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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试论馆藏家谱的研究和利用 /刁文伟

试论馆藏家谱的研究和利用
——兼谈家谱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关系
刁文伟
内容提要:江阴博物馆藏品序列中包括许多家谱资料,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向往的热情不断地高涨,博物馆应该利用馆藏家谱资料的优势,做好研究和服务工作,为本地的历史、人文的深入探讨提供丰富的资源。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安定。人们在物质条件逐渐满足的前提下,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对文化的渴求正是满足这种享受的最主要的表现。作为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是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此来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笔者发现走进博物馆寻求帮助的社会团体和普通百姓逐渐增多,他们想得到的这种帮助与博物馆的藏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笔者在博物馆也正好从事这类藏品的研究工作,故而对这类藏品资源的研究和利用问题有着诸多的切身体会。以江阴博物馆为例,就此展开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馆藏家谱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江阴博物馆馆藏的家谱资料较多,其版本主要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木活字本,加上最近几年来,不断有新修纂的家谱捐赠进来,因此大大的充实和丰富了馆藏家谱资源。江阴博物馆自2005年新馆建成以来,随着库房条件的大大改善,过去一直尘封起来的这些家谱资料得以逐一展现出来,原来只能从藏品帐册上看到的书目,现在可以直接接触到实物了。对于笔者来说地方史是研究方向中的重要领域,研究地方史必然会涉及到家谱资料,因此对馆藏家谱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随之而展开了。
江阴博物馆收藏的家谱约有一百零五套,其数量大大超过了本地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家谱数量,这得益于文物普查的成果,捐赠是藏品来源的最主要渠道。老的家谱由于年代久远,进入博物馆藏品序列以后,受到保管条件和研究能力的限制,因此很多都是进馆时是啥样子,到现在还是啥样子,因此对家谱的整理很重要。整理时及时进行初步的研究,既有利于保存,更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整理时给家谱定做外包装(函套),对残破进行修复,藏品登记卡片上对来源、品相、册数、尺寸等家谱信息进行逐一登录。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让原来破旧不堪的家谱有了新的面貌,这不仅有利于保存同时也极大的便利了藏品的提取。
家谱的研究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同时还要熟练的掌握家谱知识,因此“多看、勤学”是家谱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多看”是多看各类家谱资料,只有通过多看家谱才能真正了解家谱的撰写方法,修纂的体例和格式。家谱发展到清末民初时,其体例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其程式化、格式化似乎达到了非常统一的高度。因此只有掌握了家谱的编纂格式和体例,才能很顺利的看懂家谱。“勤学”是多向这方面的专家学习。通过各类专业性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从中汲取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上海图书馆是目前国内收藏家谱资料最多的收藏机构,拥有家谱研究领域的专家也较多,作为国内家谱研究最前沿的学术单位,笔者经常前去讨教,确实受益匪浅。
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和手段,笔者对家谱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并逐渐的走进了家谱研究这一看似枯燥,其实充满深厚文化内涵的知识领域。2007年江阴成立了谱牒文化研究会,并创办了学术期刊《谱牒文化研究》,笔者有幸在研究会中担任了职务并参与编纂学术期刊,发挥了自己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作用。
二、馆藏家谱资料的利用
近年来,续修家谱的热情逐渐高涨,江阴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据江阴谱牒研究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江阴自1988年至2010年共十二年间新修家谱330部,2011年还将有近百部家谱即将续修完成,因此谱牒文化的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博物馆如何利用这些馆藏家谱为社会提供服务,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是意识上的创新。过去博物馆的同志总认为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好是最重要的任务,只要将文物保管好就万事大吉了。现在这种意识必须要更新,要有创新意识,博物馆保管好这些家谱文献固然不错,但发挥这些家谱藏品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大众服务,才是今后博物馆发展的正确方向。就像博物馆不能仅仅守着自己的展厅举办展览,而应当将好的展览走进社区、学校、部队,最大限度的去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因此这就要求博物馆的同志首先要在意识上进行转变,认清楚家谱藏品的价值,不断的提升家谱研究的水平,更好的为大众提供专业上的技术支持。
其次是做好宣传工作。博物馆的家谱资料过去并不对外公开,为了更好的将这些馆藏家谱信息传递给社会,博物馆也想尽了各种方法,也采取了各种的手段,诸如通过参加江阴的谱牒文化研究会,以谱牒文化研究会及其学术刊物《谱牒文化研究》作为载体,将馆藏家谱信息传递出去。另外还可以通过博物馆自身的学术期刊《江阴文博》和博物馆网站扩大对外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馆藏家谱的资源。通过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很多续修家谱的组织和个人都慕名而来。查阅家谱、提供技术帮助成为了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一个亮点。据博物馆2010年的接待统计数据显示:全年接待家谱查阅者共计三十五批次。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因续修家谱而需要查阅、复印家谱的人员。馆藏的《王氏三沙统谱》(122册)、《梧塍徐氏宗谱》(51册)、《习礼夏氏宗谱》(50册),因为谱牒完整而备受青睐。
再次是提供技术的支持。博物馆不能仅停留在提供家谱查阅这一初级阶段的服务上,而是要利用在学术上的研究优势,为大众提供技术支持。要提供技术的支持,首先自身必须具备技术上的优势,所谓技术优势是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笔者在接待来访人员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对家谱知识了解并不深刻的人,他们企盼、着急的心理与他们所掌握家谱知识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一叠叠家谱摆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焦虑的心态立刻显现出来,因此每当此时对他们的引导就至关重要了。在此,笔者还是想着重谈一下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该如何做好研究,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这个重要问题。
家谱的研究工作相当枯燥。枯燥而冗长的文字就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因此要树立起信念和决心,只有坚持不懈的人才可能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另外要学会研究的方法,正如上面笔者提到的“多看、勤学”,这是提升研究能力的最根本的方法,并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还有就是要更多掌握各类信息,主要是家谱方面的信息。笔者多次前往上海图书馆,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江阴的家谱目录都做了摘抄,同样对其它图书馆、博物馆甚至个人收藏的有关江阴的家 谱信息都做过记录,因此笔者所掌握的江阴籍的家谱信息量是非常多的。也正是一方面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各类信息掌握的非常多,故而许多走进博物馆寻求帮助的人都能得到技术上的支持。找不到老谱,博物馆有办法帮你寻找;不会修谱,博物馆可以提供技术支撑,如此这般的服务工作,我们会经常碰到,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最后是处理好家谱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馆藏家谱经常被查阅和复印显然对家谱的保护不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博物馆也借鉴别人的好经验,最大限度的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上海图书馆家谱资料已经全部做成了微缩胶卷,去查阅家谱,基本上是看不到原谱的。微缩胶卷在电脑上查阅是对文献最好的保护,也方便打印。当然要做到这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江阴博物馆也借鉴这一做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将一些经常查阅的家谱和段落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存入电脑,这样就既可以保护好原谱,又方便打印。而对于一些必须要查阅原谱的,为了保护方面的考虑,我们会根据天气的好坏,为查阅者提供口罩、手套等服务手段。尽可能的让家谱少受损伤。
三、家谱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地方史研究是博物馆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博物馆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馆藏文物、陈列展览和文物保护。作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对其藏品的研究,其实也就是为研究地方历史服务的,家谱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研究家谱的目的就在于更合理的利用家谱资源,当摆脱了为研究而研究这一思想桎梏的束缚之后,会发现一切是那么的充满乐趣。
笔者对家谱的研究工作也同样经历了上述的过程,由单纯的研究家谱开始,逐渐涉及江阴的地方史,家谱中的许多信息与地方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关系紧密,相互补充、印证。
(一) 家谱资源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人类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宰,研究地方史必然离不开人的因素。从人这个最基本的要素着手,来解读江阴的历史,应该是最切实际的。家族是人的群体,而家族的标识就是姓氏,这一盒盒、一叠叠的家谱,就意味着一个个家族的发展史和奋斗史,也正是这一个个家族见证和缔造了江阴这个经济、文化名城,他们中的佼佼者――徐霞客、刘氏三杰……作为家族的荣耀而载入了史册。
地方文献中,对地方名人的记载往往缺失详细的材料,包括世系、出生年月等,而家谱中世系沿革和人物传略占有极高的比例。文献重人物事迹,家谱重身世,侧重点不同,正好可以相互补充。徐霞客是江阴的名人,也是国际名人,查阅《梧塍徐氏宗谱》,徐霞客的身世清清楚楚了。研究徐霞客,有些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家庭背景,之所以能成为地理学家和游圣,家谱中可以帮你找到这些材料。翻开江阴的地方文献,从最早的《崇祯·江阴县志》中搜寻徐霞客的条目,只有区区两行字,真可谓简略至极,而清代方志中也未有添加,幸好清代方志中将徐霞客的《溯江纪源》收录到艺文中去了。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经常碰到。笔者研究过程中遇到名人,首先是要了解这个名人是出自哪个家族,是否有家谱,查到家谱查到本人,那么世系出身情况就清楚了。很多家谱中还有艺文、墓志铭、传略等内容,在修谱中编纂者会将家族中名人的文章、墓志铭、传略附在谱牒中,如果能将这些也一并查到的话,那么这个名人的基本情况就更加清晰了。
家谱资料是地方文献重要的补充。地方文献在记载地方名人的时候往往因为内容庞杂,而忽视了许多细节,而涉及到名人的著作、文章、身世等也都不甚详细,而家谱却可以弥补此项不足。对家族中的名人,家谱编纂者会不遗余力的去搜集各种材料,来借此宣扬家族的荣耀,这其中不乏有夸张吹嘘的成分,但只要分辨清楚,掌握取舍,家谱是可以带来许多意外收获的。
(二) 家谱是地方史的重要校正工具
地方文献是地方史的重要载体,研究地方史是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地方文献,相对于家谱而言,许多地方文献的可信性要大的多,也严谨的多,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文献中也有许多错误的记载,这些错误或许是由于作者考证的偏颇,或许是引用材料上的缺失,因此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谱就是重要的校正工具了。
“夏树芳”,明代江阴的一位才子、隐士,许多文献都有其传记。民国《江阴续志》记载他出自“江阴夏氏”,由此而影响到了现代的许多矛学者。民国《江阴续志》是缪荃孙总纂的,作为晚晴著名的文人,世称“中国图书馆之父”,缪荃孙的学识无人怀疑,江阴本地的学者更是推崇备至,包括笔者本人也深信他的学识,这个问题应该不会错。然而在研究《习礼夏氏宗谱》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习礼谱上从世系到传记都清楚记载着夏树芳的生平事迹,无可争议,夏树芳出自“习礼夏氏”而非“江阴夏氏”。文献与家谱之间出现矛盾并不奇怪,如何化解矛盾、修正谬误,严谨的考证、翔实的史料是学术上遵循的宗旨,并不是越“贵”越信,哪怕“贵”为学术泰斗、权威。
这只是笔者遇到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容易解决,也证据确凿,无可争议,改过就好了。然而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家谱和文献出现分歧,一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呢?笔者个人的意见是:家谱材料更可信些,当然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并不是一味强调家谱的重要性,而是相对来说,更信家谱。对《江阴李氏宗谱》的研究,笔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因为这支李氏是江阴最大的一支李姓家族,人口众多,分布也广。该家族在明朝连续几代出过多位名人,地方文献中也都有记载。然而家谱与文献之间分歧太多,甚至于这支李姓的来源问题就引起了众多学者之间的争论。“蒙古说”、“金国说”、“唐代赐姓说”等等,一直没有统一,口水仗至今不断。在这些分歧中,张冠李戴者有之,本末倒置者有之,该如何判断,理顺这些问题?有些问题笔者倾向于家谱材料,如李姓的出处问题,世系的沿革问题等,因为家谱中墓志铭条上的记载是很靠谱的,而有关艺文方面,诗词、文章与地方文献上的记载的出入就不能完全信赖家谱的了。在这点上要多查阅资料,多考证,这类问题基本上也是文献的正确性较大些,毕竟家谱修纂者的水平要略逊一筹。他们往往注重资料的摘抄,而忽视考证,而文献要严谨的多。
(三) 家谱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作用
地方博物馆经常会有考古发掘的工作,江阴博物馆也不例外,每年都有若干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要做。馆藏的许多文物也都是通过这些抢救性发掘而取得。考古发掘中,宋代以后墓葬较多,还往往是家族墓地,几个墓葬排列开来。每次发掘结束,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时,家谱的作用是显现出来了。江阴长泾、陆桥等地发掘过宋代、明代家族墓葬,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虽说有些墓葬有墓志铭随葬,但大部分都没有,通过墓志铭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通过墓主人身份可以确定家谱,而研究家谱可以将整个墓地情况了解清楚,如此这般,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也就有了准确地年代依据。而有了准确年代依据的珍贵文物也就成为了标准器了。2001年发掘的长泾梁武堰宋墓,由于没有墓志铭和其它有纪年的文字,因此在断代上有些疑虑,也不敢确定墓主身份,但是由于这是个墓葬群,从《习礼夏氏宗谱》的记载上可以看到家族早期墓葬的排列图,结合对墓葬群中,先期出土的一块墓志铭的研究材料,这个墓葬的年代基本情况可以确定,虽然具体到谁最终无法肯定,但属于习礼夏氏第四代应该不会错,参照出土文物的特点,墓葬的年代被确定为南宋的晚期,该座墓葬中出土了三件鎏金银簪,体现了高超的金银器造型和装饰水平,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
(四) 家谱对博物馆学术研究课题的作用
江阴博物馆由于收藏了许多家谱藏品,这就为围绕着这些家谱而展开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就笔者来说,通过研究家谱而确定的研究课题就是江阴的姓氏源流,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大课题,江阴有一百多万人口,姓氏何其多,来源又何其杂,从刚开始涉及到这个课题,我就不断地扪心自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资料充分吗?考证有误吗?……这种矛盾而踌躇的心态有恃无恐,始终困扰、压抑者我。缺乏耐心和信心往往会陷于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的尴尬境地,索性抛开这些顾虑,开始最初的尝试。很快《江阴姓氏源流考略》的(一)、(二)刊登发表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反馈的一些评价逐渐平抑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暂且不论写得如何,课题本身的创意性就得到了大家的首肯,动力源于此,同样信心倍增于此,课题也就立足于此了。到目前为止,《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已经完成了第(八)部分的撰写,包括王、张、徐、陈、黄、缪、李、夏、周、葛、吴等11个大姓氏。
对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首先立足于家谱资料的收集上,只有家谱资料收集的越多,考证才会越全面,其来源及分布情况才会更清楚。其次是利用地方文献来进一步的考证。最后是将考古材料运用到研究当中。因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家谱资料是主要的,地方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是次要的。《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并不是简单的资料罗列和介绍,更重要的是增添了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这些资料将有助于考证的准确性和严谨性。
馆藏丰富的家谱藏品有着许多课题值得去发掘和探索,这既是江阴博物馆的可喜之处,也是压力所在,围绕着这些家谱而展开的课题研究值得去做,也必须要做。谱牒文化本身就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虽然枯燥,但意义重大。谱牒文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家族史的研究,还包括版本学、目录学、人文史等等各个方面,研究的范围还是非常广而有深度的。家谱作为博物馆藏品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值得重视并且去研究和利用的、

刁文伟 江阴市博物馆 副馆长、副研究员



试论馆藏家谱的研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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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五) /刁文伟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五)

(七)周氏
最近得到周森树先生所著《江阴周氏通览》一书,该书对江阴周姓的介绍可谓详尽,其资料搜集之翔实、考证之严谨,让人钦佩。笔者深感此书资料蒐集之不易。为以后本地周氏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姓的源头较多,但主要还是源自国号之“周”,至于封地于周或以国号为姓,皆可谓周姓之源,正如殷姓、夏姓一样。《姓源》所载周姓的来源非常详尽,其中周平王少子烈封于汝南,以周为姓,成为目前周姓的主要源头。
江阴的周氏宗谱,周森树先生搜罗的可谓全面,在此仅将相对重要的书录著录如下:
1、《顾山周氏宗谱》 上海图书馆等地藏有其两个版本,分别是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和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纂的,未见堂号,称“道国世家”,始迁祖为周琼,字学尉,南宋末官江阴 ,遂定居于江阴。
2、《澄江杨树坝周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周艺海等纂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木活字版本,共六册,堂号为“爱莲堂”,先祖世居宜兴,三十二世祖锡曦于明初同长子显,徙居澄江桃花镇。
3、《澄江华庄周氏宗谱》历史研究所藏,分别为光绪元年(1875年)和宣统二年(1909年)的版本。光绪版的共六册,宣统版的共八册。堂号为“爱莲堂”,该宗谱上图藏有残本。
其它“爱莲堂”堂号的周氏宗谱还有:《峒岐周氏宗谱》民国十八年版本,十二卷 私人收藏;《南漍创修周氏宗谱》2008年新修本等。
4、《柏野里周氏宗谱》民国二十八年版本(1939年)堂号为“至德堂”始迁祖周玉书,明永乐十年从毗陵横山桥北丰迁居江阴璜土。
5、“光霁堂”系周氏宗谱
A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版本。周玉麟修,十六卷,私人收藏。
B《峭岐里周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周培根修 十四卷,私人收藏
C《江阴云亭周氏宗谱》2009年新修本,九卷。
D《周氏宗谱》(馿桥周三房巷支)上下两册 新修本
E《江阴南漍周氏宗谱》2008年新修本 十六卷
“光霁堂”周氏根在无锡,按谱为濂溪公(周敦颐)第六世解元进士周应之后;由道州迁居无锡之张塘,从此该支在此生根繁衍,有明一代也开始陆续迁入江阴各地。但“光霁堂”祠堂在无锡张塘,因此“光霁堂”周氏的脉络就清楚了。
6、《张岐山周氏宗谱》十六卷,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活字本,十三册,堂号为“茂德堂”,该谱2008年已修成新谱十八本。
7、《柘塘周氏宗谱》民国二十年活字本,共二十二册,堂号为“志学堂”
以上所列并非全部,只是目前所掌握的江阴几支较大的周姓族谱。现作如下归纳,按堂号分:
爱莲堂:华庄、杨树坝、峒岐、暨阳、南漍
道国世家:顾山
光霁堂:峭岐里、南漍、云亭等
至德堂:柏野里
志学堂:柘塘
茂德堂:张岐山
江阴周氏按谱来看,俱出自周敦颐之后,由于华庄周氏的谱牒尚未查阅到,该支的源流尚不清楚,其它各支基本已经清楚了。
杨树坝:明初由宜兴迁居江阴桃花镇。始迁祖为周锡曦、周显父子。
峒岐: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由吴江迁居峒岐后宅。始迁祖为受五公——周宗德,周敦颐十五世孙。
暨阳南漍支:南宋末由松江隐居江阴南漍,始祖为周敦颐八世孙——维化公。
顾山支:南宋时定居江阴东顺乡(今顾山镇),始祖为周敦颐六世孙——周琼
峭岐里,南漍、云亭等以“光霁堂”为堂号的周姓各支:南宋时由道州迁居无锡张塘,始祖为周敦颐六世孙——周应。江阴各支即其后裔,明初至清代各支先后迁入江阴各地。
柏野里:明初永乐十年(1412年)由武进横山桥北丰迁居江阴璜土,始迁祖为周玉书。
柘塘:周敦颐四世子孙周湛,宋南渡时迁居金陵。十三世周思文元末避乱由溧水柘塘迁居无锡,此后子孙再由无锡迁入江阴各地。
张岐山:该支实为顾山周氏之分支。周琼孙周正五,为该支之祖。此外据周森树先生所搜集的江阴周氏,还有出自锡山、陆墅、槽坊等各支的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缪荃荪在《江阴续志·氏族志》中提到了两支周姓,分别为:“周氏:周佑世居宜兴县,宋淳熙初官江阴军教授。遂居澄江门外定波闸,清周赓良博学有孝行为李兆洛高弟,子慰曾以廪生官奉贤县训导工诗文,书法尤擅长,著有《蓉江散人集》”。这支周氏家族,因未见家谱,所以其源流情况不是很清楚,查阅《崇祯江阴县志》卷三,人物·教职二中有“周祐,宜兴人,奉议郎淳熙七年任”与缪氏记载相吻合,唯“佑”与“祐”之别。淳熙七年即1180年,故该支周姓在江阴定居已有八百八十年的历史了。按理说该支中出了一些名人,不会没有谱牒,但目前尚未看到族谱,让人费解。《光绪江阴县志·孝弟传》周赓良条:“周赓良字唐士,岁贡生,殚精为文,有孝行,父疾割股疗之,殁后事祖母曲承色养,终身无间焉”。此外他还是李兆洛的高徒。他的儿子周慰曾,周佑曾都见诸于《江阴续志》中,《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中也有周慰曾条。《江阴续志·人物》周慰曾条云:“字筱唐,一字拙生,赓良长子,廪贡生,官奉贤训导能诗文,尤善書,年十二書兴国寺大字额, 武进李兆洛奇赏之……所做诗古文多散失,仅存蓉江散人文稿一种”。周赓良、周慰曾,周佑曾父子三人皆有文名,且俱为孝子。由于没有谱牒,该支周姓还是无法得知详情。故暂称之为北外周氏。
《江阴续志·氏族志》:“顾山周氏,周氏自宋时由江西迁江阴顾山,世饶于资。好礼尚义。周掖明成化癸卯举人,周儒正德已卯举人,周瑾正统时输粟六千石,巡抚周忱上其事,旌门表墓,缪尊素、黄疏祺等结九子社,周有士、周之望与焉,清周磬桂以学行名著,有《养斋诗文集》及《诗传补义》诸书,入儒林传”。
顾山周氏是江阴周姓中的一个大族,并且其迁入江阴的时间也较早,约南宋晚期,其后裔在顾山及其周边数个乡镇拥有众多人口。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地方文献中对该家族中的名人也作了详细的介绍,野史中也有诸多叙述。早些的如崇祯《江阴县志》卷四人物志中有“周伯源、周桂祖孙,世能轻财好义,为德于乡,正统间出粟赈荒,贡马助边,俱旌为义民。诏碑其墓”。而《江阴续志》中所列的顾山周氏名人,也都见诸方志中。徐再思《澄江旧活》中也有“顾山脱袜周”条,将顾山周氏发家的传说记诸笔下,虽说有些夸张,但并非齐东野语。
江阴博物馆藏有两方周姓墓志铭。其中一块出自顾山北麓。是1996年江阴博物馆通过考古发掘而获得的。发掘报告由唐汉章、翁雪花两先生撰写,刊登于1997年《无锡文博》第一期上。墓主人为周闳夫妇,墓志铭盖上篆书“故周宗大墓铭”。分两行直书。墓志铭铭文为翰林院侍讲承直郎王璡撰写,曰:“宗大讳周姓,世居江阴之东顺乡招福里,曾祖讳鑑。祖讳祥,考讳源字伯源。皆潜德弗耀奕,世以忠厚相承,周穷卹,匮乡邑。称为积善之家。伯源始治家有法,勤劳刻苦,遂致资产愈饶,且英伟倜傥,交结贤士大夫,声誉籍然,配徐氏,宗大其中子也,少敏慧,父母延名师教之,知纲常伦理,而期以力行之,伯源遭罹多难,远播万里外,宗大始冠,即从家务自任经营扶持竭其力,由是田畴增广,室庐更新,家业盛于先世……永乐初年,知者荐其名于朝,辟之以疾弗能应,乃养志安居,无所外慕,偶以事泛舟,适夜次刘家桥遇贼被戕,还家医药不能疗,甫三日而永逝,实永乐壬寅二月十六日也,远迩闻者咸痛悼之,生于洪武乙卯十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八,娶邓氏生女淑顺,赘同邑赵良,宋状元发之裔孙,谦恭好礼,识见出人意表,侧室朱氏生子一人璠,年甫五岁……以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安厝于顾山先茔之次……”
江阴博物馆对此次考古发掘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动用武警战士保护发掘现场。如此这般。是因为墓主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发掘现场是一个明代早期的家族墓葬群。主体为周宗大之父周伯源;之兄周宗苑,之弟周宗光,共四人。南面正中为周伯源夫妇合葬墓,该墓文革期间被盗掘,据说是衣冠冢,稍北由东向西排列依次为长子、中子、三子各墓,相距约15米,墓地原有享堂及石牌坊,颇具规模,早年已被毁了。
周宗大墓出土了大量的木制家俱模型,种类较条,制作精致,采用了半榫、透榫、闷榫、斜榫等工艺,并采用铆钉固定法,为明代家俱演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墓内出土的一件漆奁及奁内盛放的生活用具颇有特色,尤其是带鞘刀、篦剔、铜镊等用具较为少见,对探索明代江阴的民间习俗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这合墓志铭,史料价值,研究价值较大。首先是确定了顾山周氏的源流情况与地方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并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墓志铭上对周氏的记载如周伯源及其发家情况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甚至其充军发配云南之事也有所载。“世以忠厚相承,周穷卹,匮乡邑,称为积善之家。”与《崇祯江阴志》中的周伯源条:“世能轻财好义,为德于乡……出粟振荒、贡马助边,俱旌为义民,诏碑其墓”。如出一辙,原来墓地有的享堂、牌坊看来还是明代的时候朝廷为表彰周氏而建的呢!其次墓志铭与家谱的相互印证。墓志铭中世系情况为周鑑——周祥——周源——周宏(宗大)——周璠。而家谱为周琼(九世始迁祖)
—阆(宗苑)——璂
至周源(十三世)— —闳(宗大)——珪
—阊(宗光)——岳
从十一世开始周氏分出各支,并陆续走出顾山迁往各地发展,两者基本相似。从中也可看到存在着矛盾之处,周宗大的儿子墓志铭上为周璠,家谱上为周珪。崇祯志上也是周珪,孰是孰非,无从判断,但家谱与墓志铭之间的相互印证,更体现出这段史料的可信性。再者墓志铭中还交待了周宗大的生卒年份以及家族的联姻状况。这些无疑为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江阴博物馆收藏的另一方周氏墓志铭也是明代的,具体出土时间与地点不见记载。志盖铭文为:“明故处土周公墓志铭”,志文为奉直大夫南京户部员外郎邑人张鑑撰写。文曰“明故友莲处士周君墓志铭……处士姓周讳旻字景仁,号友莲,世居晋陵北丰乡横山之阴,世谓濂溪之系,谱牒散失,莫能考其传,曾大父仲杰,大父彦皋,父讳忠字孟良。母陆氏……。子男三长曰本澄。娶江阴巨族陈氏女……次本澈、本浩侧室出,处士生于永乐已亥,殁于天顺甲申……,享年四十有六……葬于芳茂山……”。由于志文模糊。有些已经难以辨认了,但大致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参照已知道的江阴周氏谱牒。觉得柏野里周氏宗谱与此有些相似。祖居为武进横山桥北丰。两者在陈述上虽有些区别,但所指应该是同一地点。迁居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只是去世以后,归葬祖莹芳茂山上罢了。由于笔者尚未看到该支宗谱,因此不敢下此定论。
通过上述江阴周氏的介绍。现将目前所掌握的江阴各支周姓的源流归纳如下:
南宋时迁入江阴的周氏有
1、 江阴北外定波闸周氏,始迁祖为周佑。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迁入江阴(《江阴续志·氏族志》)
2、 顾山周氏,始迁祖为周琼,南宋景定(1260-1264)年间定居江阴顾山,该支又分出周庄支和山观张岐山支等。(《顾山周氏宗谱》、《张岐山周氏宗谱》)
3、 暨阳南漍周氏,始迁祖为维化公周绕 南宋宝庆(1223-1225)年间迁居江阴南漍(《南漍创修周氏宗谱》)
明代迁入江阴的周氏有
4、 杨树坝周氏。始迁祖为周锡曦,周显父子,明代初由宜兴迁至江阴桃花镇(《澄江杨树坝周氏宗谱》)
5、 柏野里周氏 始迁祖为周玉书 明永乐十年(1420)年从武进横山桥迁来璜土(《柏野里周氏宗谱》)
6、 峒岐周氏 始迁祖为周宗德 明洪武十六(1383)年由吴江迁至峒岐后宅(《峒岐周氏宗谱》)
7、 无锡张塘“光霁堂”周氏 明代由无锡迁入江阴各地,形成了南漍支、峭岐里支、云亭支、馿桥周三房巷支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因谱牒未公开或笔者尚未看到谱牒资料的周氏有:
8、 澄江华庄周氏:(《澄江华庄周氏宗谱》)
9、 柘塘周氏 明代由溧水柘塘迁无锡再迁江阴形成璜塘系、祝塘系、青阳系、小园里系等。(《柘塘周氏宗谱》)
周森树先生还列举了陆墅周氏、槽坊周氏、锡山忠孝堂周氏等迁往江阴后的分布情况,甚为详实。
江阴周氏从谱牒上看,应该俱为周敦颐的后裔,在江阴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分布范围,迁入江阴最早的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且支系庞杂,支脉繁多,可谓江阴的一大姓氏。
(作者:馆员、江阴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18:14:39

[回复]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自序 /刁文伟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大课题。江阴有一百多万人口,姓氏何其多,来源又何其杂。当初提出这个想法,我就不断的扪心自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资料充分吗?考证会有误吗……。这种矛盾而踟躇的心态有恃无恐,始终困扰、压抑着我。缺乏耐心和信心往往会陷于举步维坚、甚至半途而废的尴尬境地,我索性抛开这些顾虑,开始最初的尝试。很快《考略》的(一)、(二)于07年《江阴文博》上分期刊登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反馈的一些评价逐渐平抑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暂且不论写的如何,课题本身的创意性就得到了大家的首肯,这其中有本地学者,也有素未谋面的外地行家。动力源于此,同样信心倍增于此,课题也就立足于此了。

  我对江阴姓氏的研究,得益于职业抑或是兴趣使然。数年前,在经历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以后,我一直局限于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之中,并越走越远,对此居然还浑然不知,当面临挫折而陷入困顿与迷惘之后,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过去的思路,逐步调整今后的研究方向已成必然。作为一个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无疑承担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和使命,对我来说,很幸运,二十余年考古经历所积累丰富的考古材料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转变首先从研究宋代江阴的市舶务开始,文章刊登以后,引起了争论,参与争论的专家和争论的内容也不断扩大、延伸,出乎意料。我欣慰由此引起许多善意的争辩对学术发展带来了活力,当鼓起勇气去摆脱人云亦云的束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我想至于对或有所不当,多少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就读大学的授业老师,让我形成了最初的历史观,并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某位领袖所说的那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我深信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宰,研究地方历史必然离不开人的因素,从人这个最基本的要素着手,来解读江阴的历史,应该是最切实际的。家族是人的群体,而家族的标志就是姓氏。江阴博物馆收藏有数十种家谱材料,其中有民国版的,还有新修纂的,这一盒盒、一叠叠的家谱,正是这一个个家族的发展史和奋斗史,也正是这一个个家族见证和缔造了江阴这个经济、文化名城,他们中的佼佼者——徐霞客、刘氏三杰……作为家族的荣耀而载入史册。

  我所学的专业,就是一门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的学科,考古资料和谱牒文化的研究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撑。两者的区别在研究对象上只是实物与文献之间的差异罢了,而研究的方式和目的基本相似。由此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很快就适应了,兴趣也随之转移,很明显现在阅读文献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摩挲坛坛罐罐的时间了,在阅读中找寻乐趣,在考证中感悟真谛。因此《考略》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求知的欲望,同时通过对众多家族的剖析为切入点,来把握江阴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匆庸置疑,这是个大课题,富有创意性和挑战性。

  江阴出现人类活动的遗迹,可追溯到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并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出现大的缺环,考古发掘证实了这点。然而要说江阴最早出现的家族,有据可查的是唐末时期迁入江阴的葛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江阴延续了一千一百余年,并且不断向外拓展。现在在江阴的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为何我要强调“有据可查”这个概念,葛氏家族见诸于众多文献之中,与其谱牒也相吻合,到目前所查阅的江阴众多谱牒之中没有超过他们的,难怪,缪荃荪在撰写《江阴续志·氏族志》时将青阳葛氏排在众多家族之首。江阴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江阴最早的家族出现之间,相隔了近六千年,这六千年并非是个空白,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找到一些痕迹,只是我们必须掌握辨别史料的方法,去伪存真,以求无误。

  江阴最早的姓氏出现在何时呢?季扎、杜康、黄歇……方志中的这些记载都属于误导,我们无需去纠正,不然它就不是方志了。江阴见诸于信史的最早的名人——王宁,南北朝时期人,当时江阴之名尚无,他在后凉为官,《大清一统志》、《无锡人名人大辞典》中有记载,距今约一千六百多年,因史料有限,无法再深入了解其家族概况。上世纪末,博物馆于长泾镇发掘了唐代家族墓群,出土了二方墓志,墓主为孙晖;数年前我于申港看到了一方唐代大中年间的墓志,本地出土,墓主姓汤氏,两方墓志距今有一千二百多年,它们是江阴最早的,值得信赖的文字史料,研究价值极高。明·李翊著《戒庵老人漫笔》中也提到了在现在的顾山出土唐代大中年间墓碑的事。墓主称“琊王氏”,据此看来,一千二百余年前,已有孙、汤、王三个家族在江阴出现,至于他们的去向,是否一直在本地传承下去,或迁往他处,尚未发现可信的材料,至少目前在谱牒上找不到证据。

  上面所述的这些史料,来源于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很多学者来说,有些是接触不到,有些是被忽略了。作为最早登陆江阴的家族,他们应该值得后人重视和尊敬。很遗憾,由于材料的制约,更多的家族都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无法得知了。《考略》的写作并非是简单的资料罗列、介绍,更重要的是增添了考古发掘资料,这些资料将有助于增强读者的兴趣和信赖感,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吧!

  收藏江阴谱牒最多的机构是上海图书馆,而江阴本地的收藏有限。近年来续谱之风渐盛,博物馆作为收藏机构,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亲睐,纷纷捐赠,我有幸负责此事,因此接触了许多新纂的家谱,至今我所掌握的家谱收藏信息数量达到数百部,涉及数十个姓氏,分藏在近十家机构和高校,因此,查阅、抄录、研究……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的繁琐,牵扯精力,花费时间、财力无法算计。积累是一种乐趣,考证是一种享受,我再一次身陷其中,乐此不疲。

  “夏树芳”,明代江阴的一位才子、隐士,许多文献中都有其传记。《江阴续志·氏族志》中记载他出自江阴夏氏。我深信缪荃荪的学识,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错。然而在我写夏氏源流的时候,查阅了《习礼夏氏宗谱》,问题出现了,习礼谱上从世系到传记都清楚的记载了夏树芳的生平。无可争议,夏树芳出自习礼夏氏,而非江阴夏氏。同样的情况。将会始终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文献之间出现矛盾并不奇怪,如何避免矛盾,修正谬误,严谨的考证,翔实的史料是我学术上遵循的宗旨,我只信对的,不信“贵”的,哪怕他贵为学术泰斗、领袖。

  渐渐的已经成了习惯,遇到稍熟些的友人,便会相问,从姓氏到籍贯,如果祖上是土生土长的江阴籍人士,那么一路追问下去,直至对方哑口,我相信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实用。可以借此收集到很多家族的信息。在完成了江阴四大姓氏的考略以后,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庞杂”。江阴的“王”姓主要出自“三沙”王氏,各分支之间仅在于“东沙”、“中沙”、“西沙”之间的区别。而“陈”、“徐”、“张”三姓来源复杂,支脉众多,如“张”姓就列举了十三支之多,而《氏族志》中只提到了流璜张氏等五支。我竭尽所能,但可以肯定所列这些根本无法涵盖全部,总希望大而全,而力所不逮。课题所带来的压力主要体现在资料的缺失,主要是谱牒。“破四旧”给后世造成的影响远非于此,我只能叹息对传统文化而言,“破旧”并不能“立新”。借此恳请方家及同好多给指导,多予帮助!

  是为序。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12:48

[回复]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二) /刁文伟


王 氏

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王姓”已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姓氏,人口达9千多万人。就江阴来说,“王姓”也是4大姓氏之一,遍布全市各处。中洲出版社《中华人口百个大姓》对“王姓”来源考证颇为详细。“王姓”源头众多、族派纷繁,有出自周朝姬姓、商朝子姓、虞舜妫姓以及出自少数民族改姓赐姓等说。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是周朝姬姓王氏后裔,是最有名望的宗族之一。据目前资料分析,江阴“王姓”皆出姬姓之后,分3大支即三沙王、水南王、澄南王。下面分别就这这三支“王”姓作一下考证。

一、 “三沙”王氏

目前江阴“王氏”很大一部分出自“三沙王氏”,即“东沙”、“中沙”、“西沙”3支王氏,其先祖于北宋末人口大量南迁时定居于苏州。第一世王皋,为北宋宰相王旦七世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为“三沙“之祖 —— 长子王易迁昆山称“东沙”,次子王铎留原籍称“中沙”,三子王允(胤)迁无锡称“西沙”。南宋始“三沙”王氏陆续迁入江阴各地,经数百年发展,成为江阴望族之一,其后又逐渐形成许多支派。我们需从家谱、文献入手进行研究分析,把握其“根”“干”后,方能弄清楚他们的“枝”“蔓”。

(一)关于王氏宗谱。

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有:1、《王氏三沙统谱》 清 •王钟、王承熟等修。光绪二年三槐堂木活字本,共122册。这套家谱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阴博物馆及南京、美国、日本等地都有收藏。2、东沙支的有《东沙筑塘王氏宗谱》三十卷,民国王天民修,民国35年刻本,苏州大学图书馆藏;《东沙绮山王氏宗谱》十六卷,民国三十八年铅排本,历史研究所、河北大学、上海图书馆藏;《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十六卷,清代王履初、王启修,光绪五年木活字本,国家图书馆张耀宗藏。3、中沙支(宋元之际王皋八世孙王贵八由苏州迁入江阴砂山)的有《唐沙王氏宗谱》十二卷,清代王锦才修,光绪5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王氏三沙全谱》共八册,06年新修版本,江阴博物馆藏,虽然称三沙全谱,实为中沙王贵八这一支,《唐沙王氏宗谱》始祖亦为王贵八。4、西沙支(始迁祖为王均实,元末自昆山迁至江阴桐岐)的有《西沙王氏宗谱》,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同治9年和光绪25年的木活字本,同治版本为清王兆材修12册,光绪版为16册王永盛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八卷,民国王培棠修,民国36年木活字刻本,常熟博物馆藏;《王氏西沙支谱》25册,新修本,江阴市档案馆藏。

笔者认为,上列三沙系王氏宗谱,还远不能涵盖江阴三沙“王”氏全部。江阴博物馆藏有砂山出土的明代墓志铭一合,铭文文字较模糊,不能全部辨识,其中有“明故王母葛氏孺人墓”、“王之先世居长洲荻卢……国朝洪武初选居江阴邑东,富兴里……”等字样。这个“王母”属三沙王氏系,墓志铭所出地点与中沙支《唐沙王氏宗谱》中祖辈在明代早期迁入江阴周庄、云亭一带,并与当地大族葛氏联姻的情况较为吻合。

(二)关于水南王氏。

水南“王”氏因无家谱材料,研究无法深入,分布情况不清楚,有待今后发掘整理。笔者曾从民国《江阴续志卷十•氏族志》中查阅到“水南王氏自宋时由山西徙江阴青山号水南王氏,与三沙支别……”的文字。可以说,水南王姓家谱肯定有过,只是目前尚未掌握罢了,不然缪荃荪修续志时,何以将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家族来介绍,并且所载还甚为详细呢?从其续志所载看,这支王姓出过诸多名人,如清早期顺治、康熙年间的二位武举王耀宗、王兆鱼;乾隆时吴县训导其子王苏为进士出身,官河南卫辉府知府;王骐,举人,官山东单县知县,孙子王继之道光年间举人,官颖川府教授……。看来这支王氏还是非常显赫的。按说从宋代迁至江阴的话,800年左右时间应有相应的分布地域和众多人口,分支也多,但奇怪的是家谱材料在各大图书馆和收藏机构均未发现。《续志》中称水南王氏出自山西,与三沙王氏有别,从这点看这支王氏为姬姓之后,太原王氏与三沙王同出于太原,同为姬姓之后。

(三)关于澄南王氏。

澄南王氏出自三槐堂,与三沙王氏同一个堂号,也就是说“三槐堂”的始祖、五代宋初的王言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王言的7世孙王皋为三沙王氏之祖)。上海图书馆藏有《澄南王氏家乘》四卷,民国32年铅印本,始迁祖为王蟠,清康熙年间自安庆府迁居江阴澄南。江阴档案馆也收藏有王大河重修的《澄南王氏家乘》一册,这支王氏迁入江阴较晚,分布范围相应较小,人口也少,地域性很强。

二、 其他王姓

江阴王姓有史可查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比唐代琅琊王氏还要早4~5百年)的王宁。《大清一统志》载王宁:“十六国时期后凉官吏,字德和,江阴人,官中奉大夫,著有《笑庵集》十卷,已佚。”这个王宁也是最早的具有准确江阴籍贯的名人,但由于缺乏其他资料,该支王姓的来源及发展都无从考证了。其它文献中记载明代以前,除上述三支“王”姓以外,还有许多“王”姓家族在江阴居住,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而难以考证。

至于琅琊王氏,明代江阴人李翊著《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唐大中时墓铭》载:在北漍赤岸出土了一块唐代大中三年(849)的墓志铭,由于字迹不清仅能辨认首行,上书“琅琊王氏墓志铭……”可见王姓迁入江阴已经有1000多年了。与太原王氏不同的是该支王姓出自山东琅琊,但其延续情况不得而知。

三、江阴王姓名人

宋元时期江阴王姓出过许多名人,其中又以文人居多。如:王令,字逢原,祖籍扬州,先迁镇江再迁江阴。江阴的方志和《江上诗抄》中都有其介绍。王令与北宋宰相王安石交往甚密,互有诗文交往。另外江阴王子高及王子立兄弟是苏轼、王安石的弟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家中藏有苏轼的许多简帖。又如:王宁,方志和《江上诗抄》中记载他是南宋时人,字德和,中奉大夫,著有笑庵集十卷,并录有其《浮远堂》诗一首。再如:王建大,王宁孙方志中记载他“字直方,世为赵人,侨寓江阴,其先七世,有利于朝者,建大以文通判冢嗣,奏补将士郎……致仕归,兄弟不忍折局,买庐哄桥巷,休暇岁余年六十卒,葬绮山之原。”还有王逢:元末著名诗人,字原吉,号黄山,自号席帽山人,后避地松江之青龙江,著有《梧溪  》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四卷三的《德佑间子撰父志》文中也正好提到了这支王姓家族,并叙述得较为详细,与方志极为吻合,可互为佐证:“嘉靖十五年丙申,岁秋,邑中大街虹桥沟东居民钁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佑年间子撰父圹志,为余业师沈善吾所得,备录于左:王君録参从事圹志,先君讳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 奉议郎,累赠重大夫……祖宁,中奉大夫,直微 阁,司农少卿……父燾:朝敇大夫,通判泰州军州事……类集少卿《笑庵文稿》……盖王氏世赵人,二江阴则侨寓也……至是买庐虹桥巷休假,……子男一人,伯然女五人,……安厝于昭闻乡绮山之原……”

以上所列宋元时期江阴王姓名人,在缺乏家谱资料的情况下,考证他们的族属是有难度的。王令祖籍扬州,是迁江阴第一代,往下无法考证。王子高、王子立兄弟也无法考证,但可肯定,他们与三沙王氏并无关联,并早于三沙王氏100多年,是否出自三槐堂也很难确定。王宁、王建大这支“王姓”主要生活在南宋时,“七世做官,世为赵人”,出自太原王氏,方志称为“侨寓”,他们最晚应是在王宁的父辈时迁入江阴的,因为《正德江阴县志》人物特奏中已有王宁叔叔的记载了,这一支也肯定与三沙王氏没有关系。那是否与水南王有关系呢?没有家谱,无法定论,且这种可能性极小,不然《江阴续志》中不会不记载的。在我看来,上述王姓家族应该有些人气,不至于很快就湮没,但不见流传,无法理解。至于王逢,《续志,氏族志》提及他的族属情况,可确定他的归属出自三沙系西沙支中的一派。

纵观现在江阴“王姓”,大部出自三沙之后,无论从地域分布、人口数量看,三沙王氏后裔最广和最多,是江阴王姓中的最大的一支。



张 氏

“张”姓的起源,主要有3种说法。一为黄帝之后“挥”,因为能制造弓矢,所以赐姓“张”。“挥”为弓箭发明者。其后以“张”为姓,是为河北张氏。二为黄帝“姬”姓之后代,春秋晋国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是为山西、河北、河南之张氏。三为出自赐姓或他姓改姓。《江阴流璜张氏宗谱·张氏姓原》中也将“张”姓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之后“挥”的身上,同时又将张侯作为始祖。看来已经将两者混成一谈了。但据查阅一些张氏宗谱后发现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幸他们都出自“姬”姓之后。

一、江阴张氏分支

江阴张姓人口较多,同为4大姓氏之一,分布地域也广。从目前资料看,张姓分支非常庞杂,流璜张氏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其它如钦贤支、太宁支、龙砂支也有较大的规模。

(一)流璜支(序源堂)。

目前流璜支张氏宗谱共有三个版本:1、同治十年木活字本,6册,清张吕璜修,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2、光绪三十年木活字本,33册,清张步斋修,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3、民国三十五年木活字本,35册,民国张养和修,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江阴市博物馆藏有32册,缺第二、七、二十九卷。

流璜张氏进入江阴的时间及始祖,家谱记载前后有矛盾。《江阴续志·氏族》中录为“宋时有张逵者仕常州,卒葬江阴秦望山,是为流璜张氏……”;家谱《序》中称“系出韶州曲江,后徙居淮南楚州,始迁祖逵,赵宋时仕于常州,卒葬江阴秦望山冈湾底,子孙遂定居江阴,其孙天秩始家于流璜……”。查阅其它张氏宗谱可知始祖张逵所处的年代并不统一、差距甚大,有南唐说,有北宋说。按《横村张氏重修宗谱》序所述“逵仕南唐,佥判江阴,没于任,卜葬秦望山之岗湾,长子百一归淮南楚州,次子百二居流璜,越二传百二公之孙万二公迁桐岐,万三公迁张渚,万四、万五仍居流璜,万一公迁居茶岐,守彦通公(逵)墓……”,横村张氏是为万一公之后。宜兴张渚的张氏始祖也为张逵,与流璜支始祖同,家谱中还专门有两谱的对比考证,阐述较为清楚,而这支张氏出自韶州曲江,与唐代著名宰相张九龄同族。目前流璜张氏分布较广,江阴霞客镇及周边无锡、常州等地都有分布。笔者也了解到流璜张氏的许多分支都已相继开始续修支谱。

(二)钦贤支(光裕堂)。

目前所知钦贤支张氏家谱俱为民国版本,有民国三年木活字本,二十卷20册,民国张琏修,美国藏;民国三十八年木活字本,二十四卷26册,民国张子初修,上海图书馆藏。

钦贤张氏迁入江阴为南宋时期。《江阴续志·氏族》载“钦贤张氏,世居山东登州,宋理宗朝有名英者官都督始卜居江阴城内钦贤里即今之都督坊巷……”,与家谱记载吻合,只是家谱中称定居地为锁巷(宋代县志所载又名钦贤坊),与都督坊稍有出入。这支张姓迁入江阴较早,有近800年时间了,所出名人众多。据《江阴续志·氏族》所载,有元代张缙,进士,官至浙东廉访使;明正德年间进士、大学士张衮,也出自该家族;还有明代张明儒、张绍芳,清代张廷魁、张男寅、张治等,可谓辈出,不胜枚举。因此家谱中收录有明清两代大家诸如钱谦益、李兆洛及顾炎武等名人所撰的记、跋。

(三)龙砂张氏。

江阴龙砂张氏宗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手抄本,张洵佳纂修,共4册,不知何故堂号不明。该支张姓宋时居汴梁,南渡时其祖本真南迁占籍扬州之泰兴;清雍正十年,始迁祖瀛秀移籍江阴东乡华士镇,民国十年续修宗谱,修成后未及刊印,仅存手抄本,人物生卒年月下限为民国二十六年。《江阴续志·氏族》中也记有龙砂张氏的情况:“张秀甫清雍正间由泰兴迁居江阴华士镇,张玉墀道光庚子举人为李兆洛高弟,沈潜古义有名于时,张洵佳(注:纂谱人)同治癸酉优贡,官河南知县”。

家谱与方志记载略有出入的是始迁祖的人名。家谱材料当更可信些。

(四)刘墅张氏。

该支张姓宗谱现藏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江阴长泾镇志办也曾征集得一套十一卷,首、末各一卷,张宝浩修,民国十四年木活字本,12册。刘墅张氏的先祖与流璜张氏同,溯至张逵;张逵四世孙万一移居邑西之茶岐,嗣后刘墅头支、长泾支俱出茶岐;刘墅支祖晋为逵二十世孙,清初由茶岐迁刘墅头。此外家谱中有该支有声望的近现代外科名医张宿辉的事迹。

(五)青阳张氏(聿修堂)。

《青阳张氏重修家谱》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北漍镇志办曾征集得一部,光绪九年木活字本,12册,清代张锡九纂修。该支张氏出自唐张九龄之后,八世孙谏为常郡太守,流寓毗陵,后家无锡;始迁祖辅,明正德、万历间由无锡景云乡徙居江阴青阳镇东街。《江阴县志·氏族》中有青阳张氏的记载:“元张瑞,能诗文学者称沟南先生,官江浙枢密院都事;子宣,明洪武初征授翰林院编修,著有《春秋》、《胡氏传·标注》及《青阳集》等书。张履正,万历戊戌进士,官九江道;子有誉,天启壬戌进士,官南京户部尚书,太子太保……”。工具书和文献对张瑞的籍贯俱称元代江阴人,与家谱所说张辅明代正德、万历间由无锡迁入的内容相矛盾。笔者认为,这是家谱修纂过程中的失误造成的。诸如张瑞、张宣父子等都是非常有名望之人,《明史》、《常州志》中都有记载,对他们的籍贯肯定不会考证错误的。

(六)太宁张氏。

该支张姓未见家谱,而《江阴县志·氏族》有记载:“太宁张氏先本姓王,世家淮西,元至元末,明祖兵起,忽雷元帅时已致仕,隐居江阴与江阴侯吴良有旧,恐其迫令仕明,遂改姓张忽雷,子诚迁居邑西太宁里。张元灏清道光庚戌进士,所居得月楼藏书万余卷,子廷寿岁贡,年八十余,书画诗词均超逸”。文献中对这支张姓记载甚为详细,可惜没有家谱,无法深入研究。查阅江阴地方文献,太宁里当在县城西南的南闸、夏港一带。这支张姓是由“王”姓改姓而来。

(七)亭子港张氏(草圣堂)。

《亭子港万十公张氏宗谱》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木活字本,张云台纂修,二十四卷,首末各一卷,15册,上海图书馆藏残本。这支张氏先祖可追溯到宋代张标,靖康年间南渡,由汴梁到杭州,历二世至万十公,自杭州复归常熟县水潭头是为一世祖,传至十世孙张春,自无锡花园昭迁居江阴东乡亭子港东岸,为江阴亭子港张氏始迁祖。上海图书馆残存的是各房边系。

(八)南新桥张氏(馀庆堂)。

《南新桥张氏续修宗谱》十二卷,清张德文修,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12册,上海图书馆藏。始祖为张逵,其九世孙文俊徙居苏州盘门百花洲,文俊孙刚,元季又徙至澄江南新桥,为始迁江阴祖。

(九)陶北庄张氏(孝友堂)。

该支张氏宗谱现藏上海图书馆,民国三十年(1942)木活字本,十六卷,张文贵纂修。先祖为张标,始祖为张万十,始迁祖张裕福于明中叶由常熟迁居江阴马嘶镇之陶北庄。

(十)无锡河亭张氏(寿康堂)。

这支张氏的家谱藏上海图书馆,称《张氏大统宗谱》,清光绪二十年(1894)木活字本,张均纂修。一世祖家庆,少时与祖父居临安,宋末避乱由浙迁至苏州盘门外蠡墅镇;至第十一世概迁居无锡河亭,其后嗣析居于江阴祝塘、青阳、峭岐等处。该家谱为无锡、江阴各支之统宗谱。

(十一)城湾张氏(二铭堂)。

《城湾张氏宗谱》清代木活字版本,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作者不祥,居地为江阴,因是残本而无法得知其全貌,该支张氏出自北宋著名学者张载之后,从谱名城湾来看,当是居住江阴城内。

(十二)横村张氏(百忍堂)。

江阴市档案馆藏有《横村张氏重修宗谱》一套,1928年木活字本,8册,民国张有九主纂。始祖为南唐张逵,明初由武进茶岐入赘江阴横村。

(十三)澄江张氏(世贤堂)。

查阅江阴市谱牒文化研究会《谱牒文化研究》创刊号中张剑峰先生撰《澄江张氏考》一文,该支张氏为明初由安徽濠州迁江阴申港怀仁里(申港南,舜山北)。现在该支人口较为壮大,张家桥在申港也极有名,为该支地望。因末见家谱,故源流尚不很明确,但该支出自曲江张氏可以肯定。

此外,江阴博物馆还藏有一本《张氏宗谱》残本,因残缺严重,故无法窥其端倪。

二、江阴张氏特点

综合上述13支有据可查的江阴张氏情况,可归纳如下特点:

(一)迁入江阴的年代。流璜支、钦贤支最早,为宋;其后如青阳支等主要集中在元、明两代;其它还有清代迁入江阴的,如龙砂支等。从目前保存的家谱看,流璜、钦贤两支是江阴最大的两支张姓,人口多,分布地域也广。

(二)各支上溯。有达南唐张逵系的,如流璜支、刘墅支、南新桥支、横

村支;有达宋代张标系的,如陶北庄支和亭子港支。其它还有可达张英的钦贤支、达张本真的龙砂支、达张谏的青阳支、达张家庆的河亭支、达张孝三的澄江支,还有由“王”改“张”姓的太宁支。各支始祖的年代大部分为两宋时期,延续时间有800~1000年左右了。

(三)各支堂号。各支修谱时,堂号存在着紊乱现象,甚至如张逵系的流璜、刘墅、南新桥、横村这四支,有称“序源堂”的,还有称“馀庆堂”、“百忍堂”的,堂号各异,与王姓的“三槐堂”堂号统一的现象大不相同。由此亦可见张姓之庞杂。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16:56

[回复] 回复试论馆藏家谱的研究和利用 /刁文伟

江阴谱研会办公室刁文伟主任,根据江阴地方文献、上海等图书馆所藏江阴宗谱以及博物馆藏历代墓志铭50余方,研究、考证目前江阴主要姓氏源流,撰写了《江阴姓氏源流考略》,成为江阴姓氏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又为江阴地方志开辟新章节。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25:39

[回复] 明代钞法的成败(论文摘要) /刁文伟

洪武七年九月,明政府颁布钞法。洪武八年,朱元璋诏中书省造“大明通行宝钞”,并规定以钞为主,钱为辅,钱钞皆分等使用。在钞法实施初期,明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首先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额,提高宝钞在流通中的信誉。再者,“禁以金银交易,违者罪之”,对伪造钞币者也严加惩处,以严刑峻法保障钞法的实施。这对防止奸民盗铸,稳定货币流通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在宝钞最大面值和最小面值相差百倍的情况下,合理分等,使得纸币面值的分等配套趋于完善,同时辅以铜钱,钱钞并行,形成分层次配套流通的格局。此外,宝钞由中书省(洪武十三年改为户部)统一印造和发行,因此在印制和发行上有较高的统一性,使得钞法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适应,比其它各朝更为成熟。

当然,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明朝在走过了它的稳定期之后,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从明朝宝钞流通分析、军费、宫廷开支、外事费用和官俸,以及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集团挥霍浪费的支出日益膨胀。从租赋税收到盐茶专卖等方面的收入根本不能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因而钞法被用来作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维持财政的工具。大量纸币的印造和发行,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币值出现无法控制的暴跌。明代虽然始终没有更换新钞,也没有扩大面值,“一贯”始终是最大面额,但钞值还是和前代一样,不断跌落,物价翔贵,终因狱讼纷起,民益厌苦,而钞亦益贱,而于弘治、正德年间停止发行宝钞,终止钞法,改以金银交易。虽然明末也曾重新实施钞法,但也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大明钞法在实施中的失败,主要在于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对人民剥削和压迫的欲望,不顾经济规律,滥发纸币,并且只发不收,新旧钞并行,造成流通中纸币的剧增,使得币值迅速下跌,最终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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