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2012年11月6日，耗時將近一年半之久的美國總統大選最終進行了選民正式投票，驢象兩黨間白宮寶座的爭奪也塵埃落定。當全世界的眼球都聚焦在誰將問鼎白宮之際，人們卻忽略了一個藏在喧嘩紛亂的“選美式”競爭背后的重要事實： 截至10月26日的官方統計顯示，兩黨候選人所籌集的競選經費就已超過20億美元，其中奧巴馬約有10.8億入賬，羅姆尼則高達11.3億。這是美國歷史上兩黨候選人總開銷首次飆升至20億美元以上、兩黨候選人募款分別都超過10億的選舉，進而刷新了金錢政治的歷史記錄。據美國CRP中心執行主任分析預測，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總花費將超過60億美元！然而，如此“歷史性突破”竟然是在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聯邦財政債台高筑等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窘迫背景下實現的！美國選舉中金錢政治所引發的迷思，令我們不禁再度叩問西方民主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內在矛盾及其在國家治理中所扮演的消極角色。

一、為什麼金錢管用？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1966年，加州州議會領袖杰西　安若這麼一句不經意的玩笑，卻因犀利而精准的表達而廣為流傳，成為今天每每論及競選財政都會引用的名言。事實上，回溯美國政治發展史，沒有任何一場選舉是不需要財力支持的。據史料記載，當1757年國父喬治　華盛頓競選弗吉尼亞地區議員時，就曾購買了29加侖朗姆酒、50加侖朗姆飲料、34加侖葡萄酒、46加侖啤酒以及2加侖蘋果酒充當競選物資。這些實物雖總量有限，但當時華盛頓所在的選區也僅有391個選民，即每張選票成了1.5夸脫某種酒類的等價物。1896年和1900年兩度輔佐威廉　麥金萊當選總統的競選經理馬克　漢納更是不加掩飾地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一是金錢，第二個我就記不得了。”由此可見，美國式民主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謂的“金錢民主”。

客觀講，“金錢民主”回應著美國特有政治經濟制度安排下的特殊利益訴求，在最具權勢的總統寶座爭奪中更為凸顯。早在美國立國之初特別是國會議員等政治精英層分化出“內生黨”之后，代表新英格蘭以及中部沿海地區商業利益的聯邦黨與代表南部地區種植業、農業利益的民主共和黨便展開惡斗，爭相將自身利益的代言人送上總統寶座。政黨政治身上不同經濟利益的烙印，經過了多次合縱連橫之后，一直流淌到如今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血液當中。

經濟精英對政治權力的覬覦，在19世紀中后期達到了一個頂點。此時的美國進入了所謂的“鍍金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壟斷階段，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形成多個富可敵國的壟斷財團。這些壟斷精英不僅控制了國家財富，而且還通過向民主共和兩黨提供巨額資助、介入選舉，晉升為主宰國家政治生活的“寡頭”。在政黨組織中，那些有壟斷寡頭撐腰的政治精英即所謂的“政黨老板”，負責著分配金錢這一重要的競選資源，控制著總統候選人等選任官員的提名，而當選后的官員大都會對政黨老板及其代表的壟斷資本唯命是從，在國家政策過程中投桃報李，從而構成了沆瀣一氣的惡性循環。

面對當時比比皆是的“州政之恥”、“市政之羞”，從知識界發端的一場“進步主義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卷美國。這股“改良新風”也重塑了總統選舉的風格，以普通選民直接參與的黨內選舉取代了政黨對總統候選人的直接指定。制度安排上的調整，旨在削弱政黨組織的權力，雖將選舉從“政黨導向”轉換為“候選人導向”，但並未如期實現改革效果。一方面，“候選人導向”加劇了選舉競爭的長度與強度，從黨內競爭到兩黨對決，無形中推高了競選成本，反而刺激了候選人對金錢的渴求﹔另一方面，新制度本身無力阻止壟斷利益的滲入，甚至在沒有“政黨老板”隔膜的情況下，壟斷資本與候選人之間的利益輸送反而更為直接且便利了起來。

20世紀60年代之后，科技的發展使電視等現代傳媒方式走入美國公眾的日常生活。 “候選人主導”的選舉很快成為新媒體應用的舞台。新媒體日漸主導選舉營銷的同時，其不菲的開銷也增加了候選人的財政負擔。1860年林肯競選總統時，共和黨大概隻花了10萬美元，到了一百年后的1960年也隻能夠支付一條30分鐘的電視專題廣告宣傳片，更僅僅是今年大選中羅姆尼為贏得佛羅裡達一個州初選造勢時每日廣告開銷的十分之一。可見，如今的候選人如果缺乏足夠的財政支持，根本沒有資格投身到任何一場選戰當中，這無疑為特殊利益通過金錢籠絡候選人營造了溫床。新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自媒體”時代的來臨，網絡競選因其相對低廉的成本被越來越多的候選人所採納，但所謂的“e門檻”仍舊使網絡競選無法跨越年齡、受教育程度、經濟情況等門檻，尚無全面取代電視廣告競選的趨勢。

由於美國民主制度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的天然鏈接以及選舉制度與過程對巨額資金的旺盛需求，金錢儼然是美國政治舞台上多元利益之間的潤滑劑與關系鏈，呈現出無法控制的惡性膨脹。根據學者和民間智庫統計，2008年整個選舉周期的總開銷約為31.25億美元，是1976年的17.6倍，其中以總統大選開銷最為驚人：從1976年的6690萬美元躥升至2008年的17.59億美元，增長了26.3倍。即便考慮這32年中美元2.78%的通貨膨脹率，總統競選經費也激增了約9.5倍。當通向白宮的跑道上被鋪滿了黃金之時，是“驢”還是“象”最終染指總統寶座已並不那麼重要，最大的贏家都是某些特殊利益訴求的壟斷經濟精英而已。

二、金錢政治帶來何種影響？

偉大詩人泰戈爾曾言：“當鳥兒的翅膀被系上黃金，鳥兒就飛不起來了！”這則警句雖是人生感悟，但用來比喻金錢政治也正恰如其分。“金錢選舉”的常態化，無疑消磨了美國政治的理性，侵蝕著公眾的長遠利益。

第一，金錢政治對大選結果產生著關鍵性的扭曲影響。美國並非是一個以政治生活為中心的社會，普通民眾對政治及政治人物的了解極其有限。例如，根據CNN去年11月所作的民調顯示，仍有14%的受訪者從未聽說過約翰　博納，而此公已在國會眾議院議長這一美國聯邦政治第三號人物的寶座上坐了將近一年之久。又如，根據蓋勒普今年2月中旬的民調結果，竟然分別有7%、8%以及14%的受訪者從未聽說過羅姆尼、金裡奇以及桑托羅姆這三位政治人物，而其時這三人為2012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提名鏖戰正酣。換言之，能讓普通選民知曉某候選人、博取知名度，就是獲得其投票支持甚至勝選的基本砝碼。而這個被知曉的過程，恰恰是需要大量廣告與造勢才能實現的，金錢的投入不可或缺。從2008年大選的現實情況觀察，奧巴馬在此維度上獲益最大。相比於初選對手希拉裡和大選對手麥凱恩而言，僅僅當過4年國會參議員的奧巴馬可謂政治經驗乏善可陳，但其口才、膚色與個人魅力卻緊緊地吸引著媒體的眼球，很快佔據話題焦點。在認知度上表現出的潛質，令其“吸金能力”大增，越來越多的資金涌入奧巴馬陣營。

金錢在今年共和黨初選中也發揮了巨大的“魔力”。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羅姆尼因其摩門教的身份和相對溫和弱化的政治立場而無法得到黨內保守派信任，甚至數度被保守派推出的代言人反超，但因其在金融工商業界的深厚人脈而籌集到了巨額捐款。羅姆尼的競選資金是位居第二的羅恩　保羅的兩倍多，也是所有9位共和黨主流候選人總籌款額的將近40%。正是由於雄厚財力的驅動，羅姆尼才能得以頂住保守派人物桑托羅姆的強力挑戰，最終斬獲提名。金錢幫助奧巴馬和羅姆尼如願以償，但也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后果：前者是美國公眾遲遲等不到所謂的“奧氏變革”，卻還要白白為新手總統的學習與成長埋單﹔后者是共和黨隻能接受一位隻會討好選民而無堅定政治立場的騎牆候選人去挑戰奧巴馬。不得不承認，在這兩個實例中，金錢政治暫時遮擋了選民的眼睛，令他們作出了扭曲的選擇。

第二，金錢政治導致在內政外交決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換。金錢對選舉政治的牢牢控制，使得候選人的選區概念凸顯異化。他們不僅要代表其所在選區選民的利益（如總統即全美），還要兼顧所謂的“金錢選區”，即那些壟斷資本的利益。從美國政治經濟的地緣分布上看，美國東海岸的新英格蘭　紐約地區、西海岸的加州地區、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以及南部的得州地區等皆為“金錢選區”的所在。在雙重選區的約束下，當選總統不僅要依照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來制定內外政策，還要盡可能地符合寡頭經濟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比如，近年來的三位共和黨總統裡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額捐助。作為回報，裡根任內推動取消石油、汽油等的價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則先后發動了兩場伊拉克戰爭，最終將這個石油儲量世界第五的國家控制在手，不但滿足了美國石油產業驚人的海外利益，還兼顧起了大軍火商的好惡。此外，小布什上任后旋即拒絕執行《京都議定書》，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煤電油氣資源產業利益的回饋。民主黨方面的情形如出一轍，克林頓和奧巴馬均接受了更多IT信息科技產業的財政支持，前者上任后積極推動信息高速公路等計劃，吹起了美國“新經濟”號角，后者則極為重視網絡傳媒的發展普及，身體力行地將其運用於政治動員與競選當中。

第三，金錢政治甚至還令買官鬻爵在當今美國變成現實。買賣官位的政治丑聞，隻在傳統封建社會才更為常見，如果在當今美國總統政治中仍習以為常，顯然令人費解。但在金錢政治的庇護下，某些捐款人的確能夠通過給總統候選人較多數額的錢財，拿到擠進“旋轉門”的通行証。當選總統手中握有眾多政治資源，除了政策傾向之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給那些為自己的競選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劃算的“買賣”，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美國200多位駐外大使了。根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的統計，幾乎歷任總統都存在著這種行為，甚至尼克鬆和克林頓任命大使中的30%都是政治捐款人。2009年5月，剛剛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外提名54歲的約翰　魯斯出任駐日大使，引發了華府軒然大波。這位身居加州的職業律師對日本事務一無所知、且絲毫沒有國際經驗可循，與美國往往派出包括前副總統、退休國會領袖在內的政壇賢達出使日本的傳統做法大相徑庭，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魯斯曾為奧巴馬2008年的大選捐助了50萬美元，且實際貢獻可能還要高於這個官方上報數字。

三、金錢政治就是一個跳不出的怪圈

隨著金錢在總統選舉等重大政治活動中的泛濫，美國政壇內外的部分有識之士也認識到其對國家利益與政府決策的巨大負面影響。因而，改革之聲始終不絕於耳，立法規范選務的努力也從未停歇，但依舊無法跳出“金錢民主”的怪圈。

早在1867年，國會就曾在《海軍撥款法案》中附加條款，禁止海軍現役軍人參與政治捐款，該限制在1883年的《公共人員改革法案》即“彭德爾頓法案”中又被推廣至整個政府雇員系統。如果說這兩次努力是在將“事務官”分離於政治選舉之外的話，1907年的《蒂爾曼法案》則首次禁止了公司對聯邦層次政治競選參與者的直接金錢捐助。隨后，1939年《哈奇法案》在重申分離原則的同時，又限制了政黨組織用於選舉的開銷（每年300萬美元）和民眾付出的政治捐款（每年5千美元），旨在弱化特殊利益集團和富人的影響力。

在美國通過細節性立法阻擊金錢政治之際，一種被稱為“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組織卻開始大行其道。這種組織雖看似自發形成的民間社團，但與大公司、特定利益集團或群體聯系密切，很多實際上就是代表這些特殊利益、憑借這些利益的資助公開造勢宣傳、支持或反對某位候選人，起到間接助選的“白手套”作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抬頭，沖毀了1907年和1939年兩部法律剛剛建立起來的堤壩，刺激國會又相繼出台了1943年《史密斯—康納利法案》和1947年《塔夫脫—哈特利法案》。這兩部新法將禁止政治捐款的范圍從公司擴展到代表工會利益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組織，卻又引發至少6項指控其違背《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關於“政治言論自由”內容的違憲訴訟。由於聯邦最高法院採取了曖昧態度，兩部法律最終均未能有效限制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急速蔓延與擴張。1971年，國會整合了以往一系列立法的經驗教訓，一鼓作氣通過了《聯邦選舉競選法案》，雖然要求所有聯邦層次候選人、政黨以及政治行動委員會嚴格公開競選經費記錄，但也認可了政治行動委員會組織的合法地位，進一步助長了后者的迅猛發展。據統計，1964年總統選舉時，國會登記在冊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尚不足60個，而僅10年后的1974年這個數字就躥升到608個，1994年時已達3954個之多！

1972年“水門事件”撼動美國政壇，新一輪的競選財政改革一觸即發。1974年，國會通過了1971年法案的修正案，一方面設置了聯邦選舉委員會作為監管選舉事務的常設機構，另一方面為個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直接捐款放寬了限額：普通民眾每年可以向每位候選人捐款數額不得超過1千美元，而政治行動行動委員會對每位候選人的直接支持也不能超出5千美元。這次改革在兩年后又遭遇違憲訴訟，最終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允許政黨組織自由將捐款用於提升投票率或注冊率的造勢活動當中。

遺憾的是，1974年更為細節化的限制，卻依舊無法抵御金錢對候選人的誘惑。19世紀80年代以來，“軟錢”和“捆綁”成為美國選舉政治的新名詞。“軟錢”是區別於“硬錢”而言的，后者是直接捐給候選人的錢，受到了1974年修正案的嚴格控制，而前者則是捐給相應政黨組織的錢，雖然同樣用於間接支持某一特定候選人，但與該候選人的競選財政記錄無關，也無須申報或公開。據不完全統計，1994年兩黨候選人吸引的軟錢數額為1.05億美元，而到2002年則增至4.21億。2002年，國會兩院經過艱難的拉鋸，推動通過了《兩黨競選改革法案》，內容包括禁止全國性政黨接受“軟錢”、提高個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組織給予候選人的捐款額度等等。至此，“軟錢”亂象暫時平息。

“捆綁”方式則更是鑽了1974年修正案的空子。某一組織將總額超限的捐款劃歸到其多位雇員或成員名下，使其符合個人捐款的上限，並捆綁式地捐給某位候選人。接受捆綁捐款者，當然也就心知肚明“金主”為何人。據《紐約時報》報道，2008年初選中兩黨的6位參選人共計至少接受過2000個個人的捆綁捐款。依照2002年立法中提高的個人捐款限額（2500美元）計算，捆綁方式為當年的兩黨參選人吸納了500萬的競選經費。

2010年1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聯盟訴聯盟選舉委員會”一案中所作出的判決打開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潘多拉魔盒”。這種可以較為自由地接受捐款用於投放特定議題政治廣告的組織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牛刀小試”，又在2012年大選中“大顯身手”。雖然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並不承認與某位候選人的聯系，但該現象的存在幾乎徹底打破了以往所有對金錢政治的立法限制，帶來了新的隱患。截至10月21日，“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就為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籌措了約6200萬和1.71億美元的款項，分別佔其總競選財政的6.4%和17.4%。

縱觀這段曲折歷程，美國競選財政的改革嘗試似乎走不出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制度調整永遠為金錢政治留下漏洞甚至后門，而金錢政治的再度肆虐則標志著下一次不完全改革的開端。這樣周而復始之下，徹底除去金錢對民主的鏽蝕淪為了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客觀而言，一系列繁復的制度調整都隻將視角放置在競選財政運作的技術層面，或設定額度、或限制來源、或控制流向，從未在根本上改變美國圍繞“金錢民主”展開的經濟結構與政治模式，意識形態的局限性暴露無遺。與此同時，數次嘗試皆為從上至下的、由國會發起的、以立法方式實現的制度改良。作為主導者的國會議員本身也以連選連任、延續政治生命為基本目標，不但無法與“金錢政治”絕緣，甚至在連任壓力下對金錢的需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種情形下，政治人物不可能推進徹底的改革，必然會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留有余地。比如，作為2002年立法在參議院主要推動者之一，約翰·麥凱恩在2008年角逐白宮時，也不得不四處“化緣”，通過各種“不違法”的方式吸納捐款，使自身競選財政最大化，以維持選戰的剛性需求。

隨著2012年選戰大幕的拉開，金錢再次登上了美國政治舞台的最中央。根據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在今年3月初進行的民調結果，69%的受訪者不贊同將政治行動委員會等組織合法化，僅有25%的人認同其合法地位。由此可見，在廣大美國民眾當中，對金錢政治的厭惡和對更為徹底改革的渴望已漸成主流，美國的政治人物必須予以回應。

四、金錢政治的再反思

金錢政治深深地植根於美國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間所形成的交易權力結構，即經濟利益通過選舉參與政治的需要與候選人借助金錢運行選舉的需要之間的強烈張力。一方面，經濟利益特別是壟斷精英為了維護其在國家公共資源分配中的優勢地位，自然而然地主動介入政治運作，尋求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政府層次的代言人，選舉正是其實現介入的絕佳途徑之一。另一方面，隨著科技傳播技術的發展與“候選人導向”選舉的深化，候選人必須佔有更多金錢才可能正常運作一場選舉，進而有機會贏得選舉，而壟斷資本與特殊利益群體則是其最有效訴諸的“出資方”。這兩個剛性需求共同催生了美國的金錢政治不斷膨脹，且難以通過制度微調實現徹底根除。

金錢政治與美國政治在長期歷史流變中所形成的鬆散而多元的特性休戚相關。以政黨政治為例，美國的政黨雖然從產生伊始就極具特殊利益的代表性，而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極為鬆散，即“政府裡的黨”、“選舉的黨”以及“社會動員的黨”等三個經典角色構成了其實現特殊利益的主渠道。具體的運作機理為，社會動員的功效是為了選舉，選舉又產生政府，政府進而制定傾向性政策。社會動員與選舉均需要大量投入，於是金錢極為容易地充當了政黨政治“鏈條”中的起點與終點。又如，對金錢政治的數次制度限制幾次遭遇司法權干涉，也充分說明美國政治在分權制衡的語境下，其碎片化已走向極致，為多元的特殊利益訴求預留了細密的滲透孔道。正是因此，甚至出現了聯邦最高法院為了美其名曰的“保護言論自由”，而默認“大金主”們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等方式左右選情的憲政尷尬。

金錢政治損害著選舉的品質與效果，給政府運作創造了巨大的隱患。在金錢左右的選舉中，候選人借助充足的財力支持粉飾自我，換取選票，一路高歌凱旋，而那些被金錢拋棄者的名字則隻能止步在選票之外。寡頭經濟精英間接篩選候選人，投票成為了過場，民意被扭曲，選民不能或根本沒有機會作出理性的判斷。通過金錢選舉產生的總統及其政府，顯然會在制定國家政策上持有極大的傾斜，或明或暗地向壟斷資本輸送利益。這種變相的權錢交易，縱容腐敗的滋生，有時更是不惜犧牲國家與公眾利益，在國家與社會層次埋下眾多隱患。

金錢政治的長期存在使政治候選人的“兩個選區”得以強化，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在金錢的驅動下，候選人不但要考慮所代表選區民眾的公共意願，更要顧及“出資方”即“金錢選區”的利益訴求，甚至在精英政治傾向的影響下，候選人對后者的關注還要遠遠多於前者。有統計顯示，在最近幾個選舉周期中，絕大部分的個人政治捐款竟來自佔全美人口4%的最富有者。換言之，富人通過金錢選舉得到了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形成了“寡頭政治”，極大地扭曲了“一人一票”這一在現代選舉的基本准則，玷污了民主的精神實質。

在后金融危機的當下，被債務窘況所累的歐美國家紛紛興起了對於國家發展模式的重新反思。延續凱恩斯主義、強調國家徹底買單的新國家干預主義，逐漸被歐美國家視為一劑靈丹妙藥。不過，再多的政府行為，隻能平添國家財政的負擔，使“空轉”的國家陷入推延危機的惡性循環。細致觀察起來，兩黨在國家收支等重大議題上的南轅北轍，明顯存在著回報金錢政治及其背后特殊利益的強大動因。面對“寅吃卯糧”的困境，是“治標不治本”地助長“新國家主義”，還是徹底轉變國家治理模式、阻斷金錢政治的肆意泛濫，已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不得不正視的關鍵抉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作者：222.184.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12-11-11 06: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