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蒙,汉朝人,汉武帝时为番阳令,建元六年(前135年)封唐蒙为中郎将,率一千汉军,带一万民夫,出使南越,沿泸州、赤水、习水进入夜郎(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见到夜郎侯竹多同,厚赐其财物,晓喻大汉“威德”,遂置犍为郡(治棘道),士卒筑路者多死,逃亡者受军治惩治。唐蒙途中在番禺(今广州)饮“枸酱”(即后来的茅台)酒觉味绝美,回到长安后,问于蜀商,蜀商说“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于是取枸酱献于汉武帝,汉武帝以“甘美之”来赞叹,视为珍奇,当时即为贡品。清代诗人陈熙晋写道:“尤物移人付酒怀,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习部来。”
唐蒙还著有《博物记》一书。明代文学家杨慎字升庵(1488年~1559年)所著《丹铅总录》卷十一称,“汉有《博物记》,非张华《博物志》也。周公谨(注:宋周密)云,不知谁作。考《後汉书》注,始知《博物记》为唐蒙作”。《博物记》多采晋以前典籍中的材料,其内容包罗万象,有山川地理知识,有历史人物传说,有奇草异木,也有珍禽怪兽,还有神仙方术,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资料。在解释社会和自然现象方面,引入了当时已基本完善的阴阳五行学说。后人著述多所引用《博物记》之内容,刘昭《续汉志注·律历志》引《博物记》一条,《舆服志》引《博物记》一条,《五行志》引《博物记》二条,《郡国志》引《博物记》二十九条。《齐东野语》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条,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博物记》四条、《魏志·凉茂传》引《博物记》一条。
历史上关于《博物记》与《博物志》是否为一书,争议颇多。据四库总目称:“今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博物记》四条,又于《魏志·凉茂传》中引《博物记》一条,灼然二书,更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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