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屏

彭家屏  字乐君，河南夏邑(今商丘市夏邑县)人。清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公元1721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外授直隶清河道。三迁至江西布政使。移任云南，再移任江苏。以病请罢。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春，高宗南巡，家屏到徐州道上迎谒。高宗问起年岁收成。家屏奏道：“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自严重。”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来朝行在，高宗就以家屏的话责问他。他还是讲收成九分，水未成灾。高宗命他同家屏一起前往勘查，又以此事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师载奏答和家屏说的一样。高宗认为师载笃实，说的应当不欺诳，饬令图尔炳阿秉公勘奏，毋再要回护。高宗到徐州，见饥民困苦情状，因思念夏邑、永城境壤相接，被灾情状也应当相同。就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视察。高宗从江南北还京师，在徐州出发时，夏邑民人张钦拦路上言知县官吏讳灾。于是申命图尔炳阿详细勘查。驻邹县时，夏邑民人刘元德又上诉县吏施赈  不实。高宗不高兴了，追问他由谁主使前来。元德只好举出诸生段昌绪。高宗命令侍卫成林监视元德回到夏邑按察此事。而观音保返还，回奏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水灾很重，积水已久，田不可耕种。灾民鬻卖子女，一人不过值钱二三百文。观音保收带了二个灾民的儿子，把他们的卖身券呈上。高宗见了面容变色，下诏列举此事，说：“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能相顾至此，事情不忍心说。”因此罢免图尔炳阿，发戍乌里雅苏台，各县吏都因此得罪处分。

    成林到夏邑，与知县孙默召昌绪。他不来。就前往他家抓他。在他的卧室得到传抄的吴三桂反清檄文，以此上报高宗。高宗于是震怒，宽免图尔炳阿遣戍及各县吏的罪状，命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覆按审理此案。召家屏到京师，问他家里有没有传抄的三桂檄文及其他禁书。家屏讲他没见过传檄，家里有几种明季野史：《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已是家屏翻刻本，但家屏序很尊崇清朝)、《酌中志》、《南迁录》等，记载天启、崇祯年间政事，未曾检查过。高宗责备他此辞遁托，命令将他夺职，下刑部审问，派侍卫三泰前往夏邑按验。家屏儿子传笏担心得罪，焚烧了家里的书籍，只剩下《豫变纪略》。高宗命令逮捕昌绪、传笏下刑部治罪。结果诛杀昌绪，家屏、传笏也判处斩监候，籍没其家，把他家的田分给贫民。图尔炳阿又呈上家屏族谱，谱号《大彭统记》，凡是皇帝御名都直书不缺笔。很明显，他既在报怨，又希图邀宠免罪。高宗见此更加发怒，谴责家屏狂悖无君，立即让他在狱中自尽。秋谳时，刑部人报传笏的实情，高宗以为这是子为父隐，宽免他的死刑。高宗已经严惩家屏等人，便把图尔炳阿召回京师，逮捕孙默下刑部治罪。任命观音保以通判出知夏邑，还特下手诏告诫他说：“刁顽既除，良懦可悯。应当善为抚绥，毋使灾民流离失所了。”

    彭家屏因迎驾讲到家乡的水灾实情，触及地方官员隐灾不报，吏治腐败的现状，这正是乾隆南巡想要知道和严惩的事，也是家屏有功于家乡百姓的地方。但是，在清理吏治的过程中，高宗在无意中牵出了当朝秀才收藏的传抄吴三桂反清檄文，就将办案转变了方向，暂时放下吏治问题，宽免了隐灾的大小官员，重点放到与反清意识相关的政治文字狱上。家屏收藏明末野史书和族谱中的犯忌直接导致了自身和家庭的悲剧，但它和段昌绪案的性质完全不同，属于乾隆帝痛恨高官不听禁令、烧毁禁书，赤裸裸地向文字挑剔、拿文人开刀的文化文字狱。后来高宗宽免传笏，照旧让图尔炳阿充军乌里雅苏台，更换夏邑知县，都证明家屏成为高宗在恼羞成怒心态下速死的牺牲品。

著名明清史家孟森专门排比资料，撰写《彭家屏收藏明季野史案》，载在《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讨论其中曲直。

【摘自：中国史学会重点项目 《彭姓卷--中华姓氏谱—彭》吴建华编著 李学勤主编

现代出版社 华艺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固安印刷厂】

彭家屏  字乐君，河南夏邑人。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秋，参加乡试，中丁酉科头名举人(解元)；康熙六十年(今元1721年)，进京应考，通过殿试高中二甲，钦赐进士出身。初授刑部湖广司主事(正六品)，后历任陕西迸监察御史(从五品)，顺天府君(从四品)，浙江盐法道(正四品)，湖南按察使(正三品)，署江苏、云南、江西巡抚，江西布政使(从二品升正二品)。政绩显着，官运亨通。雍政年间，与大学士鄂尔泰(中堂)有过节，直至乾隆时一直不能沟通，乾隆对此非常反感。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皇上召彭家屏进京而询政事，江苏布政使一职的遗缺由他人顶补。为官多年的彭家屏心里很明白乾隆的用意，因而以病告归，返回原籍河南夏邑隐居养老。后来，因有人诬告家藏反书，被乾隆所杀。

彭家屏: 字乐君，河南夏邑人。构云公八世孙。

史部·清史稿（下）·列传一百二十五记载：彭家屏，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雍正九年(1731年)外授直隶清河道。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江西布政使。乾隆十六年任云南布政使，后再迁江苏布政使。以病乞罢。因勤政而蒙冤。

乾隆三年（1738年）得到乾隆引见，乾隆对彭家屏的硃批是“聪明，解事，此中未可信，曾询以若用之以正，将来有出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高宗南巡，家屏迎谒。上谘岁事，家屏奏：“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朝行在，上以家屏语诘之，犹言水未为灾，上命偕家屏往勘；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师载奏如家屏言，上谓师载笃实，语当不诳，饬图尔炳阿秉公勘奏，毋更回护。上幸徐州，见饥民困苦状，念夏邑、永城壤相接，被灾状亦当同；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往视。上北还，发徐州，夏邑民张钦遮道言县吏讳灾，上申命图尔炳阿详勘。次邹县，夏邑民刘元德复诉县吏施赈不实，上不怿，诘主使，元德举诸生段昌绪，命侍卫成林监元德还夏邑按其事；而观音保还奏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灾甚重，积水久，田不可耕；灾民鬻子女，人不过钱二三百，观音保收灾民子二，以其券呈上。上为动容，诏举其事，谓：“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事不忍言。”因夺图尔炳阿职，戍乌里雅苏台，诸县吏皆坐罪。

成林至夏邑，与知县孙默召昌绪不至，捕诸家，於卧室得传钞吴三桂檄，以闻上。上遂怒，贷图尔炳阿遣戍及诸县吏罪，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覆按。召家屏诣京师，问其家有无吴三桂传钞檄及他禁书。家屏言有明季野史数种，未尝检阅，上责其辞遁，命夺职下刑部，使侍卫三泰按验。家屏子传笏虑得罪，焚其书，命逮昌绪、传笏下刑部，诛昌绪，家屏、传笏亦坐斩，籍其家，分田予贫民。图尔炳阿又以家屏族谱上，谱号大彭统记，御名皆直书不缺笔。上益怒，责家屏狂悖无君，即狱中赐自尽。秋谳，刑部入传笏情实，上以子为父隐，贷其死。上既谴家屏等，召图尔炳阿还京师，逮默下刑部，命观音保以通判知夏邑。手诏戒敕，谓：“刁顽既除，良懦可悯。当善为抚绥，毋俾灾民失所也。

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河南夏邑乡绅彭家屏以病告家居，前往山东迎驾时向乾隆面奏，反映家乡所在地——豫西灾情严重、去年河南数处被灾，河南巡抚满官图尔炳阿匿而不报。乾隆帝查询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得知夏邑被灾甚重。二月，命图尔炳阿亲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视民瘼”，“存心回护”。

四月间，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后有夏邑居民张钦、刘元德陈诉，被灾散赈不实。乾隆帝以为“有刁徒从中主使”，刘元德供出生员段昌绪曾商同具词。图尔炳阿命夏邑知县孙默查拿段昌绪，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乱檄文一纸，“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帝命图尔炳阿继续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师面询。彭家屏奏称并未见过吴檄，只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尝检阅。乾隆帝命侍卫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记载李自成事的刻本《豫变纪略》一书（彭家屏有序）。图尔炳阿又奏称彭氏族谱题署“大彭统纪”，“甚属狂妄”，查取进呈。乾隆帝指责彭氏族谱称彭氏得姓本于黄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责谱中万历年号“历”字不避讳缺笔（乾隆帝名弘历），“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容。” 乾隆便觉得彭家屏干预地方政务、沽名钓誉、未将聪明“用之以正”。虽然彭家屏所反映的情况被证明属实，但乾隆最终还是以私藏南明野史的罪名把“聪明，解事” 的彭家屏处死，（俱见《高宗实录》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赐彭家屏自尽，将段昌绪斩决，彭家屏子传笏斩监候，没收家产入官。图尔炳阿和孙默查办此案“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俱免革职，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灾，满官匿而不报，经查核属实。乾隆帝虽然不得不下谕斥责，却又以文字之罪转而严惩了揭发此事的乡绅和文士。讳言疾患，粉饰升平，乃是乾隆朝习见的现象。但乡民控告封疆大吏，却被乾隆帝认为是“此风不可长”。乾隆帝亲自处置此案，意在回护满洲大员，镇压汉人士民的反抗。

乾隆冤杀彭家屏

彭家屏，字乐君，号青原，河山夏邑人。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秋，参加乡试，中丁酉科头名举人(解元)；康熙六十年(今元1721年)，进京应考，通过殿试高中黄榜赐进士出身。初授刑部湖广司主事(正六品)，后历任陕西迸监察御史(从五品)，顺天府君(从四品)，浙江盐法道(正四品)，湖南按察使(正三品)，署江苏、云南、江西巡抚，江西布政使(从二品升正二品)。政绩显着，官运亨通。雍政年间，与大学士鄂尔泰(中堂)有过节，直至乾隆时一直不能沟通，乾隆对此非常反感。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年)，皇上召彭家屏进京面询政事，江苏布政使一职的遗缺由他人顶补。为官多年的彭家屏心里很明白乾隆的用意，因而以病告归，返回原籍河南夏邑隐居养老。

    乾降二十一年秋，苏、鲁、豫毗邻地区发生特大水灾，灾民啼饥号寒，流离失所，一片凄凉景象。

    第二年初春，乾降皇帝第二次下江南，途经苏北、鲁南地区时，特别破例给受灾州、具增加数月的赈济。然而，水灾最重的豫西各县却没有普沾恩泽(这倒不是乾降有意疏忽，而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未将严重灾情如实禀明乾隆)。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肝义胆之士开始暗中串连，准备在皇上南巡过境时遮道诉苦。不少乡绅也对州县衙门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了解真情，解民于倒悬。作为豫西夏邑县人的彭家屏，见灾情日愈严重，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遍地冻俄横尸，心如刀绞，决心乘觐见南巡皇帝之机，剀切陈情，为家乡百姓做件好事。

    正月底，彭家屏以在籍二品大员的身份前往山东接驾，恰逢皇上询问地方情况，彭家屏就如实地讲了豫西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县的灾情，而以夏邑为最重，灾民卖儿鬻女，四处逃荒，甚至欲有铤而走险者，巡抚图勒炳阿隐匿灾情，实有不可推卸之责。

    乾隆听了彭家屏的陈奏，心中颇为不快，这一是因为他对臣子揭露太平盛世下的弊窦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二是他对彭家屏存有偏见，认为彭身为缙绅，有心邀誉乡里，难免言之过甚，但由于没有查清事情真伪，乾隆不便发作。

    过了两天，图勒炳阿前来朝见，乾隆问询豫西灾情，这位巡抚矢口否认夏邑等县有灾。乾隆帝就让图勒炳阿带着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访，表示要公正处理他们之间的互讦一事。

    不久，乾隆皇帝便了解了实情，圣驾行抵济宁时，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全面奏报去秋水灾。特别提到“惟夏邑被灾独重”。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乾隆是相信的。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对此一无所知，二月初他把勘查结果禀明乾隆，依然隐瞒实情，他说，去年雨水确实过多，但高梁仍有几分收成，豆谷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如今只要开仓平粜，便无需救济。乾隆明白他在说谎，但自己又偏偏愿意听这些粉饰之语，思虑再三，最后于图勒炳阿的奏折上朱批：“你终不免有文过之意，今后须改过，再如此不恕矣。”一番温和的由斥后，乾隆又让他查明受灾地亩，给赈一月。然而事后，图勒炳阿及其下属并未切实照旨办事，以安抚嗷嗷侍哺的饥民，致使日后波澜再起。

在铁的事实面前，乾隆有点左右为难；故息图勒炳阿、孙默等人，势必造成吏治废驰，于国本不利；而严惩图勒炳阿之辈，又会助长百姓不服地方官长，动辄越级上控的刁风，于统治秩序的危害更为严重。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权衡，乾隆最后决定官民双方各打五十大扳。四月十八日当天乾隆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两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隐匿灾情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县的百姓；巡抚、知县的革职，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控。彭家屏令就近回家，以后不得以乡神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震东交山东巡抚从严究办。

事情至此应该进入了局了，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偏不如人意。

    同年四月，图勒炳阿、孙默等，又暗中指使娄罗们奏报，在段昌绪寝室搜查到反清檄文的抄本。乾隆闻奏后，坚决马上调整策略，把打击对象集中到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政治异己势力上来。故，立即降旨图勒炳阿等一干人犯，一律不用革职。图勒炳阿仍留河南巡抚之任；其它全部官复原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会同河南巡抚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此外，乾降还莫名其妙地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搜查是否也有“伪檄”。他的理由是：“段昌绪既有此书，传抄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恐亦不能保其必无。”从这些言辞的背后，不难看出乾隆深疑彭家屏与段昌绪乃一丘之貉，都是从汉人反满的立场出发，借地方官的失误，来煽动乡民闹事。而段、彭相比，彭的影响力当然远远超过段，所以乾隆更重视彭(一贯都有成见，特别是赈灾一事使他左右为难，肯定耿耿于怀了)。离开德州后，乾隆又陆续颁发谕旨，命彭家屏进京听候讯问，并派三泰、苏勒德作为钦差大员驰赴夏邑彭家，严密查抄一切书籍文字。

    乾隆帝于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第二天即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以戴罪之身亦奉谕参加。乾降首先向大臣们介绍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过程，夸耀自体恤民情，爱护百姓的一番圣意，以及在处理图勒炳阿、彭家屏、孙默等人时，秉正公允的态度。接下来，便开始质问彭家屏：

    问：“朕是恩侍你：?还是不恩侍你?”

    答：“皇上大公，非为臣一人。”

    很清楚，彭家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帝从江山社稷出发，对任何一位臣子都无私情。这话若在别的场合，自然没有问题。但此时出於彭家屏之口，便使乾隆认为他心怀抵触，毫不感恩，所以质问的语气也就越来越严厉．

    问：“你家必定藏有伪檄，如能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

    答：“我家并无藏有伪檄，只有明末野史数种，存留未烧，但臣确实不曾阅看。”

    乾隆追问：“既然说未看，你如何知道其不当存?留天下岂有只见一书之名目，而就能了解其为何种书吗？家有藏书，当然难以阅遍，但既知道为不当存留之书，而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

    在咄咄逼人的词锋下，彭家屏自知厄运当头，心想，须罪于你，  何愁无词?只好自认有罪，听天由命了。实际家中所藏之书，那个汉臣家小没有?据他供称的书是：《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乾降随即降旨：彭家屏革职拿问，俟方观承等查奏到日，审明按律治罪。

    方观承的奏折到了，但他并没有像乾止所期望的那样，把彭家屏收藏的伪檄或明未野史的事查得水落石出。乾降认为方观承没有祥究逆书的实迹，却专凭供称有存明书和刘元德一面之辞，来定彭家屏的罪，乃是轻重倒置。於是，特命军机大臣传谕方观承要把查案重点放在藏书上。

    其实，方观承自奉旨赴旨办彭案以后，一直很卖力。加上图勒炳阿在一傍纵火，曾多次亲自到彭家搜查，但却一直搜不出什么“伪檄”或明末野史，就连内容稍有忌讳的文字都见不着。无奈才将刘元德诉彭家屏之侄彭型得列彭家屏的传活，曾预先烧书的呈控，回奏乾隆，定彭家屏之罪。方观承接到乾隆圣旨，立即将彭家屏之子彭传笏等人隔离看守，进行分别迫审，并明示所追之书都是彭家屏在京亲供，如再坚执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在严刑下，彭传笏自认四月十六日，将明末野史手抄本，概行焚毁。当时家父在外，不知此事。方观承立即拟折奏报，乾隆皇传旨，将彭传笏等押解来京，交部严审。

    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乾隆帝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仕笏亦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家财产除酌留瞻养家口外，其余充公。

    彭家屏父子被判重刑的原因是他们收藏明未野史，那么，彭家的几本明未野史果真定大逆不道之书吗？事实上，《日本乞师汜》、《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议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之词。至於《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即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之事，更与清人无干。虽然彭家屏所藏的上述书籍被烧毁了，但它们在当时并不难找到。可乾隆皇帝没有调阅这些书籍，只是凭空臆断其中必有“诋毁悖逆之词”，甚至还说彭家屏极有可能敌视清人的“批阅污点”，这就更加冤枉彭家屏了。因为彭家屏曾於乾隆八年为《豫变纪略》写过—篇序文，其中有：“叹当时之丧乱，幸今日之太平”等语，足以证明他是忠於清延的。乾隆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重治彭家屏，其用心昭然，这就是要杀一儆百，震摄汉族臣民。如此以来，彭家屏的冤狱还不能最终了结。

    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了置彭家屏父子於死地，在他搜查时，清到的一本族谱大作文章，奏称彭家屏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家屏提供了借口。乾隆认为《大彭统记》的问题非常严重；彭家屏申辨说，“大彭”得姓之始，本於黄帝，其意何在?以《大彭统记》命名，这“大彭”与历朝国号如“大明”、“大清”等有什么区别?该族谱遇本朝皇帝御名皆不缺笔，“其心实不可问”!最后，彭家屏被赐令即刻自尽。

彭家屏被冤杀，而乾隆自处死彭家屏后，却没有感到宽慰。留存於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要筹划一种良策，将所有可能碍於清廷统治的书籍统通销毁，可谓用心良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