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斗

热爱女性的成年男人、拆解文学的饕餮读者、迷恋创作的自由小说家，这是刁斗的三个身份、三种面向、三类行为。这三重幻影栖居的肉身，于文字的跑道上加速向前，时时起飞，对现实的疆域狂轰乱炸。

生活中的想象、想象中的生活，二者在刁斗的随笔中是镜像也是同构。一切始于小说，一切终于小说。这是一部个人阅读史、观念发生史与精神成长史，坦诚、机警、专业，智趣多多。

我与书

在我的长篇小说《证词》里，男主人公离家出走时，对他了解颇深的妻子给他写下了这样的忠告:“不论以后你干什么，我希望你都不要抛弃书。书这东西的好处在于:它既是你之外的别人、社会、世界，同时它又什么都不是。”这话也是我说给自己的。

我平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读书。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我的生活都较为规律，甚至说单纯或单调也不过分:每天的时间，除了要在床上和饭桌前消磨掉一半，另一半，就用在了写作和读书上。我的颈椎病比较严重，不敢太久地伏案打电脑，这样，在写作与读书这两者中，分配给后者的时间就尤其富余。经常有朋友在电话里问我在干什么，我总回答，读书呢。惹得朋友常起疑心，觉得我这人不大地道。谁都说刁斗写作的产量不低，可天天读书，小说都是什么时候写的?其实我没有作秀的意思。我的生活，主要由读书和写作构成，这二者，同样要劳我筋骨耗我心血，但同样让我乐此不疲。

我喜欢读书，不是坐在教室养成的习惯，也不是为了写作才发展出来的爱好;读书的乐趣，是少年时代的我继发现了自己奥妙无穷的身体奇迹后，所寻到的又一处快感源。

与此同时，书还让我有了另一种觉悟，在一些与书无涉的情境之下，使我看到，书所辐射出来的力量有多么强劲。比如，我读的书多，打架时便能有类似“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样的计谋，令那些长我许多的伙伴都高看我一眼，尊称我为“刁参谋长”;再比如，我读的书多，就可以夸这个女孩像“夜莺”，还能给她们讲白茹银环林道静的故事，于是女孩子们看我的眼神就经常能泪水汪汪含情脉脉，让我心旌摇荡很是受用。等到后来，我这个中学教育基本空白的人却靠读闲书考上了大学，还因为喜欢读导致了喜欢写并因为喜欢写而混到了今天这个得以穿暖衣吃饱饭的地步，这都得感谢书的恩惠。所以，我让读书的嗜好在我身上薪尽火传地发扬光大，绝没有半点伪装高雅或矫情做作的成分。

我的名字叫……

土耳其人帕慕克有本小说，书名与故事同样迷人:《我的名字叫红》。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构想:画布上的一片红色，像你我他这样的人一样，又与树狗马这样的物一起，能款款道来娓娓述说。意象太美了。倏然之间，一抹颜料就有了生命，而它的生命，起始于它有了个名字:红。

名字的确只是代号，德华、曼玉并不意味着比狗剩、丫蛋圣洁高贵。但名字又是区别于每个个体的重要标识，与我们的尊严和耻辱息息相关。你可以分别用“岳飞”与“秦桧”这两条信息刺激大脑皮层，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

在我的小说《代号SBS》中，为书中人物，我设计了两套名字符码。有些人的化名完全是数字:“211”、“212”，有些人的化名则类似网名:“香荷满径”、“冬日阳光”。其中有个女角色化名兰花花，直到全书结束，与她经历了一场艳遇的男主人公，才知道她的本名叫王秀花，这时，男主人公发了句感慨:“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路货名字，都削弱了我原本对这名字持有者所深怀的爱意。”

使用名字时，不知基于怎样畸形的心态，中国人的习惯却很反常。本来，费劲巴力地选个名字，就是供人叫的，但一旦被叫，又像受了冒犯。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主任”或“经理”。

有句话叫上行下效，我们社会中，“上”是各个梯队的“主任”“经理”，“下”是他们麾下的三个以上的广大群众。群众之间，没弯弯绕，呼名唤姓不以为忤，直来直去透着真率。可有一天，群众忽然发现了问题:“上”们握手言欢时已不喊名字，“下”们勾肩搭臂时还点名道姓，这似乎与榜样拉开了距离。他们略一踌躇，即奋起直追，发明了更喜闻乐见的人际称谓。他们没官衔，少名分，但有年龄，分男女，便在序齿性别上大做文章。群众果然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文章打人伦牌，一出笼就广受欢迎。眨眼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哥”“姐”“弟”“妹”之声不绝于耳。

就这样，从庙堂之高至江湖之远，“主任”“经理”率领着群众，通过包裹着森严等级的脉脉温情，巧妙地将人名及附着其上的个性化颜色悄悄抹掉了，再以皆大欢喜的公共符号作为原色，铺陈出一幅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图。作为一个看重名字的人，我特别想套用帕慕克的迷人句式，为这幅图画做出命名:《我的名字叫哥姐弟妹》。

小说马原

今年第一期《山花》杂志，发我篇小说，题目就叫《小说》。可能有点哗众取宠。那不是我本意，它的确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在《小说》里，马原为我一个细节充当了道具，写到他时，我是这么说的:“那是马原进藏后第一次回沈阳探亲，至少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个手握多篇未刊稿的小说大师。”这是实情。我不知道马原是不是大师，但我至今认为，他比许多大师潜质都好。我小说家言的不实之处在于，马原进藏前后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才成朋友。后来，我这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被现实主义的铁壁撞得头破血流，机缘让我们一见如故。那时他累累若丧家之犬，离藏返沈后找不到工作;那时他就懂得嬉戏灾厄，在“解构”一词时髦之前已长于解构。他早我一百年就认识到，这世上除了荒诞与滑稽没有别的。

想想已经20年了。20年里，交过的朋友不计其数，但与马原建立友谊，无疑是我此生的重要收获。年近五十时这样总结，不能算草率。尽管我知道，如今这时代，友谊是爱情的难兄难弟，在人类生活中，它们都面临被摘牌的命运。

我和马原认识那会儿，他基本放弃了小说写作。他是大孩子，老顽童，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对他感兴趣的任何事都有尝试热情。如果他是运动员，他肯定会在两届运动会上参与不同的竞技项目，而为蝉联同一块奖牌感到索然。他与生俱来地禀有奥林匹克的业余精神。好多年里，我对他这种性格的天然强度认识不够，总是激烈地批评他不务正业，不负责任，希望他发扬光大他已然为汉语小说做出的贡献。近些年我不了。近些年，有人对他发訾议时，我急赤白脸地为他辩护。不只为捍卫友谊，更为提倡尊重艺术规律与尊重生活选择。马原是懂小说的人，很明白写小说与他是什么关系，如果写作还让他快乐，他又确定还写得好，再忙也会间或染指。他是为数不多的并非因失去小说感觉才搁笔的人。他不愿意盖完摩天大厦后，再以修砌鸡架来维系自己建筑师的声名。我没帮他开脱的意思。我也清楚，让他半途而废的罪魁不独是天性，不独是那些一直与他纠缠不清的影视产品，事情的症结更在艺术观甚至人生观上。他的写作理想出了问题。好多年来，他越来越看重畅销书给写作者带来的刺激，阿加莎·克里斯蒂成了他笑谈中的榜样。玩笑是有所遮掩的心迹表白。以他的资质，这令人惋惜。但也没必要，看客永远是摸象的盲人。每个成熟的个体，都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一具平庸的身躯，为挂块处长的招牌就可以自唾其面，可一颗骚动的灵魂，宁可丢掉国王的冠冕也不肯枯守金銮。为王国鞠躬尽瘁值得颂扬，凭心情放浪江湖也没什么不对。兰波丢下诗歌去贩卖军火，杜尚丢下绘画去打谱下棋，鲁尔福丢下小说去研究印第安问题，我们都没权利指责反对，我们需要的只是感谢:感谢他的《元音字母》，感谢他的《下楼的裸女》，感谢他的《佩德罗·巴拉莫》。

马原是个游戏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我不是，我把游戏精神刻印在心里。我对马原心怀感激的是，于不经意间，他以他个人主义的真诚与文学意识的深邃，帮我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刻印。如果二十年前马原没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知道我的小说会走向何方，我只知道，我现在走的，正是马原用笔开辟的异端之路，而非他后来以嘴鼓吹的俗常之途。我为之庆幸。我还想大言不惭地，替我们这个摸索了三十年依然鹿马不分是非失据的文学现实庆幸一下，也许正因为有了马原这个打响小说起义第一枪然后迅即退出起义队伍的争议英雄，我们才更容易确定文学坐标，才更方便建立艺术精神不论我们将他作为正面还是反面的参照。

摘自《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

刁斗 著

作家出版社

2012年8月

作者：114.238.30.*   回复：0   发表时间：2013-04-18 18: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