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履祥

近代著名医家彭履祥，涉迹医林已有五十八年，多多少少有些成功经验。一路曲径多歧、碰壁受挫也多，因此常得到启发，偶尔竟有一鳞半爪的心得体会。为了共同探讨如何学习中医的问题，不揣浅陋，谈谈个人的认识，以期能给后学之人更多启示。

    五十春秋溯旧踪

    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中医家庭，祖父、叔父、舅父、岳父都是中医。在族亲的影响下，对济世活人的医学，逐渐产生了爱好。但在他尚未开始学医时，祖父、叔父相继去世，两年之间，全家七口，相继病死者五人。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使他二十岁时毅然放弃私塾教育工作，立志学医。所幸，舅父徐立三是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名重乡邑的老中医，念在他志诚心切，允于从学。但命他先读医书十年，而不必急于临床，并开列了一大堆必读经典及应济鉴的医籍书目。从此，他一面奔波于生活，一面拚命苦读硬背。开始一段，越读越糊涂，常被一些名词要语难住。由于当时参考书籍有限，很多内容只能囫囵吞下。五年过去了，熟读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原著，同时读了一些名家注释，如张志聪《灵素节要》，张世贤《图注难经》，尤怡《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柯琴《伤寒来苏集》，陈修园《伤寒论浅注》、《长沙方论》、《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论》等，其他如《涉湖脉学》、《医门法律》、《医方集解》、《金匮翼》、《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张氏医通》、《医宗金鉴》、《时方妙用》、《时方歌括》等也都涉猎过。后来，逐渐掌握了较为系统的中医学基本知识，对许多初读未能理解的内容，也逐步加深了理解。老师提前同意他进入临床学习。在他开始接触病人时，感到无从入手，实际病证，与书本难以对号，似是而非，不易抓住纲领，更难彼此鉴别。辨证立法，遗方用药，亦无定准，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老师知道的东西，自己有许多不知道，这就促使他进一步广泛阅读各家论著，涉猎各家医案医话，增加临床知识，提高理论认识和临床实践水平。经过三年随师临证学习，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较大的收益，所读理论渐渐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临床运用也能灵活自如，不再问津无路了。此时才深到以往熟读硬背的大量功夫，并非白费气力。后来马齿徒增，记忆减退之年，读书虽然易于理解，但却难以牢记。相反，早年熟读的理法方药内容，不仅长期不忘，随着反复运用，认识更能不断加深。这种学习方法是其先师所坚持主张的，名曰：“由深出浅法”。他非常反对学医伊始，就上临床，以图速成，或只读一点浅显实用的临床医书，不求深造。他认为，这样学医，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不可能达到以医理精深，临床更难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只能成为不谙医理，学识肤浅的庸医。先师常以其学医经历和所走弯路启发他们：他少年时代从学的第一位老师不主张多书，仅使学生随其应诊配药，理论知识很少讲授，听凭学生自己济鉴选读，随证年余，收效甚微，书读不进去，体会不深，开卷了然，闭卷茫然。第二位老师则主张认真读书，规定背诵，熟读大量古典医籍，花了几年时间，熟读了《内》、《难》、《伤寒》、《金匮》等书。但是这位以研究儒学为主的老师，理论脱离实际，不善于临证医疗所授理论，仅从纸上谈兵，较少临床体会。最后从学的第三位老师，既肯定以往认真读书是正确的途径，又指出博鉴不够，缺乏对脉学、温病学、时病学等方面的学习，尤其缺乏临证运用的技巧训练。这样，继续再读一些有关书籍，并经老师在实践中指点启发，收获就大有长进。先师回忆说，他学医虽有决心，读书也能刻苦，记忆力亦属较强，但若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没有名师指点，仍不能成功。因此，先师在自办医学教育活动中，对几十名学生提出了三条原则性要求：一是要有较高的古文水平；二是先要专心熟读指定的经典和临床医籍，不许过早随师临证；三是临证学习，要求注重理法的活用，不得随意抄录一方一药。对于学生临床中提出的理法方药的不妥之处，他总是一一纠正，并指明理论根据在某书某卷，令去自读，加深体会。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老师从亲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在他门下从学的学生，凡能照此施行，都学得比较成功，确实培养了一批真正懂得中医的人才。再从历史上看，古代许多名医，大多通晓经典医著和系统的中医理论。很多有独创的医家，也正是前人所积累知识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理论与实践截然划分阶段，也有它的缺点，不利于快出人才，而在理论学习阶段，由于选择和鉴别能力较差，必然形成兼收并蓄，浪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学习条件不同了，要求应当提高，理论和实践应恰当结合。尤其临床课的学习，要一面读书，一面临床，收获适应更大，理解就更快。但坚实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有些基础理论，必须反复揣摩，加深体会，甚至死记熟读才行。因为读熟才能深刻体会，领会才能终身不忘。

    涉迹医林无捷径

    大凡一门学问，要想学懂它，精通它，必须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才能达到目的。何况中医学原是文辞古奥，理论精深，是涉及面很广的自然科学，初学者若无坚定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决心，虽有良师益友，也难真正入门。或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或仅获皮毛、技艺平庸。他曾见到，随先师门下从学者，先后不下三、四十人，但学就功成而有作为的却为数不多。我国古代多数医家，他们之所以有成就，并非学习条件如何优越，或者偶逢捷径、一鸣惊人，或者得到什么秘方绝招。相反，他们大多数的条件都不大好，例如，在温病学研究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吴鞠通，是完全靠自己的刻苦钻研而成功的。东汉医家张仲景也并非天生的“医圣”，而是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医学名著。清代名医尤在泾自幼家境贫寒，但由于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奋攻读，终于在医学和文学上达到以了较高的造诣。现在，我们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但要真正升堂入室，必须培养和树立四“心”：

    (一) 民族自尊心 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创的、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一整套医学体系，它的理论是建立在朴素的辨证唯物论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指导思想，以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为其出发点，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学说为其理论核心，以医疗实践为据，以辨证论治为治疗原则，经过数千的的不断实践和总结提高，流传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在中医学特别的部分古代医药学书籍中掺杂了一些糟粕，但这和其他科学一样，不应当特别非议，不能吹毛求疵，更不能以此断定“中医不科学”。解放前，由于反动官僚买办的统治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他们确实曾以此为借口，千方百计扼杀、取缔和消灭中医，在此情况下，他之所以能坚持学下去，并克服种种困难，进成都“四川国医学院”继续深造，正是由于民族自尊心所驱使。当前，保质保量地培养中医人才，建立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医队伍，发掘整理宝贵的中医药学遗产，逐步实现中医现代化，对于我们民族的后裔，特别是年富力强的青中年同道，更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