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尔宁,当时只有二十八岁,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于1940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进入自然科学院。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以把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的感情,在学院墙报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没想到就是这一寓意美好的比喻,却让他成了“特务”。因为,在康生以及那些整人者的眼中,这“向日葵”的“日”竟是心向“日本”,而他又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必然是日特兼国特。于是,给他定案、审查。“审讯的人分为三批,轮流休息、吃饭,而被审的人不能喝水、吃饭、睡觉,甚至喘口气的时间也不给。”
彭尔宁就是这样承认了自己的“帽子”,并成了当时指导这场运动开展的纲领性小册子《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典型。
虽然后来毛泽东同志觉察到整个事态的严重性,立即纠正并当众脱帽鞠躬致歉,彭尔宁仍然不能得到平反;虽然被放了出来,也安排了工作让他生活有出路以示宽大,但仍然顶着“特务分子”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后,他才得以平反。
李维汉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失足者抢救运动”时我们政治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愚蠢的。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此语当如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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