织为南海王。据清代全祖望所考,南海王国在潮、漳、汀三州一带,民人为“无诸之族”。无诸就是闽越国王。全氏之说与漳、潮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和史前考古发现均可说毫无二致。当然,随着潮汕远古文化与外界交流的日益扩大,更随着南越国在整个岭南地区的不断拓展,潮汕也逐渐融进了南越人的文化血液,先秦至汉初以闽越人为主体的情况也就逐渐演变为汉以降的闽越人与南越人的交融汇合。

              二、 古越族的习俗及其消亡

  南蛮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实际上都并没有形成统一民族。古籍记载的所谓“南蛮六国”,更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充其量只不过是六个较大的部族。但也必须看到,南蛮和百越都是个庞大的远古人类共同体。尤其是越人,他们的各个支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或粤。甲骨文中已有“戊”字。据考,当指越人,也有认为是指越人所制造的兵器,通钺;有一定的分布地域--从长江一直到越南北部;很可能已有较共通的语言;善天种植水稻或习于水上生活。特别是具有许多相似的生活习俗和考古上发现的文化特征。如断发文身、喜用铜鼓、善用舟船、居住“干栏”、流行二次葬、悬棺葬和拔牙风俗;出土文物常见有肩石器、段石器、石铲、石钺、几何印纹陶器等等,其中尤以断发文身最具广泛性,也最具特色。除南越人崇尚椎髻箕踞外,几乎所有的百越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人都崇尚此俗。

  所谓断发文身,就是剃光头发,刻画整个身躯,我国古籍屡谈及此,那是对中原华夏族的束发笄冠而言的。《逸周书·王会解》就说“……越沤, 发文身”。这种习俗,原是处于江湖海滨,多以捕鱼为生的百越人,在谋生中祈求避免蛟龙(当指鳄类)侵害的一种做法。《淮南子》说:“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应解为剪)发文身,以象鳞虫。”《史记》的注释者应邵说得更清楚: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加害”。后来由此逐渐生发了对鳞虫类的图腾崇拜,才使断发文身带上了神秘色彩。过去潮汕到处都有青龙庙,所祀皆蛇神,人们称之为龙,拜蛇之风甚古。吴震方《岭南杂记》上载:“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日游大大帝。龛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纠结,不怖人亦不螫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这正是断发文身所生发的对龙、蛇的图腾崇拜。

  二次葬,也称迁葬、洗骨葬,这是古越族特有的葬俗。如《墨子·节葬下》就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骨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的记载。这里楚之南,就是指诸越。在考古上,广东此类发现不少。潮安陈桥的贝丘遗址,发现过大量的染成红色的人骨。可证潮地的越族人也流行二次葬风俗。越人富有反抗精神,这在《史记》、《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中均有所述,如《淮南子》在记载秦军南侵之时,说越人都撤至山林之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并推选“桀骏”者为将,发动夜攻,大败秦军,“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描述得极为生动。

  但是,不管越人如何勇敢善战,却终究抵挡不住比之远为先进的秦汉大军。秦朝在尉屠睢被杀之第二年(公元前214年),又派赵佗率领充军罪人遣戍越地。自此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汉族军队和随军家属一齐进入岭南地区,渐渐“与越人杂处”。史禄(或称监禄)正是在那个时候为大军凿渠运粮后“留家揭岭”,成为有史所载的汉人移居潮汕的首创者。不过,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秦朝大军戍守揭阳岭,是子虚乌有之事;修灵渠转饷的史禄更不可能远道东来,留家揭阳岭。这恐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揭阳梅岗、云路、埔田等地已分别有铜剑、铜予、铜钺、铜镞等兵器出土,特别是揭西河婆南森小学出土的一把铜刀,器上镌有“秦”字铭文的情况,看来很难完全否定秦朝大军已曾进入潮汕地区。

  西汉元鼎年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征讨南越,使百越人中的南越支裔,随着东越、闽越之后也灭亡了,由于不断汉化的结果,百越人的各个部族大多逐渐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此后,除三国时期的“山越”,以及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尚有“巡抚岭南,百越皆伏”等偶尔的记载外,“越”字基本在史籍中消失。未被汉化的百越人遗裔,又重新被统称为“南蛮”。《后汉书·南蛮传》还将南蛮分为瓠蛮、巴郡南郡蛮、板蛮三大系。

             三、 畲族并非潮汕土著

  秦汉以后,越人虽然大多为汉族所同化,但是被统称为南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部族繁多,遍布整个南中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记载,自巴蜀以东,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在这繁多的蛮族部族中,究竟哪一支裔是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呢?

  关于这个问题,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视畲族为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称之为潮汕“土著”。持此说者,显然是考虑到僻处凤凰山区的畲民是潮汕地区抵今唯一未被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加上闽浙畲民多认为其族起源于粤东,凤凰山区就是其发祥地,故容易造成畲族是潮汕土著的错觉,因而不顾宋代以前史籍志书绝无畲民记载的事实,竭力将畲民在粤东的历史推前,甚至想当然地说战国秦汉时期,潮州一带的畲民数量应占绝对优势。

  其实,畲族定居于潮汕,历史固然悠久,但却并不是潮汕战国秦汉以来最远古的先民。据考证,畲族迁入广东的历史,最早仅能追溯至隋唐之际,而且是以瑶人的一支进入广东的,显非本地土生土长。隋唐时期的史籍的确找不到“畲”民的记载。对其人粤抵潮的渊源,概括起来,可有两种情况。

  一是潮汕畲族的远源为汉晋时代的“五溪蛮”。所谓五溪,就是湖南武陵的雄溪、 溪、西溪、沅溪和辰溪。五溪蛮也称“武陵蛮夷”。五溪蛮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败,逐渐南徙,部分迁至五岭东端,成为瑶族祖先。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瑶本五溪盘瓠(即 瓠,相传为南蛮始祖)之后。”宋代叶钱在序朱辅的《溪蛮丛笑》中也说:“五溪之蛮,皆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声气习,大略相似。”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说:“瑶名 (同畲)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漳平县志·杂志》上也载:“畲民祖出 瓠之后,即傜人也。”这就是说,畲为瑶的一支,瑶为五溪蛮之后裔。

  二是畲民源于会稽越族。西汉平定诸越的叛乱,尽迁东越人和闽越人往江淮地区。越人之不服者则逃匿于深山,三国时期称为山越,散居于江、浙、赣、闽一带的山区。山越曾为东吴国的心腹之患。《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议论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辞魏氏。”认为东吴不得不对曹魏政权低声下气,正是由于山越作乱之故。隋唐时,山越演变为瑶,唐初逐渐南迁,入粤抵潮。故此,《高皇歌》有句:“蓝雷之姓好结亲,同是南京一路人”;“南京路上有祖坟”。

  唐初,潮泉一带有雷姓、蓝姓之民,应为瑶族之入潮定居者,时与其他越族支裔一样,都被统称为“蛮僚”。南宋的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一文中所说:“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被认为是首次提及畲族之称。因而有关学者断定,畲族的形成要晚至宋代。 这就是说,瑶人的一支在隋唐年间进入粤东,并选择了凤凰山区为据点,至宋代逐步形成畲族。此后,畲族逐渐从潮汕往福建山区迁移,大约在明初开始进入浙江。所以,福建和浙江以至安徽、江西的畲民多自称其远祖出自潮安凤凰山,并视凤凰山为畲族发祥地,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等于畲族远自战国秦汉即已在潮汕形成,更不能视其为潮汕最古老的“土著”先民。

  上述畲族两种演变情况都有一定依据。虽说迁徙路线殊异,尚难以断定非是,但有二点却是一致的,一是畲族入潮最早仅能追溯至隋唐年间的瑶人翻越五岭,进入粤东,至两宋才演变为畲;二是畲族是瑶族的一支,故也称为“畲瑶”。王守仁(即王阳明)《平 头碑》就有“畲族即殄”之说。在源流上虽有“五溪蛮”说和山越说的不同,但都认同于瑶之一支。

  畲民源于瑶人,还可以从其姓氏上得到印证。瑶人姓氏有盘、雷、蓝等姓,盘为大姓。畲民有盘、雷、蓝、钟四姓。此外,畲民在谱谍中还往往自称为“人”,“家”。 可见,畲源于瑶,应是不争之论。故此,说畲族远在隋唐之前,以至战国年间就在潮汕形成,那是没有依据的。至于认为潮汕畲族是韩江流域的古越土著与江西蛮族接触融合而形成的新族;甚而更有将畲族入潮的历史推溯至4000年前的周公分封诸侯国以至于黄帝、蚩尤之战。 都只能说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潮安畲族各村的创始年代,最早的只能追溯到明代。碗窑村开基始祖蓝创裕,其墓碑碑文为“明始祖考创裕大一蓝公墓”;岭脚村是从碗窑迁去的,最早的为“钦”字辈,约100多年;山 村创立时间也只有200年左右;石古坪创村时间约有500多年,俗谚有谓“没有饶平县,先有石古坪”;李工坑村则有400多年的历史。

  潮汕畲族分布曾经十分广泛。据记载,直至明、清年间,潮安、揭阳、饶平、澄海、惠来等地区都有畲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潮州有山 (即畲),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地方史籍也有“澄海有 户,揭阳有山 ”等等记载。查潮汕各地村庄,潮阳有内 、外 、潮安有畲岭、畲客村,揭阳有后畲、南畲、茅畲寨、饶平有新畲、头畲、桃仔畲,普宁有北畲、下溪畲、明畲等等。普宁的西社,据考原也称西畲。但至近代,除凤凰山区的畲族仍保持着若干部族色彩外,其余地区的都已为汉族所同化,其蛛丝马迹已不复见。据1985年有关部门统计,凤凰山区的凤凰、凤南、归湖、文祠、意溪5镇7村,共有畲族372户,1829人。

              四、畲民的风习及其斗争

  畲(即 )的本义是刀耕火种。这是畲民历史上惯用的生产方式。故沿用以作族名。畲民之称虽较晚出,但畲田之咏却较早见。如唐刘禹锡有《畲田行》。北宋王禹 有《畲田词》。潮安凤凰山区一直称山田为山畲,茶山为茶畲,这与畲民之定居凤凰山区并实行刀耕火种不无关系。

  畲民最为人称异的是祀狗之俗。他们与瑶族一样,都认盘瓠(传说中的高辛氏之犬)是他们的始祖而加以崇拜,这在浙、闽、粤各省均相同。其俗每年除夕祭祖,悬挂狗皇像,子孙罗拜。主祭者手足着地跨过祭床。不少地方的畲民除夕还要举家席地而食。这种习俗曾被视为大忌,讳而不言。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图腾崇拜。畲民自己根本就不回避这种现象。考诸史籍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崇拜过一种动物,以至于一种生物或无生物。这就如同回族之祀猪,羌族之祀羊等等。文化的落后,住地的偏远,使潮汕畲族一直流传《高皇歌》之类的传说,那当然纯属杜撰虚传,荒诞不经。

  畲族人民向来勤劳勇敢。他们在潮汕定居后,千百年来一直坚持在深山峻岭中生活,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开发山区,与自然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广韵》释畲为“烧榛种田”。李调元《南越笔记》释畲为“巢居”。顾炎武则说他们“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疫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说:“澄海山中有 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在与自然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时,畲族人民也与各族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唐初,高宗总章二年,泉、潮的"蛮僚"就在苗自成、雷万兴等的率领下,揭竿“啸乱”,攻陷城邑,迫使唐朝派陈政统率将领123员前往潮州、闽南镇压,但因“众寡不敌”,朝延不得不再敕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带领军校58姓增援。由于“蛮僚”的剽悍善斗,陈政终为所杀。后来,“蛮僚”的起义虽为陈政之子陈元光镇压,至唐睿宗年间,苗、雷的后代再次聚众造反。元光终于被蓝奉高“刃伤”而死。此后,唐德宗兴元年间蓝老鸱又攻陷揭阳。其斗争真可谓此伏彼起。如前所述,唐代畲族尚未形成,而且史籍已明载着“啸乱”的是“蛮僚”人。但从起事的头人姓氏可知,“啸乱”者也当有不少是当年已入潮安定居的瑶人,也即后来的畲民。

  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战火一直蔓延到了东南沿海。张世杰到潮州一带召集义军。就在这个国家危亡的严重时刻,“潮州畲妇”许夫人当即应时而出,“倡率诸峒(近人考证,峒不是山洞,而是村、寨),畲户应命”,为保卫乡邦,揭起了畲家军的义旗。景炎二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从潮州出兵围攻泉州,讨伐蒲寿庚,许夫人即率岭“诸峒畲军”,会集了所谓“汀漳诸路剧盗”陈遂的军队,北伐泉州,顿使宋军“兵势稍振”。只可惜宋军在屡败之后,斗志并不高,围城数月,终不能下。九月,元朝“元帅唆都援泉”,宋军就不得不解围而去。张世杰从海上撤到浅湾(即香港荃湾,详许地山《香港九龙租借地史探略》),许夫人也率畲家军退守饶平。

  不久,元朝另一元帅刘深率军进攻浅湾。许夫人闻讯,再次挥师出征,想从海上援救浅湾的宋军。她这种见义勇为,丝毫不为危局所动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据《潮州志·兵防志》所载,她又一次“会陈吊眼(即陈遂)之师,出黄岗”,与元军大战于东洋屯(一名百丈埔,即今之浮山)。这一役,许夫人亲率畲军,驰骋沙场,披甲血战,终于以身殉国。正如《兵防志》上所云:“许夫人战处,烈血所涂,足使土壤增光。”她不愧是畲族的巾帼英雄。

  宋亡后,陈遂还一直坚持抗元斗争。据《漳州志》等方志所载,陈遂入潮抗元,畲民归附甚众,共有58寨。陈遂还曾攻陷揭阳,分将筑城,自称定王,并曾进攻潮州、潮阳等地,还曾两陷漳州,最后据守三饶,成为元初的地方割据势力。民间称陈遂为陈吊王,潮汕各地颇多陈吊王寨遗迹。如潮汕归湖砚田村对面高山就是当年的山寨,有残墙、壕沟、宋代瓷器残片。揭阳黄岐山有陈吊岭。澄海临江寨有陈遂部队挖掘的“千人井”。还有饶平水尾山寨、四百岭山寨、澄海石龙寨等等。汕头市区最高峰?浦蓬洲铸钱洞也为陈吊王当年鼓铸之地。陈遂直至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才兵败于三饶,被诱擒于千壁岭,最后被杀害于漳州。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人民已经逐渐为汉族所同化。根据现代学者在60年代时对潮安凤南公社碗窑畲族的调查:“该地的畲族同胞,在生活及生产习惯上已与潮州的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在语言上才有所分别。”在碗窑千多畲民中,“成年人大都能讲潮州话。在本民族内部交际用畲话,对外则用潮州话”。而且作为民族语言的畲话,也已经“很接近汉语的潮州方言”。 而据《潮州市文物志》所载,在畲语的词语成份中,“客家话约70-80%”,畲语与“客家语言大部分相同或相似”。畲民的老一辈多还会用畲话唱《高皇歌》。

               五、俚、僚人是粤东的百越遗裔

  畲民既是宋代才形成的,而且是瑶人迁入之后演变而成的,当不可目为潮汕的土著。作为畲民近源的瑶民,当然也非潮汕土著。40年代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著)指出:“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是壮人。只有粤省的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区,少有壮人罢了。”这又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实,潮汕一带以至整个粤东、闽南,至迟在隋代就已出现僚人,称“蛮僚”,或“土僚”,是百越的一支遗裔,宋代才演变为僮,壮则是现代的族称。史、志书上常有关于僚的记载,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粤东同时与僚杂处的另一支百越遗裔则是俚人。

  俚人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暴动,九真、曰南、合埔蛮“里”人,群相响应。其中的“里”,都是指俚人。古代俚人分布颇广。在《辞海》"俚人"条上说,古代俚人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及广西东南等地。其实,古代俚人的分布远不止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也都早有俚人定居。三国吴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上说得很清楚:“俚在广州之南”,“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有村,各有长帅。”而包括潮汕在内的粤东地区,是否也是古俚人的居住地呢?30年代,谭其骧就在《粤东初民考》中说,“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今日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为'里'或'俚'者是也”。当然,谭其骧所指粤东,应是相对于粤西而言,但似不能完全排除现代所指的粤东。《潮州志》的总编辑饶宗颐先生就曾在《民族志》(刻印本)中称俚人为粤东主人。据所认为虽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年间粤东俚人的历史已难考释。但在隋唐之际,俚人在粤东有着不可轻视的势力。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粤东俚帅杨世略起兵据循州,并有潮州。梅州旧谚有云“未有梅州,先有杨、古、卜”,足见俚人杨姓之地位。据《旧唐书》卷五十六、《唐书》卷八十七《林士弘传》和吴、周府志所载,唐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杨世略在唐来使的“招慰”之下,背着林士弘以潮、循二州之地,与高凉俚峒酋豪冯盎同时降唐。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围攻循州,杨世略“破斩之”。可见,俚族在隋末唐初,势力相当强盛,以至整个潮梅地区还曾一度完全处在俚帅的控制之下,叛隋降唐,唯俚帅之命是听。

  但是,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或认为俚人根本就未涉足潮汕;或认为俚人之抵潮只是隋唐政权用以平僚的缘故。如隋文帝仁寿初年,就曾利用冯盎征讨潮、成等“五州僚”。冯盎因平僚之功被拜为汉阳太守。隋亡,冯盎返回岭南,聚众数万占据20余州,自称总管,后与杨世略同时降唐。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抵泉、潮所平定的也是“蛮僚”,足证当年潮汕应是僚人天下。

  此时虽有一定道理,但只说对了一部分而忽略了另一部分。从古籍往往将俚僚联称来看,俚僚人历代史家并没有分清,看来也似难分得清。为此,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俚是先汉化了的僚。 据《丁氏古谱》所载,陈政奉调平乱,一开始即“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所谓土黎,即为俚人。俚僚杂处于兹,陈政对俚人“抚而籍之”,以孤立作乱僚人。同时,如前所述,瑶族的一支也已于此时进入粤东,民族杂处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才是当年的实际态势。查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所附民族历史发展演变表,现代的壮人(前曾称僮)和黎人(即唐宋俚),在魏晋至隋唐时期都同是“俚僚一部”,或“俚僚一支”。俚僚同样被联称。这应是治民族史者的共识。认定潮汕有僚而无俚既依据不足,于理也不合。在隋唐政权“以夷制夷”的策略下,俚酋既可征僚,当也可征俚。何况俚僚难分。而俚帅杨世略之据有循、潮二州却不能不说是俚人隋唐年间在粤东写下的十分浓重的一笔。

  我们似还不应淡忘了潮汕人“食槟榔”之俗。而这一礼俗正好与古俚人的礼俗毫无二致。

  槟榔,古代岭南、台湾都广为种植。其子仁可吃,还可入药,有开胃消食之用。古代俚人十分重视槟榔。南宋淳熙年间,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上说,俚人“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海南黎人至今仍盛行食槟榔之礼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潮汕人在明、清时期也盛行食槟榔,且也作为敬客礼俗。《潮州府志》(郭志)上载:“潮俗喜食槟榔,嫁娶以之为礼”;“亲朋往来,不具酒茗勿以为嫌,不食槟榔便称简慢。”清初宋征璧《潮州竹枝词》有句“爱嚼槟榔玉齿红”。潮俗嫁女时,要配上锡制槟榔鼓(盒子);新娘敬客,现两手捧槟榔鼓,轻声说“请槟榔。”此俗直延续至现代,只是槟榔已由橄榄所代替。故潮汕民间将槟榔作为橄榄的代名词,敬客橄榄,还往往说:“请槟榔”。潮人承俚人这一礼俗如此“食古不化”,这怕不是潮汕古代仅有“少量”俚人所能解释得了的。

  岭南各地的俚人,在不断南下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除了少数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外,大部分逐渐被汉化。另外,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来岛上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据近人考证,汉初,在西汉大兵压境之下,南越国丞相吕嘉率领族人逃入海南岛。这就是俚人迁入海南岛有明文记载之始。为此,《辞源》注释“俚子”一词,便说是“古代对黎族的别称”。《元和郡县志》记载高州诚敬夫人的庙碑说:唐高祖时,海南“诸俚亡叛,敕夫人招慰”。可见,隋唐时海南黎族尚称为“俚”。俚人之被称为“黎”,约始自宋代。

  由于俚人被汉化得很彻底,潮汕地区的族属,早已不可识认。不过,潮汕乡村,至今还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如潮安山黎(今住畲民),饶平黎坑,普宁乌黎村,揭西山黎潭以及大埔黎家坪等,均应是当年的俚寨。80年代,澄海蔡英豪经一番查证,认定澄海程岗村古时也是俚人的村寨。当时俚人有二支,一住陇之南,即今之程洋岗;一住陇之东,即今之管陇。唐代岗上小庙门联有“保俚安庶”字样,祀赵佗。俚人以出海打鱼为生,性格大方,慷慨重义,人称为“浪俚”,以别于山俚。今潮语程度副词有“浪裂”一词,当由“浪俚”演变而来。浪俚人喜缠腰,着短裙,后沿革为水布,近现代潮汕农民曾广为应用。

             六、关于俚、僚人的铜鼓文化

  丰富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充分说明古越族曾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铜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铜鼓。关于铜鼓,我国历代文献多曾提及。《后汉书·马援传》就有关于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的记载,对于铜鼓文化的渊源,古今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索、论述。我国古代曾传说铜鼓为马援或诸葛亮所创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铜鼓是出自南蛮天竺国(印度)。越南人陶维美所写的《越南古代史》,对铜鼓问题作了专章论述,认为铜鼓起源于北越,其创制者就是北越的先民骆越人。西方学者,如荷兰的狄葛乐则说铜鼓是中国南部诸省的产物,绝非“别处搬运来的”。近年来,我国也有的学者认为铜鼓的首创者不一定是两广或北越的百越人,还有可能是我国西南的百濮人。

  尽管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从两广地区大量铜鼓的出土和历代文献的记载,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战国,甚或更早一点的年代,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就已广泛的铸造并使用铜鼓了。而作为百越族在两广的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无疑是铜鼓的最早的铸造和使用者。裴 的《广州记》说:"狸獠(即俚、僚的贬称)铸铜为鼓,唯高大者为贵。"《隋书·地理志》也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此俗之同也正可证见俚僚之不可分。)

  俚、僚人“铸铜为鼓”,究竟作什么用途呢?《隋书·地理志》上说得很清楚:“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实际上,其作用远不止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记载潮州农事时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但据记载,俚、僚人铸铜鼓,更主要的还在于显示权势,所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近人考证,潮人往往尊称老年人为“大老”,正是古俚语“都老”转化来的。至今潮人称呼人还常加上一“老”字,如外江老,上海老等等,这就是古代俚人的语言遗习。

  铜鼓从地下出土,这从岭南至北越,比比皆是,而尤以两广、云、贵为最,仅广东省和广州市博物馆收藏就有数百具之多。铜鼓为何大量埋入地下呢?那是因为百越人鼓喜爱铜鼓,甚于金玉,而在战乱之中,急于逃难,又不愿铜鼓为异族所获,因而埋入地下。论者或以潮汕未出土过铜鼓来否定古代俚人曾定居于潮汕。那不是连僚人居潮也要否认了吗?其实,这主要的还应是南宋末年以前,潮汕地区几乎没有遭受过较大的战乱。除了陈政、陈元光父子之平“蛮僚”外,历代南征大军,多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进军,潮汕一带不是主要的进军路线。再则,潮汕缺铜矿,向来非产铜区。但潮俗喜用皮木制大鼓,鼓庆用鼓,丧事用鼓,械斗也用鼓。至今潮汕大锣鼓名闻海内外,这应是古俚僚人"贵铜鼓"之风在潮汕的文化遗存与发展。

              七、疍家今昔

  疍(音旦)家族,是闽粤又一远古居民。潮汕地区,也是古代家族的居住地之一。“疍”原本写作“蜑”。近有学者认为,疍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写作“钽”,“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其中多钽。可证 民早在汉代以前已生活于长江中上游一带。此后多散入滇、桂、闽、粤、分布甚广。 魏晋以降,古籍常见有巴疍、建平疍、天门疍等记载。在文人的诗文中多将蛮、疍或夷、疍并称。蛮疍、夷疍应是对疍民的泛称。此外,还有称襄疍、戎疍 、疍僚、傜疍等等。 《隋书·地理志》说蜑、俚皆古先所谓百越。明确地将蜑人与俚人分别开来,也指出了疍也是百越的一支。六朝至隋唐时期,“蜑”泛指南方蛮夷,并不限于水居,且也陆处。至唐朝,疍人大多散处于闽粤的滨海地带。以采珠捕鱼为生,逐渐成为水上人家。

  潮汕疍家,历史也颇悠久。《广东通志》说晋朝时,广东不服中央管辖的疍人多达五万余户,惠州、潮州一带“尤多”。到唐朝,疍人才开始向政府“计丁输粮”,明初始编入户籍,并设立里长,“岁收渔课”,属河泊所管辖。明代修《潮阳县志》的林大春说,潮阳县西南江上有叫 户的,陆上没有室庐,不事耕作,男女都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早先人口颇多。其姓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上都说,潮州疍人有麦、濮、吴、苏四姓,《饶平县志》加上何姓,《潮嘉风月记》加上顾、曾共为七姓。

  疍家族较多地保持了古代百越人的风俗。其图腾崇拜为蛇。故在龙宫神像旁画蛇以祭,自称龙种。宋代朱翌和曾三异都曾指出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诗》中所说的“龙户”,即为“户”。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 人称为龙户,入水则“绣面文身”,以扮成蛟龙之子。潮汕人向来称蛇为龙,生肖属蛇的,也说成是“小龙”,这与古越族祀龙、 人祀蛇而称龙种,均不无渊源。但是,古越人实行悬棺葬,二次葬,而 人却实行水葬。 人还崇善用鸡骨卜吉凶,这又是古越人所没有的。

  疍人水居,以船为室,“浮家泛宅”,或采珠,或捕鱼,“不谙文字,不记年岁”,“衣不盖肤”,“不与土人通婚”,男女自行嫁娶。男未聘则于船尾停放一盆草;女则停放一盆花,以招致媒妁。婚时则以蛮歌相还。这与古越族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张士琏的《海阳志》上载:“卫所屯军,概龙丁疍户充当名数。”可见,疍民还有当兵的。明代中叶,林大春在述及潮阳?民之时也说过:“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拥保者矣。”可证疍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疍人陆居之后,多称房屋为寮。潮属各处的田寮、园寮、草寮,以至于以寮命名乡村比比皆是,当为疍语之遗存。

  清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因防人民的“通海”,尽迁沿海居民。第二年,科尔坤勘查潮州近海六厅县,将潮属各县沿海疍民,全部徙入内地。到清代中叶,潮州疍家多集中到韩江中、上游。《揭阳志》(刘志)上说,“雍正八年,许蜑民村居编户”,可见其时揭阳尚有疍民。近人考悉,乾嘉年间,盛极一时的湘子桥下“六篷船”,就是疍家艇船,只不过已经不是昔年的渔舟,而是名噪闽粤的“花林”了。船中歌妓,也多为疍家女子。如“姿态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丰姿秾粹、性情孤峻”的曾春姑;“工诗善唱”的曾九娘等等。《檐曝杂记》说:“女郎未及笄,多扮作僮奴侍侧。有状元夫人者,尤为绝出。”船中渔家的景况虽已不可复见,但根据《西河龙户录》所载,“六篷船屋皆置盆花、盆草”,疍家遗俗,尚依稀可辨。

  据《韩江记》、《潮嘉风月记》和《檐曝杂记》等书的记载,当年湘子桥下,“月夕花朝,鬓影流香”,“画舫鳞接”,盛况空前。所以,《粟香二笔》将其比之为珠江的紫桐横楼。而《潮州志·丛谈志》中更说其歌妓“不亚秦淮、珠江”,“名士题咏,骚客品花”,流传下不少风流韵事。张对墀的《潮州竹枝词》对此也有生动的描述"船无数大江中,疍妇如花倩倚风,多嚼槟榔当门(舱门)立,一笑一迎玉齿红。"海阳谢锡勋有《和濮姬香畹芝兰叹》云:“湘桥多明月,鳄渡易秋风。风月结为邻,妾居在其中。妾居本无定,浮家在六篷。有时学摇橹,无事理钓筒。阿母弃妾身,坠入烟花丛。香兰同从草,宣父恨无穷。”这些六篷烟花女,也不乏典雅之辈。如上诗所和濮姬即濮九娘,香畹是其字,芝兰是其号,工于诗,著有《鹦鹉螺室诗存》。她的《送春和安臣主人(安臣即谢锡勋字)呈回文一绝》,云:“奁镜依窗纱影斜,月痕微印侧枝桠。帘钩欲下飞归燕,黏得香泥护落花。”正读倒读,送春伤春,情景相谐,堪称厅绝。濮九娘后归谢锡勋为侧室,可谓疍家一才女。

  自清代中叶六蓬船由盛而衰之后,潮汕疍家,几乎难再觅迹。在近现代,虽有个别地方仍有疍人居留,但已是从别地迁入的。如饶平柘林海洋渔民新村的疍家,就是在清朝时从广州地区迁来的疍家后裔,至今仍操广府话。而潮汕原有的疍家,或他徙,或被同化,基本已不存在。但查证潮汕各地,以疍家命名的乡村尚有不少。如潮阳的疍家宫、疍家岐,揭阳的疍家山,汕头市金园区的疍家园,以及今属梅县地区的丰顺疍家湾等等,我们还可以推见当年疍家分布的大致情况。

               八、潮人主干--“福老”

  在外地,如广州地区,人们常把潮汕话讹称为“学老”话。说是潮语难学,要学到老。其实,应是“福老”话。因为广州话“福”、“学”谐音,而潮语也确较为难学,所以以讹传讹,将“福老”说成“学老”。“福老”一词是用来指称由闽徙潮的中原汉族后裔,以别于潮汕土著。后来,潮汕一带的少数民族渐被汉化,“福老”就逐渐被用作潮人的泛称,或者说,用作讲潮汕话的人的泛称。因此,那些住在潮、梅地区交界处,既说潮汕话,又说客家话的人就称为“半福老”。

  潮汕“福老”人,大多是因战乱或灾荒,从中原地区逃难南来,在福建定居之后,又辗转迁入潮汕的。翻开潮属各家的族谱,先世由闽入潮的比比皆是。如潮汕前七贤之一的王大宝,其先世就是唐未五代初,史称“俭约好礼”的闽王王审知。王审知的玄孙王坦由泉州迁漳浦,再迁饶平,最后定居于海阳(今潮安)。今汕头市升平区鉈浦翁氏(按:不是翁万达一系)的远祖,在元初编撰的《 浦翁氏族谱》上,一直追述至赐姓为翁的周昭王之子,这虽亘古难证,但所载第34代即已入闽,为唐代官至朝散大夫的翁轩;唐末翁轩的玄孙翁承赞做了闽王王审知的相;翁承赞之孙翁俊、翁杰,“来留于潮,俊居尖山,杰居鉈浦”,这些已不是荒渺之词。潮属各地黄氏多认峭山为始祖。峭山也“世居福建邵武”,宋初任江夏太守,至英宗时迁平章阁,侍制直学士,兼刑部尚书。明代的潮籍学者薛中离(名侃),其先祖薛兰,也是“闽之廉村人”,宋淳熙末年,“始迁于潮”,“卜居凤陇(今潮安薛陇)”。其他如海阳(潮安)著姓林氏,迁自泉州;海阳(潮安)秋溪陈氏,迁自晋江;澄海西门蔡氏,迁自兴化;澄海富沙和揭阳渔湖林氏,迁自福州;潮阳萧氏,迁自龙溪等等,均可为证。

  “福老”人迁自莆田的尤多,比如潮阳黄氏、魏氏、惠来郑氏、方氏,海阳(潮安)丘氏等等,无不迁自莆田。《翁尚书墓志铭》载,翁万达之“先世居闽之莆田,有名雄者,徙潮鉈江里之举登村”,传至翁万达已是第七代。可见这位明代兵部尚书的祖籍也应是福建莆田,潮州仙都林氏的族谱上也明载着明代状元林大钦的先世同样迁自福建莆田。此外,唐宋潮州八贤的卢侗、张夔、刘允等,先世都是迁自莆田。力扶南明残局,最后献出了自己生命的郭之奇,其先世也是莆田人。清康熙年间的翰林佘志贞,其先世同样由莆田迁潮,创立月浦、渔州等村。开始“福老”人还有新族和旧族之分。旧族指迁自莆田者,新族指迁自漳、泉者,后来才逐渐混为一体,难以辨别。

  在福建定居之后再辗转入潮的中原汉人,追溯渊源,主要是来自河南一带。在时间上可算始于晋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的八王之乱。唐林 《闽中记》就有“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避难入闽”。今福州又称晋安,泉州又称晋江,都由晋时南迁而得名。此后,隋、唐、南宋末年,也都有不少或以迁谪、仕宦占籍,或因避战乱逃荒而源源南来的中原士民。如薛侃的先世人闽之前为河南光州固始县人。唐玄宗年间,薛播任泉州刺史,后任晋江刺史而落籍福建。王大宝的先世闽王王审知,也是固始县人。唐末黄巢起义后,屠人王绪攻陷光州,王审邮、王审知兄弟随长兄王潮(固始县佐)几经转战而入闽。同时由固始入闽的还有潮汕望族庄氏的入闽始祖庄森。又如宋末丞相郑清芝,世居莆田,其先也为固始人。因其侄郑虎臣在漳州杀死奸相贾似道,皇上命郑清芝到闽南查案。郑虎臣自杀,四个儿子南逃避难。大子居饶平坂上村,二子居澄海程洋岗,三子居潮安里洋,四子居揭阳焦塘。郑清芝未能回朝复命,也随大侄孙隐居于坂上村。潮汕著姓陈氏,皆标榜为“颍川旧家”,说明也迁自河南。颍川始祖为东汉太邱长陈实,入潮始祖为宋末琼州太守陈懋基。元、明、清三代,南下的中原汉人为数更多。他们当中的部份人在福建或居数世,或短暂驻足,然后南迁徙居潮汕各地,并沿海岸线至海丰、惠阳、东莞,甚至直达雷州、海口。儋县天后宫,清初为福建会馆,可见“福老”人徙居海南岛,远在明代以前。

  当然,秦、汉时中原士民已经开始迁住潮汕。除前述秦时的史禄屯戌士兵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有汉时的余善攻越士兵。据史载,汉武帝元鼎五年,余善从闽南以8000兵士随楼船将军击吕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理由而屯住揭阳。这是中原汉人经由福建从海路入潮的最早记载。其可信程度,也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或日,余善所率士兵,只能说是基本汉化了的闽越人。但这支军队屯住潮汕而成潮民,应是可信的。不过,真正大量入主潮汕的中原旧族,还是此后由闽辗转入潮的“福老”人。从隋唐开始,“福老”人就越来越成为潮汕人的主干。

              九、“河老”考异

  除"福佬"外,潮汕汉族先民另一主干是“河佬”人。

  何谓“河佬”?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漳 人与虞、汀、潮、循接壤杂处”,“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卒始也”。这就是说“河老”人是直接由河南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始自唐初到潮、泉一带平“蛮僚”之乱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其所带将卒。50年代出版的潮汕《新字典》、香港广泰书局印行的《潮汕新字典》都取顾炎武的说法来注释“河佬”。

  饶宗颐先生在40年代主编《潮州志》的时候,对“河佬”人进行过一番考证,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河佬”的确是指直接(即不经由福建)来自中原一带的士民,也的确是始自陈政、陈元光父子及其将卒之入潮定居。但是,他认为所谓“河佬”并非“河南佬”,而是“河东佬”。饶宗颐的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据记载,陈氏当年所带将卒共有二批,首批为陈政率领的5600名的府兵;第二批为陈敏、陈敷(陈政的二位兄长),所带援兵军校共计58姓。这就成为中原的旧族继秦朝谪戌和西汉余善所带8000兵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入潮定居。所以,将陈氏及其部众视为潮地汉人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是没错的。但是,陈氏及其部众主要是河东人,而不是河南人,如陈氏本身就是河东人氏。河南《光州志》说元光为光州人,那是牵强之说。唐时光州不属河南,而属淮南。如果元光是光州人,为什么不称“淮老”呢?《揭阳县志》说元光“先世家颖川”,不悉何据;“先世”一词,也十分含糊。其实,早在唐朝时,林宝就在其所编的《元和姓纂》中载明:“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此后,宋朝朱翌《威惠庙记》也说:“陈元光,河东人。”

  那么,河东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黄河河套以东的山西省。这在《辞海》、《辞源》里面都有明确的解释。如《辞海》的“河东”条说:“河东战国、秦、汉时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唐以后泛指今山西省”。《潮汕新字典》等字书将“河佬”人释为来自河南东部,应是对“河东”一词的曲解。

  此外,《漳州志》的陈政本传,还谈到陈政屯兵云霄,曾渡绥安溪。其母魏氏夫人捧清水而饮,深情地说:“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潮州大巷的《陈氏族谱》也谈及陈政在唐太宗时,曾率领五万精兵,攻取霍邑、临汾等地。上述上党、霍邑、临汾都属山西,足见陈氏父子与山西关系的密切,正是其为山西人的有力佐证。

  根据唐朝就近征发,战时为兵,平时务农的府兵制,陈氏所率将卒,无疑也多为山西人。如陈政的副将许陶与陈元光的副将许天正父子,就是山西太原人。许氏族谱虽有“望出汝南”之说,但温廷敬已在《许申传》注解中指出:汝南许氏自许邵、许慎之后,已无所闻,仅存唯有太原一支。又据考证,许陶之父许克华,曾助李世民征讨临汾等地。可见,至迟在许天正的祖父辈,许氏即已定居山西了。近年,有专家认为,陈政、陈元光父子之部众不可能远自河东一带,万里迢迢,浩浩荡荡地带到闽南、粤东,因而疑为是就地招募之兵。 但考诸历代用兵,均是如此,秦、汉的伏波、楼船之师,就是例证。而且,唐初潮州一带人口稀少,充其量也不外4000多户,根本不可能招募到那么一支陈氏 大部队。即便为就地招募部分队伍,也应是以河东人为主体的中原移民。

  唐代由河东入潮者,还不止是陈政、陈元光之将卒。如释维俨,本河东绛县人,抵潮阳西山师事惠照。东津刘氏,也世居河东,于唐末迁居于潮。

  正由于山西人曾经大量徙居闽南和潮汕一带,所以山西方言与闽南方言多有相通之处。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潮汕的特殊声b、g二音,就是出自mb,ng;mb,ng二音仅见于山西的归化、太谷、文水、兴县、平阳等地。这也可证明陈氏及其部将主要来自山西一省。

  但这并不是说,“河佬”人之中没有河南人,陈政、陈元光的部众就当有不少河南人。所以,确切地说,“河佬”应是直接由中原入潮定居的河东(即山西)人以及河南人的统称;更不是说,入潮定居的“中州之民”没有河南人。如上面所述“福佬”一系就以来自河南为多。由于唐代而后,潮汕汉人多迁自福建,所以河老一词也就逐渐混一于福佬了。

            十、勤俭重学的客家人

  客家人与福老人一样,都是从中原辗转南下的汉族人。西晋末年五胡之乱,逼使中原汉人避难南徙,流离失籍,不得不托庇于大姓豪族门下,被称为佃客、浮客,意即没有独立户籍的浮寄户,有如当今的流动人口。东晋元帝时,因失籍托庇的增多,便诏以“给客”制度。唐宋时,簿籍上渐出现“客户”一词。然尚属广义称谓,非纯为今之客家民系专称。在长期的辗转迁徙过程中,这些客户逐渐形成一系,在语言特征与风俗习惯上,显然有别于当地上著和别的汉人系别。于是客家一词才广被应用,成为固定称谓。

  客家人和潮汕人,或曰福老人虽同为中原南迁的汉人,但是由于迁徙路途相异,时间也先后不同,所以形成两系。从迁徙路线说,潮汕人主要由福建南部沿海岸线南移,故也称海系;客家人则多由江西和福建西南部山区向闽粤山地散布,故也称陆系。

  在时间上,客家人入粤,也比潮汕人来得迟。客家南迁,最早的可追溯至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在大埔、梅县一带的五个“流人营”。时东晋王朝将东官郡分出义安郡,下辖六县,其中的义招县就是由此五营设立的。唐朝开元年间唐循忠在潮、虔、福间查检到三千余户“避役之民”,因而奏置汀州。这被认为是闽南、粤东的“客家之祖”。实际上,客家人大量南迁还要迟至北宋。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口时,还没有主客户之分。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户口,潮州还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367户。而据《元丰九域志》所载,仅仅将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即已剧增至6548户,潮州客户更多达17770户。可见客家人的大量进入潮梅地区,当在宋代以后,无疑比潮汕人迟了一大步。客家之称 ,正是由此而来。当客家人大量入南迁之时,福老人早已入主潮汕多时。潮汕地区的平川沃土,以及水陆交通要塞,大多已为福老人所占据,所以姗姗来迟的客家人,不得不在潮汕的纵深地带,直至整个兴梅山区的穷山僻壤之中,艰苦奋斗,开发山区,建设山城。

  关于客家人的形成时期,向来多依据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等著述,认定客家始自东晋汉人南迁,五代宋初形成。而近年有的专家则考定宋元年间客家入粤之前,生活在汀赣一带的客家人也不外是四五万人,所以认为客家应是在南宋之后才形成。迁入的时期主要也在南宋,而且人数并不很多,其民系的形成应是加进了大量的南方民 这一结论应是可信的。为此,客家人不但对潮汕人来说是“客”。而对于早已定居在山区地带的畲族来说,也是迟来了一步的“客”。在山区,客、畲接触频繁,加以山川间阻,礼俗语言不易变化,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有特点的一系,而绝然迥异于本是同为中原后裔的潮汕人了。徐松石先生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岭南各部族都有他们的特长。潮属人民刻苦耐劳,富冒险性。客家人民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确恰到好处地说中了潮汕人和客家人的不同特点。

  在封建社会里,不同民族的团结相处确非易事。客家人进入粤东山区之后,一开始就碰到了素以“强悍”见称的畲民,免不了有所争斗。山区畲民以盘、雷、蓝、第、赖为巨姓,客家人视为“五姓贼人”,甚至诅咒之“番刀自斩,番火自烧”,可见仇妒之深。畲族虽一度人数众多,但终因文化远不如来自中原的“勤俭重学,富团结心”的客家人,所以渐为客家所汉化。至明代初年,程乡由于畲民锐减,所以已没设置畲官,而潮州尚设畲官。可见,畲民在客家山区的汉化过程要比在潮州地区快得多。如前所述,凤凰山区的畲语近于客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于长期交错转徙,客家人与潮汕人在潮梅各地互为杂处,也逐渐混同了。据解放前的统计,梅、潮一带,只有大埔纯客家县,澄海纯福老县,所谓"大埔无福,澄海无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余潮梅各县,则都有福、客杂处的情况。

  作者简介:黄赞发,1941年4月出生,广东汕头市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汕头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广东汕头大学党委书记。长期从事诗词创作和文史研究,并担任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汕头市岭南诗社社长,广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常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诗文作品,199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潮水情》诗词集,2003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诗晖印影一邹临风刻黄赞发诗词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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