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

彭端淑 据《清史列传》第71卷、《国朝耆献类征》第211页、《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下册（第二分册）277页记载：彭端淑，字仪一，又字乐斋。清丹陵(今属四川洪雅县)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出生于康熙末年，享年81岁，死于乾隆中期。他的生活年代，大约在18世纪初到80年代前后。
彭端淑生而颖异，十岁能文。后来，他与弟彭肇洙、彭遵泗刻苦攻读六年，互相切磋，颇有文名。当时有“丹陵三彭”之称，知名一时。1733年（清世宗 雍正十一年）彭端淑得中进士，授史部主事，历官员外郎、中郎等职。1747年（乾隆十二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道员。他常到州县视察工作，只带随从一、二人，不接受下面的迎送馈赠，得到吏民称颂。对于大量州县积案，他依律断理，旬月之间，积案都得到清理。受到上司倚重。后来，他告老辞官归。回到四川后，他曾闭门家居十余年。后又到成都锦江书院主讲，以实学教育士子，培养不少后学之士。他的著作有《白鹤堂文集》、《晚年诗稿》、《雪夜诗谈》等。
彭端淑一生专治古文，晚年写诗。他受陶濳、杜甫、韩愈等诗人影响较深。他的古文被誉为清以后“四川一大家”。他认为作文之道有二，即学识和才。他论文特别推崇司马迁和韩愈，认为他们都是“天实授之以绝人之才”，故能沛然有余，“足以达其所见”。彭端淑的文章写得刚健清新，气势雄厚。他的文集以传记文最好，如《怀远将军传》、《石哈生、宋石芝传》、《廖氏传》等。他的名作《为学一首示子经》，文章能从正反两面说明难与易、昏庸与聪敏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说理深刻透彻。

作者：彭振郊   回复：1   发表时间：2010-08-02 22:54:03

彭端淑：(1699-1779) 字仪一，号乐斋，四川眉州丹棱县高桥翠笼山(今双桥镇桂香阁)人，著名文学家，蜀中知名教育家。
据《丹棱县志》和《巴蜀英才》载：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其祖父彭万昆为明未怀远将军，清初任四川都督佥事。彭端淑的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他从小聪敏颖异，常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等苦读于翠笼山紫云寺，五六年不曾下过山，得学识渊博的父亲彭珣亲授。还得益于其外祖父、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长进不小。及入县学，再得合江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拔，学业立就。
雍正4年(1726年)，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11年(1733年)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文进士中，端淑才华宦绩居首位。乾隆10年(1745年)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郎中。乾隆12年(1747年)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出任“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送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颂。”是个颇有建树的地方官。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地，遇积案3000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
乾隆26年(1761年)，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感有物承负，被搭救脱险。此时的彭端淑己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任主讲、院长20年。
彭端淑是清代文学家，著有《白鹤堂文集》, 主要成就在其文学方面，其诗歌和散体古文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当时的影响都非常大。其古体散文《为学》至今仍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他与李调元、张问陶以文名鼎立蜀中，被誉为清代“蜀中三才子” 、100位四川文化名人之一。
彭端淑早年曾醉心制义（八股文），其制义亦技压蜀中，是继韩琢庵、董新策后唯一能“发虑经旨”的制义大家。所著“八股文”名噪京师，深得蔡寅斗、胡稚威、沈适芳等的推崇，谓为“不世之才”，“咸推重之”。但制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彭端淑在文学道路上的发展，直到50岁他才摆脱了“八股文”的束缚，诗学汉魏，文学《左》《史》，文风为之大变。特别是他辞官后，主动与人民接近，充分了解了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更以无比忧愤的心情，力擎巨笔，写出了一首首含蓄沉凝、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彭端淑后期的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他鄙夷那些“宴饮登临，往来赠答”之作，极力推崇陶潜(渊明)“屏迹躬耕，托意诗酒”和杜甫“抚时感事、爱国忧君”(《与友人论陶杜诗》)的作品。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之所以能振奋人心，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少陵入蜀后，数岁且频移”、“不缘经胜处，焉得发奇思”(《题杜工部入蜀后诗》)，又进一步肯定“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题杜工部草堂》)。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指出贤者为诸并非“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是感情喷发而成。从而得出了“志动而为情，情发而为言”(《与友人论陶杜诗书》)的结论。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加之“崇实黜浮”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
彭端淑曾说“作文之道有三：曰学、曰识、曰才”，“才”即作者的文学才能。彭端淑指出：“才有大小，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才固授于天者也”(《文论》)。他认为司马迁、韩愈之所以能“网罗今古，洞悉情事”，是因为“天实授以绝人之才”(《文论》)。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与“有德者必有言”(程颐《语录》)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钟文韫等皆为其学生。
彭端淑与其弟肇洙、遵泗在当时都以文才知名，时称“三彭”。其中以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其现存作品有《白鹤堂文集》四卷、《雪夜诗谈》二卷、《粤西纪草》一卷、《曹植以下八家诗选》若干卷、《蜀名家诗抄》二卷等。
寿八十一岁，死后葬于彭山县公义镇月台村。县人徐原烈1935年在公义镇为他立碑撰文记述其功绩。

作者：彭振郊   发表时间：2010-08-02 22:5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