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正邦

　
　　
　　人物资料：刁正邦，教授，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北京航空学院）副校长。1952年7月大学毕业，参加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工作；1956年起，曾先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副主任、主任，科研处副处长、副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

　　1952年我从上海交大毕业，当时大学生毕业离校之前就由国家分配工作，去哪里，做什么，都由国家决定。辗转三次分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航空学院参加建校工作。

　　1952年10月25日，我参加了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的北京航空学院成立大会。北航是中囯第一所航空高等学府。不过当时它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看不到校舍和校牌。北航初建时的特点是“分散、借居”办学，当时借了两个办学点，一个是东皇城根中法大学教学楼，另一个是西郊车道沟华北大学教学楼，进行教学和办公活动，城里还租了7个教工家属宿舍点。

　　读研当助教 靠自学结业

　　当时刚成立新学院，师资特别缺乏，要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师资。学校除了有156个教师外还有26个助教，为了首先要培养好现有的我们这批26个助教，就成立了第一届带职研究生班，学习两年,结业之后就要作为专业课教师开始讲课。

　　研究生第二年的后半年不写论文，而是要写一部教材或者讲义，作为研究生结业作业。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苏联专家们都很忙，他们既要搞研究，又要搞教学，所以我们那两年基本上相当于自学，苏联专家给我们指导和答疑，最后写出教材和讲义，教研室讨论通过，研究生就结业了，年轻教师就这样“速成”培养出来了。

　　我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要凭着三个月突击的俄文水平来翻译和写出“航空发动机工厂设计”的讲义，压力真是很大。最后还是咬咬牙，坚持写成了，现在想想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上课进工棚，吃饭坐石阶，

　　跳舞在走廊

　　建校初的北京航空学院一共有156位老师，很多教授都是从海外归来的，留苏的、留法的、留美的……其他部分是从全国八大高校的航空院系合并抽调过来的。还有一批苏联的专家，前前后后来了一共60位，当时的北航，真的可谓是四海内外群英荟萃。

　　当时办学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学楼，我们就在各个大学借教室上课，宿舍楼没建好，学校就租民宅，借四合院。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拿两个碗，一个盛菜，一个盛饭，没有食堂，坐在露天的大礼堂台阶上就这么吃了，虽然很艰苦，但是也挺高兴。

　　我们每周六晚上还开联欢会，内容有舞蹈节目或跳交谊舞，没有地方开啊，就只能在宿舍走廊里，没有什么设备，就是一群小伙子聚在一起。我记得我们班上没女生，表演舞蹈节目需要女同志时，就有男生男扮女装来跳，就是这样大家也跳得兴高采烈。后来还形成了一个顺口溜：“上课进工棚，吃饭坐石阶，跳舞在走廊”。

　　“水晶宫”里百天造出“北京一号”

　　1958年，全国上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北航也不例外，想做出些成绩给国庆献礼。学校当时主要抓11个型号研制，其中一个型号就是“北京一号”飞机。

　　我们制造“北京一号”的地方总装在体育馆，部装和零件制造在陈列室和实验室。老师和同学们干劲十足，白天拼命学，晚上拼命干，晚上不睡觉去加班是经常的事。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老师通宵都不休息，做到晚上11点以后，吃一碗热面条，然后继续干。那段时间人们见面打招呼，说的都是“你做几号工作？”答曰：“×号，你呢？……”可见大家投入到什么程度。这里还有一个景点：那时候我去市里开会，晚上骑自行车回来，一拐到学院路口，看到北航整栋楼里灯火通明，楼周围都是荒地，远远看去就像一座水晶宫。久而久之，附近的农民也不叫它北航楼了，就叫它“水晶宫”。

　　当时不像现在有数控机床，数字化设备，几乎图纸出来零件就能出来，许多地方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有好多老教师、教授亲自去厂房里打钣金。现在想想真不容易，教授们都很忙，年龄也大了，还得自己动手。有些特别复杂的零件还经常会作废，就需要重做。我们还到航空厂借了一批老工人，共13人，技术都是很好的。飞机上的焊接极难弄，都是铝合金，但是他们都焊出来了；起落架作动筒内孔要求很高，像镜面一样，但他们都做出来了，没有丝毫的懈怠，都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完成的。

　　“北京一号”最后试飞的时候来了许多人，其中还有些苏联人。他们对我们能把飞机造出来感到很怀疑，难度太大了。但是真正看了飞机之后，都服了，说想不到在北航的实验室里面也能造出一架飞机。飞机去北京东郊机场试飞。那场景让我终生难忘，飞机从北京到济南，再飞回来。北航许多人都去了，伸着脖子眼睛都不眨地在那里看飞机飞出去飞回来。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大家都兴奋到了极点，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些年轻女老师，在前面又唱又跳的。其中有几个女同志现在已是老太太了，还健在，每当见到她们，聊起此事，我问她们“你们忘了吗？”都说“没忘，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作者：222.184.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12-12-25 16:2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