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仁庆

薛继先
评论刁仁庆的小说创作，对于我是一个艰难的话题，因为在我看来，凭着刁仁庆的精神气质，凭着刁仁庆的职业，凭着刁仁庆健硕的体格，这样的题材似乎不应该是由刁仁庆来写作的，可是刁仁庆写了。不仅写了，而且一写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先是《明月照我心》，继之又有了《有雨的季节》，等到新近，在我书桌上又出现一本《40岁的女人》。不用我叙述故事，不用我阐释作品，仅就书名，都可看出这是一组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关于女人和男人情感纠葛的小说，是一组以关注女性生存环境为切入点的小说。当然，刁仁庆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不需要在作品里为女性伸张正义，也不需要为女性争得什么社会地位，实际在他的小说里，女性都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她们对于自己的生存轨迹是十分清醒的，是十分理智的，甚至在有时，女性的理智还有些胜于男性，如郑夫（《明月照我心》）、如杨淑美人（《有雨的季节》）、如东方蓝梅、水溪年华、柯克西（《40岁的女人》），甚或丽丽（《82台阶》）等，可以说她们的理智有时而至到了有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嫌疑。由是我便对刁仁庆有了怀疑，一个身高体宽的堂堂大男人咋就会有了这么一份心境，为读者刻画了这么一些畏缩的男人形象？写了这么一组攻于心计且又不失于女性姣冶婉娩的女性群体呢？还况刁仁庆是一个乡的最高长官呢。鲁枢元曾写有一本叫做《创作心理研究》的书，然在我把它读完，也没能给刁仁庆找到座位。是啊，当一个作家放弃了他的性别局限而站到相对应的性别位置去思考、去审视这一性别的生存状态、心灵世界的时候，他必须要突破性别的局限性，以一个男性的细腻心理窥视出女性的情感变化及其心理特质，写出女性在社会转轨时期的生存境遇、价值选择。于是我走进刁仁庆的小说文本，在对作品人物命运的解读中，探寻到刁仁庆在作品里所要揭示的生活含义。
对于女性话语的写作，历来是作家们的衡常话题，尤其是关注女性生存环境的写作更是我们这个男权社会的作家们所为之深深思考的重点所在。
说句实话，中国时下女性的生存环境确不容乐观。单身母亲的大量出现，城市暗娼的蔓延，贪官和富翁包二奶三奶及至四奶五奶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半公开的社会现象，“合法地”寄生在我们的社会机体中。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忽视这些现象存在的危险性，而以欣赏的态度，以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在文学作品里恣肆宣扬，甚至有的还把这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当作女性解放的标志，作为女性突破性禁锢的一种的觉醒，作为女性的一种自觉的身体享受和个性张扬，而在作品里不惜笔墨、毫无节制地肆意渲染，描写女性的性爱体验。如果说这是男性作家的一种话语霸权，是男性作家性心理的龌龊，那么还有一些新潮的女性作家也在颠覆着自己做人的人格尊严，露骨地展示着自己的性心理、性体验，甚至到了下流的程度，将自己在厕所同外国人苟且的事当作荣幸展示出来。在这些作者的笔下，中国的女性大多都成了性饥渴者，性幻想狂，都在睁着两只大眼寻找一夜性，寻找第三者，希望被男性施虐，被男性强暴。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道理是即简单又复杂的话题。说简单是因为这些作者已经忘掉了自己的责任，丢失了自己的人格，泯灭了自己的良知，为迎合社会上少数人的阴暗的阅读心理，而随心所欲，胡编乱造。说复杂是因为它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市场经济杠杆的引诱作用。诚然，我们不可否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女性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充分得到了解放，以独立的自主意识争取自己真正的生存门成了女性的自觉行为，而主动走向社会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但由于长期以来，女性作为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弱势群体，在走向男性霸权的社会舞台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显然是超出她们可能想象得到的严峻程度。一是激烈的就业竞争是女性深切感受到生存的艰难和不易，有一种无奈的痛苦感；二是面对着处处充满了陷阱的复杂社会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在走进社会后有了被陷阱吞噬的危险感；三是对弥漫着浮躁喧嚣的“熙熙为利而来，攘攘为利而往”的社会现实，有着一种眼花缭乱找不到自我的迷失感。于是有的沉沦，有的堕落，有的消亡，也有的为了争取占有更多的物质利益，在与男性的较量和拼争中，用身体作为物质的交换，获取利益的资本。现在社会上大量的离婚、包二奶、卖淫、女性被拐卖等，都是男性的专利，而被男人们操纵着。在这里，女人没有主动权，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要么是男人在外有了外遇后女性被甩，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生活；要么为了生计，为了赚取钱财，不是卖淫，就是被包，当了他人的二奶或三奶。她们的身体已经不是作为意识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而存在。女性的人格在这物化的操作中完全被异化成可供消费的机械的物质。性工作者一词的出现，其实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具体注释。按照某些社会学家的观点，这是新时期女性的解放。我想，如果这也叫女性解放，那么她们的解放是以丧失其生存权力、生存自由为代价的。因为她们所选择的生活理念、生存方式是被社会所迫而不得不为的一种个人选择。
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男人们作为社会的主角，作用着社会，女人作为社会的从属地位，被男性驱使着，这不仅表现在行为上，也表现在语言上，如现在大量的黄色短信和拿女性所编织的黄色故事，可以说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话语暴力。由此，不能不说到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说白了这是李安通过电影对女性施加的暴力。美其名曰是揭示人性，而它庸俗本质却是在说女人的轻薄和自贱——叫你去色诱，以实现革命目的的，最后被特务所诱，成了被诱者的牺牲品，岂不贱乎？细想这贱有二：一是性贱，轻易就与易上了床，与易发生了性关系，有了几次性关系，就沉迷了，就忘了自己的责任，就有了像“洗了澡”的感觉。二是物贱，如果说李安是在解读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我看不如说他是在对时下物欲横流的女性身体的解读。如果说王佳芝一开始的色诱还有些朦朦胧胧的政治意识，那么在他看到易先生给她买的六克拉的大钻石戒指之后，王佳芝完全被物所诱，“他真的是爱我的”， 而放走了易先生。事实给王佳芝开了个玩笑，在男人是没有爱的。王佳芝以为“他真的是爱我的”，但易先生却毫不手软地杀了她。一个天大的玩笑——王佳芝因六克拉的钻石戒指把自己的命白白搭上。王佳芝死了，易的下人将戒指送给了他，无论是张爱玲或李安，都给我们刻画了一个既有情又有意的易先生，人都死了，要这戒指何用，很用情地将戒指扔了，“这不是我的”。真的吗？我看这是张爱玲、是李安在美化易先生。对于这种美化，于张爱玲我是理解的，因为她毕竟与同易先生有着相同职业的胡兰成有着肌肤之亲，有着性的苟合。而对李安，我就不理解，一个杀人连眼都不眨的日伪汉奸还有什么情可言。凭着易先生的自私，这戒指还会被他拿去又骗了哪个女人也不无可能。也许他真扔了，但这不能说他有情，只能说明他的挥金如土，他的“金”是由作为日伪汉奸屠杀中统情报人员（不排除还有地下共产党人）有功而获取的奖赏，是浸染了抗日者鲜血的“金”。对于这部电影，无论如何阐释，都是一部乏善可陈的下流之作，说轻了，它是借助公共荧屏拿性事来做践女人的一种暴力行为，说重了它是借助公共荧屏来为汉奸扬善。我这话有些阶级论的嫌疑，然而我所厌恶的正是那些以打着动不动就给人戴上阶级论的帽子以掩盖自己丑陋的心理，借着以写人物性格的二元性为遮掩兜售私货的丧失良知的影痞们。固然，波德莱尔曾说过“从可憎的物体上发现魅力”，但问题是这种“魅力”的可靠性是否是有价值意义的。正是由此，我说：王佳芝的失败不是王佳芝的原因，而是那些缺乏民族感、正义感的导演、小说家们。说到文学艺术的政治表述，我们的导演都有着一种逆反的抵触，都在以一种割裂性的坚定，以写出人物性格的二元性为借口，在作品里极力模糊淡化它的政治意识。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离开政治意识而表述超人类的东西，他们的行为都有着一定的倾向性，一定的目的性，一定的政治意识。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我们的电影导演、作家们都在作品里淡化自己的政治意识的时候，而美国的好莱坞制作商却在他们的电影里强化着他们的政治意识，在电影和文学作品里输送他们的价值选择及价值标准。
刁仁庆是一个有清晰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的作者，以他特有的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环境，审视着女人的命运，展示着女人真实的心灵世界。可以说刁仁庆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极具现代生活气息的当代女性。她们的内在心灵丰富多彩，各俱性格，各富特质。即如是做第三者，也是做得有情有意，惊天动地。如邓玉秋（《40岁的女人》），她原本有一个温馨可爱的家庭，却鬼使神差地做了苏纹方的第三者，她的第三者不是逢场作戏，而是真爱，不是为钱，而是为情。因为苏纹方没有六克拉的钻石戒指，也没有可藏娇的金屋，但邓玉秋就是爱，爱得死去活来，不依不饶，须臾不可分离。即如是女友聚会、旅游，也不避嫌，都要带上苏纹方。但她爱错了人，苏纹方同所有的男人一样都是自私的，他同邓玉秋是逢场作戏，是玩玩而已，也就是为了尝尝第三者的味道罢了，吃惯了家里的小麦面，吃几顿荞麦面，换换口味，也是一种新鲜，哪里是当真呢。可邓玉秋就当真，就一定要苏纹方离婚，就一定要嫁给苏纹方，苏纹方有着与易先生相同的血脉，在自己的家庭安全、命运前途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毫不手软地向邓玉秋下手的，终于也演绎出了一幕王佳芝式的悲剧。有人说，爱是没有理由的，这是胡说。根本的原因是你爱的理由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邓玉秋对苏纹方的爱是真诚的，但苏纹方对邓玉秋的爱是虚假的。分析邓、苏的这场婚外恋的原因，是现实生活的必然，是生活平静之后的一次心灵迷失，是一次爱的错位。如果没有一个平稳的生活，没有为她提供打牌的经济基础，她会有思淫的欲念？苏纹方如果不是公务员，如果没有保证他安宁生活的薪水，他有这份闲心来一次“婚外乱”？在离婚成了时下的关键词，成了人们见面后的问候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冷静地想一想，在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对有些殷实平稳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去寻找一点肉体刺激，就需要制造一点绯闻？这个世界真的就不再有相守百年的爱情了吗？爱情真的已经成了不名一文的廉价商品？现在所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在人类获取了物质的满足之后，如何处理好肉欲和头脑的关系，是以肉欲的狂欢代替头脑，还是以头脑的理智战胜肉欲，恐怕对于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是可值思虑的事了。相对于邓玉秋，王苑（《明月照我心》）的爱的悲剧则更显其壮烈。王苑苦苦地爱着齐洪成，在这方面她有着邓玉秋的相同之处，王苑爱齐洪成爱到发狂，发疯，爱到骨髓里。爱是自私的。在她的爱不能变为现实的时候，她会心生杀机，雇人杀了齐洪成。这有点变态，有些超常，但我们从作品所描写的人物性格考察，却又是必然的。它符合人物性格的协调性。所不同的是邓玉被爱者所杀，王苑杀了爱者，分析这两种不同，不仅仅是为了区别人物的不同命运，给人以不同的故事结构，而是在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性和多样性。当然相对于王苑、邓玉秋，郑夫、方玲、乔阿迪、戴纯青、杨淑美人的爱则显得理智，有克制力，她们在看到爱而不能与之结合的时候，会将爱埋在心底，自动退出。爱就是牺牲。显示出一个女性的澄澈心灵。
与邓玉秋、王苑的爱恋相比，水溪年华与格日乐（《40岁的女人》）、杨淑美人与费飞（《有雨的季节》）的婚外情则是充满了物欲的性事关系。不须质疑，在一个物质世界重于精神世界的现实社会里，金钱万能已成了铁的定律，笑贫不笑娼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基本理念，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作用着人们的情欲。杨淑美人（《有雨的季节》）与费飞的情感纠葛起因是一个色字，因了杨淑美人的美色，诱动了费飞的欲念，因了杨的丈夫的病，经济陷入困境，费飞以帮助为诱饵，揭了杨的秀色，而且是长期占有，就是杨心生厌倦，也不敢有些许的拒绝。因为费飞对杨淑美人有三万元的情色购买资本，杨淑美人对于费飞这笔钱的回报则是招之必来，不可有违。费飞虽有入狱舛，但出狱后仍依然霸占着杨淑美人。在这里，费、杨之色是钱财交易，如果不是费飞在杨的丈夫因病住院，经济陷入困境，杨可能不会成为费飞的性俘虏。但对于徐辉，杨淑美人即始于感激徐辉对艺术体操中心的帮助用色的一种回报形式，又可能是她畸形的家庭和畸形的性纠葛而对徐产生的一种真正的情感。徐辉才开始也为杨之美色心动，可是在徐辉知道了杨与费飞的这层关系，加之他们的暧昧关系被即将分娩的妻子席娟发现，家庭出现新的变故后，徐辉才淡然了这份色欲心情。即如后来，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杨淑美人虽有主动送色之意，徐辉还是理智的，适时地掐灭了即燃烧于他又燃烧于杨淑美人的这场情爱。这是作家的用心，也是作品的所要彰显的一种精神品质——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只是唯有性，在性之外还有比性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格、真情、信任和尊重。诚然要感谢的还是杨淑美人，设若杨淑美人也是邓玉秋，这则又是一场悲剧了。也不会再有徐辉和席娟的复婚，不会有徐辉、杨淑美人、席娟、戴纯青在事业上的完美配合。
——但悲剧是必然的。水溪年华（《40岁的女人》）这个位居副市长高位的女人的贪欲不仅断送她的政治生命，也断送了她的肉体生命。格日乐也在这弥漫了权欲、情欲、钱欲的竞技场中，有所体悟，最后遁入空门，入庙为僧。相对于格日乐，水溪年华却是一个完全被欲念占有了女性。权欲的，钱欲的，色欲的，一样都不能少。为了权欲，她可以舍弃爱情，嫁给本不爱的局长的儿子；为了钱欲，她可以借助权力为格日乐的红日集团争取项目，获取回扣和分红；为了色欲，她竟玩格日乐于手掌之内，尽色而为，淫荡成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水溪年华与格日乐是各怀目的，互为利用。倘不是东方蓝梅发觉，水溪年华和格日乐的权、钱、色的交易之戏不知要演到什么时候。水溪年华是一个贪婪的女性，在她和格日乐的苟且之事被东方蓝梅发现之后，并没有丝毫的收敛，反之以权力向东方蓝梅施以威吓，一是压制东方蓝梅，一是对了解这一真相的人下毒手。可以说，水溪年华的堕落，是沉溺于权、钱、色这三样东西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其实说白了，水溪年华的悲剧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体制的。在这里，作家的用心是十分清晰，我们现实官场的腐败即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体制的因素大于个人的因素。这不是那个体制中的人愿意不愿意的事。当然个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水溪年华，可是如果我们的官场有严格的约束机制，即如是个人恶的私欲膨胀到疯狂的程度，也会在机制的约束或监督中受到限制而有所收敛，或及早受到制裁。可是一切都晚了，水溪年华不仅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李保堂、电脑刻录员的生命，倘不是东方蓝梅、格日乐早有准备，及时采取措施，他们的生命可能也同李保堂、电脑刻录员一样，死于水溪年华的杀戮。与水溪年华相较，东方蓝梅有着同样的个人贪欲，她可以利用心计、利用美色将格日乐从柯克西的身边拉进自己的怀抱，使自己成了格日乐的准夫人，由此走进了红日集团的权力高层，为了达到从柯克西手里得到水溪年华死前交给红日集团的700万，多次与她的保姆小兰设计向柯克西套取密码，这样的后果是不仅失去了柯克西这个合伙人，700万没有拿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柯克西还从她的帐上转走了8000万，对于作者也许这有点因果报应的思维，可是面对现实，对于私欲膨胀的人无疑是一种可能的必然。机关算尽的人往往并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
——于是刁仁庆作品就有了另一种意指——人的命运都是宿命的。凡是私念膨胀、私欲沉迷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将是“悲剧性”的。可能他在某一时段、某一事件中曾经风光无限，很为耀眼，但上帝已经在他充满着光环的行进的路途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正在他的得意中迎接着他的到来。诚然，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阐释这一主题，因为作者的叙述视角是在于揭示现实生活对人性的吞噬和异化，在于写出人性的弱点。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不考虑造成人物这种宿命的之所以性。
同时，我们也看到，刁仁庆在描写邓玉秋、王苑、水溪年华、东方蓝梅等一系列女性在社会转轨时期被情欲、权欲、钱欲所迷惑而迷失了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刁仁庆又给我们刻画了诸如郑夫、乔阿迪、戴纯青、杨淑美人、柯克西、丽丽一组等即稳厚又善良、即纯洁又多情、即坚韧又温柔的女性。可以说她们是刁仁庆创作目的的精神指向。他在坚持文学要对生活进行批评干预的创作理念的同时，首先坚持的是文学不仅仅是揭露，而是要给人以向善、向美、向真、向上而不断挺进的勇气和力度。在我看来，刁仁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作意旨，因此无论是作品反映的生活多么复杂，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能够从作品里感受希望和坚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受到冲击最大、竞争最激烈残酷、生存矛盾最多的是国有经营商店，然而在这激烈的商战中，东方商城正是有了郑夫这个女经理，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发展，尽管有时到了山穷水尽，腹背受“敌”，郑夫都以其女性的韧性和毅力，披荆斩棘，苦苦挣扎，走出了困境。作为女性，她即有着生理的弱点，也有着女性的丰富情感，她即需要情感的慰籍，也需要处处防范来自于社会的陷害。即要处理好单位的各种矛盾，又要照顾好家庭，对于这一切，郑夫有时虽然到了狼狈不堪的境地，她都表现得异常镇定，就是她遭人暗算之后，也不露声色，最终击败对手。相较于方玲（《明月照我心》）、乔阿迪、王苑，郑夫也深爱着齐洪成，但她的爱是内在的，是沉稳的，是大姐式。无庸质疑，在这里，郑夫的形象是具有代表性的，她体现了中国女性含蓄内敛、忍辱负重的高贵品质。柯克西是另一类型的，她与格日乐的爱情结合是美满的，但格日乐经不起东方蓝梅的诱惑，背叛了他们的爱，与东方蓝梅走到一起。而柯克西却表现得很冷静，即没有同东方蓝梅争执，也不与格日乐纠缠。在柯可西而言，当一个男人投怀送抱于另一个女人的时候，而于之死缠硬磨撒泼使赖都是弱智的，是缺乏自信、独立人格的。正是她的理智处理，格日乐在同东方蓝梅结合之后，心里也有一种愧疚，又让柯克西进了他的红日公司，和东方蓝梅一起做了副总，共同管理。甚或偶而有些肌肤之乐。至然柯克西的品质不在这里，而是她心灵里的那份纯朴和执厚。具体表现，一是她同东方蓝梅的和平共处，对东方蓝梅自私狭隘的忍让；二是在对待水溪年华留给红日集团的700万元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体现了心灵的纯正和洁净。这种面对金钱的不贪实是难能可贵的。为爱着的同一个男人几个女性相互容纳，在刁仁庆的作品里不只是郑夫、柯克西，还有杨淑美人、戴纯青、席娟，后者三个女性已经不再是爱的问题，而是融洽到像姊妹亲情般的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一种宽厚和理解。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种超越和心胸。丽丽的人生是有别于上述女性的。对于丽丽的命运，我们所应该自责的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社会中的卑鄙者，在一个柔弱的女性才知道什么是社会的时候，社会就给了她诸多的苦难，让她蒙受和遭到更多的屈辱和蹂躏。然而在她有了钱以后，想到的还是家乡，她要用自己的钱为家乡做点事情。这是一位善良的女性，是一位忍让和慈爱的女性，无论社会曾经对自己是如何的不公，她都会原谅它们。而这不仅是丽丽的品质，也是我们的社会所有的女性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就是她们天然的无所不包的伟大的母爱。英国社会学家兼作家斯迈尔斯认为：“女性的素养决定一个民族的素养。母爱是我们人类看得见的神灵，它的影响是永恒和普遍的。”刁仁庆之所以要在他的作品里为读者刻画这一个又一个颇具素养的女性，其价值取向已是再清楚不过的，虽然在我们的周围不乏素养不高的女性，就像王苑、水溪年华、东方蓝梅等。这是作家的天职。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从刁仁庆目前给我们展现的人物画廊来看，他在写作时的责任意识是十分清晰的，在揭示女性艰难的生存环境的同时，要揭示出她们生存的勇气和希望，其目的自然是在“复活”的要义上。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我们的民族有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越来越少，而自私狭隘、奸诈虚伪、贪图金钱权力的人越来越多。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我们的作家是当责任的边缘人去写消费文学，还是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为凝聚民族的精神而写出高尚的文学，是应该为之深深反思的了。
评论至此，我的话显然有点拔高了刁仁庆的写作价值，这原因不在于他所选取的写作内容，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在于他的叙事技巧、写作方法和对生活的揭示深度上。我觉得刁仁庆目前的写作最大障碍是他没有处理好现实和现实主义的关系，说明白一点是，他把具体的现实写作当成现实主义的写作。从写作的形式上区分，现实主义写作是不同于现实的写作。所谓现实的写作，就是作家试图以可靠性写作给人现实的复制，体现出生活的原生态。现实主义的写作重在主义，现实是载体，主义是深度，是灵魂。因为主义的本身是在于体现出作家对生活、对创作所持的态度、理解、理念等。它在现实的基础上体现出作家的一种价值标准。拘囿现实的写作本身是一种缺乏超越、缺乏突破的写作，惟有在现实的基础上附以理念、附以意义，现实的写作才有所超越，有所突破。写作才能升华。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与之是相符相成。主义处理好了，必要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也就随之显现出来。鲁迅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药》，他的《祝福》、他的《狂人日记》都是现实的，由于他有了自己的主义，他在写作时为了深刻地揭露这现实，就运用了魔幻的、意识流的、现代的小说叙事方法和技巧。刁仁庆的不足就在于没有把好这二者的概念关系，尽管他写得不少，但作品因为缺乏震撼力，缺乏揭示生活的深度，而在当代文学园地并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刁仁庆有时为了增加作品现实的可靠性，以作家的直接在场完成作品的故事，这从小说的结构叙事学上分析，是一种忌讳，他破坏了整部作品叙事的一致性，显出些强拉硬扯不和谐性。如果再给刁仁庆的作品找些不足，一是题材路窄，写多角爱情纠纷作品有点多，几个女性为一个男性的路子太旧；二是语言个性不鲜明。包括叙事语言、对话语言，大都是媒体语言，书面语言，这样即模糊了人物性格，也模糊了作为刁仁庆的写作的独特个性。

作者：114.238.30.*   回复：0   发表时间：2010-02-12 10: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