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蓓华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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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忆南草坪/刁蓓华

上世纪40年代我在约园度过青少年，我家一直住在南草坪洋教授和传教士的住宅区。我对南草坪区的人、景和事的回忆是那么清晰、那么美好，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先谈谈中外邻居。住10号的是政治系的Donald Roberts，主教的兄弟。为人和蔼没有架子。记得他那人高马大的夫人（历史系）总把他呼来喝去，总把手放在他肩上，两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但很恩爱。近来我从《约友》上读到他家以前的沈姓佣人之子写的回忆，很是感人。Donald家和沈家后人上海解放后多年还保持联系。
住在最南端11号的是历史系的Perry一家，他家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总和我在草坪玩耍，Perry先生曾让我和他儿子合影，但是这张照片早就没有了。听说他们的女儿Elizabeth J. Perry 裴宜理，1948年生。现在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我们刚进约园时，认识了一对半老夫妇，不知是哪一系的，住几号，父母也不认识他们。我和姐姐常看他俩在草坪上打高尔夫球，我们先看本世纪初8号楼（后拆除）后帮检球。带眼镜的老先生慢慢手把手教我们打球，后带我们回家吃茶点。后来我看电视看中国人打高尔夫球，总觉得姿势不对，还不如我们 8-9岁打的标准呢！
我家最早住9号，记得9号三层顶楼堆满了乱七八糟形形色色的杂物，那是以前的住户留下来的，那里是我和姐姐玩耍和淘宝之地。旁边有一小屋，住的不知是哪一系教什么的德籍教员Rotterstein，高高的个子，好象是犹太人。每天早出晚归，见人笑嘻嘻的，只打招呼，话很少，离去时我母亲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不记得都说了什么话。
后来我家搬到教堂附近的17号，一楼邻居是约中教师Corsa，刚退伍的美国大兵，与挤满他家的约中学生打成一片，玩乐在一起，我母亲嫌吵曾和他吵过架。但他和领养的儿子徐宗贤同我们姐妹很友好，父子常在门前即教堂前的草坪打网球。上海解放后这对父子离沪返美。60年后约中的老学生陈亦翔、屠乐平同蒋维良终于找到了这对父子，在加州欢聚一次，从照片看，昔日高大英俊的大男孩已成为白发老翁了。他和我交换了一下圣诞卡，05年我去美国探亲时曾和徐宗贤通了电话，他的夫人张敏真原来是我圣玛利亚同学。
教堂旁边是小屋15号，住的是Miss Brady，约中音乐老师，教堂唱诗班的指导。家中也是宾客满座，和我母亲的交情还好。关于她与Tucker教授(数学系)的多年恋情是约园中尽人皆知的，可惜有情人终未成眷属。
校长室旁边楼上住了朱文瑞一家，他的幼女朱雅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度过许多少女的美好时光。朱文瑞夫人也是圣玛利亚早期的毕业生，比我母亲还高几班。
住校长室楼上还有政治系潘世兹。夫人陈韻娟（英文系）年轻漂亮，活泼好动，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总和我及我姐姐美华一起玩。她不让我们叫她阿姨，只许叫大姐姐。总爱说家中私事和丈夫的笑话。听说常有大学生和她约会,有一次请她看电影，她把票让给丈夫去看，那大学生一看邻座吓坏了。
1946-47年随着美国侨民大批离沪回国，南草坪的洋楼渐渐搬空了，我家也搬回大草坪，入住8号。旁边7号住的不记姓什么的牧师父子两人，比我小一点的儿子是英文礼拜的唱诗班成员，每次总举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在唱诗班前头。
住9号的是新上任的涂羽卿校长，他的女儿涂长松Mary和涂省Nina是我们的伙伴，总为她们上的中西女中和我们上的圣玛利亚女中谁更好而吵架。但吵管吵，每日仍照常一起玩。涂家儿子涂继正平时不在家，在校住读，周末才回家，常听见哥哥逗妹妹玩，妹妹哭哭啼啼到母亲前告状。他还清楚地记得1948年半夜他和涂校长坐车到同济去指认和接回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爱国示威的约大学生。我印象中涂校长是正直的学者，衣着很朴素，为人和气，在家里也话很少。相反涂夫人完全是美国平民妇女，朴素、直爽、热情、爱交朋友、爱说话，对上门的小朋友殷勤好客，和我母亲讲英语，和我们小一辈讲一口浓重的湖北活（涂校长是湖北人），老把我的名字“蓓华”叫成“被窝”了，那“美华”就成“被单”了。几十年后在北京涂继正家（我和继正夫人李宜华很熟悉）重逢时老太太仍这样称呼我的。我姐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在淮海路骑车，遇见涂太太出外散步购物，总停下来说话，总引起围观。听李宜华介绍，涂太太很爱中国，不允许讲中国和共产党的坏话。多年来我们和涂家一直保持密切的友好联系。
大草坪后教堂旁边是花房，豢养两头驴子。我听惯了驴叫，总把我从梦中叫醒，还很准时呢。花房的两位校工，“长脚”和“华狗”是我家女佣的好朋友。总看见他俩牵着驴在草坪上轧草，他们在圣诞节前总给我家送来圣诞树。
教堂在我们生活中占重要的位置，每逢周日我们随父母参加上午十点的中文礼拜，下午是英文礼拜。我妈杨调芳（圣玛利亚钢琴教师）先应邀去演奏管风琴，后来她烦了，让我去代她，这对我是难得的经历。这架管风琴虽然是小型的，是电动的，需要人工拉动，但音响效果仍照例辉煌宏伟，给人神圣和敬畏上帝的感觉。我要进行练习时，就请一帮伙伴来帮拉琴。除了管风琴外，后来我还演奏美军用小风琴和钢琴，常受到圣玛利亚洋教师的夸奖，使我欣慰和骄傲。当时英文礼拜的唱诗班人很少，人少但是我们仍很努力唱诗。圣诞节前夕平安夜“报佳音”是重要的活动，两个礼拜的唱诗班都出动，记得我就参加了一次，走了好几家，冷得要命。人家照例听到歌声就出门感谢，送一包糖果犒劳。我母亲则用美军用冰淇淋粉做的冰淇淋款待我们，可惜味道太淡了。教堂还有一项活动—举行婚礼，当事的人主要是圈内的，有时也有外单位的人来结婚。有一次一个公司的大老板来结婚，教堂外停满了大小轿车。还有一次宋子文也来了，不知参加谁的婚礼。有时请我妈出来奏管风琴，给一二百美元。
我家住9号和8号时，几乎每天有约大学子来我家门廊里散坐和说话，不免嘻笑，声音很大，惹得我妈出来干涉和训斥，弄得我们姐妹在熟人面前很没面子、很尴尬。
说起南草坪忘不了那棵大樟树，我们每天都要去玩。尤其圣玛利亚女校当年借读于斐蔚堂时，它给我们带来多少欢笑和回忆。还有那花花绿绿的校车，那是我们每天上学要乘的交通工具。
南草坪上早晨见校工赶驴轧草、教授们匆匆去上课。下午土木系学生扛着标尺和经纬仪上测量课、洋教授们打高尔夫球，夫人们在自家门前打门球，教授和夫人们出来散步和锻炼。大樟树周围总不乏忙碌的身影，可见到大学生们在玩美式橄榄球、芳草地上到处可见约会的对对情侣。这些景象就是在几十年后仍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
最壮观的是那辉煌的毕业典礼行列。排在校长室外最前头的是黑袍方帽子的毕业生和教师们，然而是袍服五光十色的中外教授们和校领导。而走在最后的是我的父亲政治系的刁德仁，身披光彩夺目的大红袍，跟着队伍缓缓走向思颜堂礼堂。
唉，难忘的南草坪，难忘的约园。

作者是政治系刁德仁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