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吉虎

彭吉虎，1938年9月1日出生在重庆，幼年曾在一所教会小学读书，1955年从成都石室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微波电真空器件与物理研究，曾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只周期永磁聚焦宽频带微波功率放大管的研制。

　　1979年新年前夕，彭吉虎飞赴美国。那一年，他40岁。

　　两年后，彭吉虎从美国回国，成为改革开放史上最早的中国“海归”之一。彭吉虎说：“30年前，我见证中国的开放；归国以来，我投身中国的发展。”

　　

　　感慨促成的“转换”

　　“文革”中，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分散搬迁到四川绵阳。“当我得知学校将举行首批出国留学人员选拔考试的消息，只剩下3天准备时间了。”彭吉虎感慨地说：“那时如果有今天的通信手段，该多好。”

　　感慨促成了“转换”。彭吉虎深感通信手段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过去自己对微波领域的研究已难以适应今后发展的需求，到美国后，他立即将自己的研究课题由微波通信转向光电子及光纤通信。

　　初到美国的生活充满感慨。彭吉虎来到华盛顿一个月后，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夫人设宴招待邓小平夫人卓琳，赴美学者应邀参加。

　　“我们50人来到宴会厅，脱下外套，西装革履的侍者把我们的外套整整挂满了一面墙。当宴会结束，侍者要把外套递给我们时，尴尬发生了……”彭吉虎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外套一种式样、相同颜色，分辨不出每件外套的主人。

　　没办法的侍者只好把外套全都抱出来，由学者们自己辨认。“我算有点心，先就在外套的商标处写上姓名，很快找到自己的。可大部分同伴无法辨认，‘张冠李戴’的很多。”彭吉虎教授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至今不能忘记的尴尬，让彭吉虎明白了“再好的科研成果也要通过市场创立自己的品牌”,“千篇一律”是没有出路的。彭吉虎在进修时，开始注意美国人十分擅长的本事——科研成果的商业开发。1980年10月，他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光学学会年会上宣读论文《计算机通信用的集成光波导开关阵列》，不仅受到美国学术界好评，也引起了企业界的关注。

　　比较带来的“骄傲”

　　1981年初，彭吉虎完成在美国两年的进修后回国。“我们当年‘出海’，‘海归’，然后创业，都是为了祖国的发展。”

　　回国后，彭吉虎教授在清华大学建立了集成光学及光纤通信研究实验室。国家科技攻关规划、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彭吉虎参与了十多项国家重要的科研项目。但他说，我身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心却在中国的光电子及光纤通信市场。

　　和彭吉虎交谈，谈得最多的不是他的专业，而是“市场”。彭吉虎说：“科研选题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研成果一定要体现市场效益，这也是我在美国的进修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上世纪80年代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着手研发光纤通信的应用项目，彭吉虎多次南下武汉。1993年6月，国内第一条12芯国家一级架空光缆通信干线“京汉广光缆通信”建成投入使用。“我在武汉给北京的老伴打电话，电话一下就拨通了。”彭吉虎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大家的心血终于有了回报……”

　　由于潜在的市场效益和发展前景，1996年，彭吉虎的科研项目作为“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受到原国家科委、计委以及财政部的联合表彰。

　　1996年12月，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创建了“产学研”结合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彭吉虎当即南下深圳。“因为这里更贴近市场、科研成果能够更直接地接受市场检验。”

　　急迫引发的“规矩”

　　南下深圳的彭吉虎，担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科技与教育委员会主任，先后创办了电子设计自动化实验室以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深圳市科技局接到我创办电子实验室、进行电子集成电路研发的报告后，连连催促我加快进程。”彭吉虎教授说：“在台湾的一次考察中，我从许多台商的交谈中也看到了这种急迫。”

　　彭吉虎从“急迫”中感觉到，企业急需研发成果和人才，研发成果和人才也只有在企业才能实现价值、放大价值。

　　在深圳，彭吉虎与企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同时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定下了不成文的“规矩”：工作站的服务对象是最缺乏产品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研究项目主要直接来源于企业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工作站采用企业运作模式，博士后个人收益与研究成果产生的经济效益挂钩。

　　彭吉虎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研究课题“不仅要有科学意义、更要有实用价值，要找到‘市场真正的兴奋点’”。

　　自2002年3月8日正式设站以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先后招收了48名博士后，不仅研发出一批极具市场潜力的研究项目，22名出站的博士后或是进入企业，或是成立自己的企业自主创业。

　　彭吉虎最满意的是：“围绕着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聚集了一批长期合作的企业群体。”

　　通过市场、通过企业，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目前已成为深圳规模最大、最具知名度和竞争力的博士后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