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汝钧

我知道可以谈这个题目，比较晚，但说起来，总是有些话需得有人知道，于是打开了电脑，敲起键盘来。
我是１９４９年考上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科的。陕西师专没有校报。解放后，师专并入西北大学，与西大教育系合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大有校报，我在上面发表过最初的散文与戏剧评论文章。不过那校报是西大文、理、师、财、医五个学院共同的校报。１９５２年底西大师院迁到现在的雁塔区校址，次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又一年，西大师院脱离西北大学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这时，新的学校办起自己的校报《西安师院报》（即《陕西师大报》的直接前身），由语专毕业留校的阎景翰、韦效基等做编辑。这时我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我给校报寄回来一篇文章《苏联专家怎样指导我们学习苏联文学》，它发表在１９５７年４月２日的该报上。这算是我与咱们独立后的校报开始建立起的文字联系。
１９５８年秋，我结业回西安，这时学校在大跃进中遵照上级指示，也将掀起“学术批判运动”，于是领导上让我针对中文系刁汝钧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写一篇文章。刁先生曾是我教育实习时的指导教师，我进修前教学《中国现代散文选》课时，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间，也听过他的《十九世纪欧美文学》课。现在要我批评这样一位我在读书时期虽然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我心中还是对他很尊重的老师，感到很为难。反之，如果不接受领导上让我去批评刁先生讲义的任务，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得听党的话，又得尊重我的前辈先生，于是不得不去读了一番刁先生的讲义。我发现，确实刁先生有许多疏忽。因为他是法国留学的，讲外国文学课是拿手的事。他在解放前教过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对敦煌学戏剧学很有研究，但他没有教过现代文学。因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办过文艺刊物，教过戏剧，与当时的文艺界熟悉），所以让他来教中国现代文学。他要全面掌握现代文学的情况，得下大功夫。在时间仓促上阵的状况下，他有所疏忽是在所难免的事。于是，我就此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党的领导不许抹煞》刊登在９月２５日的《西安师院报》上。那天在联合教室（积学堂）开全校大会，动员开展学术批判运动，号召师生们“拔白旗，插红旗”。参加会的人进门时，给每人发一张两版的校报，第一版是文件精神与重要报道，第二版就是我的长文。可以想像当时对刁先生的压力有多大。好在我那篇文章是学术商榷性的，摆事实，讲道理，对批评对象口口声声以“先生”相称，是尊重对方的。不似以后的年轻批判者对老师直呼其名，甚至扣帽子。刁先生有学者的雅量，对我很宽容，所以后来我与刁先生关系一直很好，每年春节，大年初一，我都去他家向他拜年。他对我的批评意见还是吸收到教学中去的。那次动员大会后，学校领导考虑到刁先生的具体情况，没有再批判他，而把重点转向了别的老教师。但是，我将刁先生的疏忽称之为主观的“抹煞”，是过份了。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１日，刁先生逝世，我去了三兆吊唁，特别写了追悼文章送给校报。但是在假期。一个多月后开学，校报忙于更重要的事，我的文章没能问世，我在那里面向刁先生表示的我对１９５８年在校报上的“过份”所致的歉意，也未得表达，所以在这里借机补写了这一大段，在校报上的回顾中向刁先生致敬、致歉、致祷！ １９６０年学校正名为陕西师范大学，校报也就正名为《陕西师大报》。１９６０年５月７日全校在大操场开大会。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代表上级来宣读批准成立陕西师大的文件。在会上向有关人员颁发了一纸新的《陕西师大报》创刊号。这个第一期校报，是５月６日创刊并印就的。在第一期的校报上发表了我写的诗词《满庭芳·陕西师大成立》，我歌颂“锦纶五月又添花，放奇葩，尽人夸。”祝福“育新芽，绽红霞。文教英雄、万里驾长车。共产精神大纛展，高唱处，耀中华。”果然四十多年后，陕西师大，培养出了千万文教英雄，为祖国贡献了可贵的力量。四十多年来，校报（应扣除六七十年代被迫停刊的十多年）推动学校事业付出了全力，发表了许多优秀文章。我在校报上先后也发表了４０余首诗词，其中一些被《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转载。我被省文联出版的《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一书的诗歌卷选为一百年中的五十个诗人之一，又担任陕西诗词学会的顾问，这是同校报的提携分不开的。２００４年校庆六十周年之际，原校报的编辑韦效基要为离退休人员编一本文集，约我写一篇《六十年之变迁》，谈谈从陕西师专到师大我的见闻。因为我是经过这四个校名的人。那篇长了些的文章我投给校报，校报分三次刊登出来（内有一首诗《贺六十周年校庆》）；我还专给校报写了一篇《我校外国文学课的沿革》，以之描述学校的巨大变化。
我从十九岁考入咱们这所学校上一年级，到留校任教４２年后退休。直至今天，退休也十多年了。我这个过了戊子元日就进入八十岁的人，校报还在发表我的诗文，我不能不感谢校报，感谢几代校报的编辑们。我祝他们健康，祝校报不断繁荣昌盛。

作者：222.184.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11-06-12 05: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