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学起

草露吟

（代序）

清晨，当我沐浴晨风，迎着朝霞，来到大雁塔广场晨练时，常常被草坪上那挂在草叶上的露珠所感动。于是，会驻足凝视，思绪万千。

草露，生命短暂，朝荣夕落，寿命不过一天，然而它以自己的生存方式默默地体现着自身的价值。

草露，很不起眼，在草丛中很难被人发现，然而它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生都散发着光和热。

草露，非常渺小，小到人们在观察自然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它是大自然中客观存在的一份子，美丽的晨景失去它的装点，将会缺少一份美丽。

草露，一生都是晶莹透明的，无论空气多么污浊不堪，它总是保持洁净一身；它安静祥和，自生自灭，无声无息地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当生命结束时，它会悄然落入草根，滋养沃土，再孕育一片新绿。

时光如流，岁月如梭。

蓦然回首，我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在感叹时光飞速的瞬间，忽然使我感到人生即如草露，生命虽然短暂，只要用心感悟，也会留下让人回味的诗篇。

回眸过去的岁月，我常常充满激动与感恩。我感谢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给了我认识世间万物的机会。我感谢命运给了我丰富的机遇与经历，使我体验到了人生百味，苦辣酸甜。

我出生在全国的大跃进之年，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人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炼钢铁、吃食堂、忆苦思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时刻警惕国民党特务策反大陆、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这些字眼，像一串串符号，印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时我很自豪我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属于根正苗红一族。我父亲虽然一天书没念，却是大队技术员，管理回龙火炕，搞科学地瓜育苗。还是党支部委员和民兵连长，管理基干民兵的枪支。

在小学一年级我就幸运地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公社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交流大会，我的发言稿是老师写好让我背下来的。上初中（那时叫联中）时我被选为班长和全校的红卫兵大队长。那时的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的最高学生组织，我可以在几百人的学生大会上自如地发号施令。同时我在老师的教导下，尽量做一个完美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在初中时写的第一篇作文就被语文老师拿到其他班去作范文朗读，到高中时的第一篇作文又幸运地被语文老师拿到各班去朗读。我帮兄弟班级办黑板报，兄弟班级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她的学生们敲锣打鼓给我们班送来了感谢信，着实也让我们班主任老师自豪了一番。上初中时，因表现突出，还不到入团年龄，就被团支部主动破格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上高中时又被选为团支部书记。现在想想，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在学生时代。我就读的海阳县第四中学，在我毕业两年后我妹妹来此读高中时，都能听到校长在大会上表扬我的声音，使我妹妹都享受到了我的荣誉。在学生时代我曾在水库和水塘里救过三个溺水者，其中有一位比我大七、八岁，要是赶上现在这个马路上撞到人都不敢扶的年代，我应该进入少年英雄排行榜了，可惜那时没有几个人会在乎这些，都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

伴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时代，我完成了高中学业，那时还没恢复高考，贫下中农推举我当上了民办教师，使我迈出了成人生旅程的第一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我最为崇拜的，被全国人民呼为救星、称作比亲爹娘还要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全国一片哀声动地。我化悲痛为力量，于年底报名参军，立志保家卫国，守卫边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部队期间我当过连队文书、地空导弹无线电控制仪号手、汽车驾驶员、电影放映员、导弹二级火箭技师、团司令部保密员、部队俱乐部主任兼放映队长、政治部宣传干事、军级院校专职新闻干事、军事院校学员队教导员等。1979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空军二炮学院（即后来的空军导弹学院），之后部队又多次送我进学院、教导队和新闻单位等学习进修，学习军事技能、政治理论和新闻写作等知识。十九年的军旅生涯，我先后因工作变动碾转了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四个省。这些经历，为我提供了良好的锻炼成长机会。1979年和1984年，我有幸两次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和老山、者影山两山作战。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一份贡献。同时使我的灵魂得到了洗礼，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部队期间，我两次荣立三等功。

1994年底，我由部队转业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在这个省级机关里工作了11个年头，使我开阔了眼界，多了些见识。一方面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经常接触省上领导，并与中央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联系中，可以直接了解到一些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工作情况；这期间还参与出版了大型文献性画册《延安画卷》，借画卷审定之机，接触到了原国家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和夫人孙铭，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张玉凤、赵延河，原科技部副部长、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原铁道部副部长、中共第十二大和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洪涛，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老一辈艺术家王昆、金紫光、刘延平等等，触摸到了一些上层领域的脉搏。另一方面，因担任省委宣传部部刊《宣传向导》杂志社的副社长兼美术编辑，在发行、组稿等工作中，需要加强与基层的联系，几乎跑遍了三秦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与地市和县级工作同志的接触中，感受到了最底层百姓的生活情况和人民的心声。使我在另一个领域中丰富了生活体验。除此之外，我在业余时间登山、游泳，写诗、画画，尽量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2003年，陕西美术出版社为我出版了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美术著作《画虾新探》，著名画家刘文西为之作序，出版发行后受到了行家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2005年6月，受省委宣传部的委派，我任陕西省歌舞剧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先是分管院长办公室和老干、保卫工作，后又分管后勤行政和基建开发及保卫工作。

在老院长赵季平主持制定的基建方案的基础上，我分管主持建了两栋大楼，一栋是已建成的25层职工住宅楼，使125户职工住上了较现代化的楼房，同时拆迁了两栋危旧筒子楼，解决了二百多户职工的住房困难。另一栋是在建的投资预计1.3亿的陕歌敬业大厦，这是一栋28层，4万多平方米的商贸大楼，按设计要求，一次性可使陕歌获得1600多万的售楼款和每年四、五百万以上的商租收益。并协助院长冯健雪同志做了大量的化解职工矛盾和节约理财以及安全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在此期间，我谨遵“危行言孙”之古训，时刻提醒自己，常在河边走就要不湿鞋。也曾有煤老板以送一辆宝马轿车为敲门砖承揽工程项目，我丝毫没被所动。因此，今天面对陕歌800多职工，我问心无愧，赤诚之心可鉴日月。

我很幸运，在我的艺术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好朋友。

在云南服役时，先后求教于云南省著名画家刘华轩，书画家、诗人埂石，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袁晓岑和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梅肖青等。在这些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优良品质，没有金钱和物质上的往来，唯有无私的传授和奉献。特别是首先引导我走上国画之路的云南著名书画家、诗人埂石，为了方便我从60公里以外的驻地来昆明学画，老人常留我在他家里吃住，而无一点索取。他是解放初期的清华毕业大学生，精通四国语言，主张艺术不沾铜臭味，高深的学养，超凡脱俗的气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艺术人生。云南省原政协委员、曾与齐白石、张大千等著名画家有过密切交往的书画装裱艺术家张宝善，不顾70多岁的高龄，带着我挤公共汽车去寻师求教。1987年5月3日，当我对自己的艺术天赋产生怀疑，在艺术之路上徘徊彷徨时，利用“五一”放假时间，我乘火车到成都冒昧地闯进了四川著名画家岑学恭成都童梓街的新住所，向岑老讨教。岑老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是齐白石和徐悲鸿的弟子，画三峡山水全国闻名，被称为“岑三峡”，也是后来“三峡画派”的创始人。岑老和蔼平实，热情接待了我并与我长谈3个多小时。岑老对我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谦逊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没取得你这样的成绩呢，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成。”岑老的肯定和鼓励，坚定了我继续画下去的信心。调到西安后，又得到过原全国美协副主席、西安美院院长刘文西和原西安美院教授王崇人的指教，并与陕西美协的著名画家傅恒学先生结下了忘年之交，深得其教诲和帮助。2003年，我出版个人专著《画虾新探》，朋友建议我找刘文西老师作序，当时刘老师已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国画大师级的人物了，97版的人民币，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毛泽东头像都出自于他之手。我几经周折在好友《电影画刊》主编马宏锦先生的帮助下才走进了刘文西老师的家，当天刘文西老师还不在家，是他的夫人陈光建老师接待了我们，没想到他回来看了我的书稿后，欣然为之作了序。事后有人问我，“你给了刘文西多少钱？”我坦然地回答：一分钱也没给。试想，现在刘老师的国画作品动辄就是一幅百万以上，如果要钱的话，那作个序得给多少啊？我的确是很幸运的！

然而，在人生的旅程中，也绝不全是顺境与辉煌，个人的事业、婚姻、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挫折、逆境和失意也如兄弟般时时伴随着时光的流程。

在生活的旅程中，给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是弟弟的早年夭折。我父母共有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我唯一的一个弟弟，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当民办教师，父母刚帮他娶上媳妇，生了儿子还不满周岁，23岁的他就因患结肠癌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家庭的最大不幸，母亲因此而很长一段时间精神失常，这给我们这个曾经让人羡慕的美满家庭投入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在部队期间，我曾有三次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的机会，然而皆因工作不好脱身之故，而失之交臂。领导曾安慰我说，以后有的是机会。然而，一直处于顺境的我，事后才明白，人生中有些机会，错过了是不能再回来的。

最大的转折是2010年，正当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厉兵秣马，欲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时，全国势如潮涌的文化体制改革袭来，使我事业中的一个美丽的梦破灭了。2008年春节，我写的第一首诗是《零八抒怀》诗曰：“瑞雪纷飞送银猪，清风裂冰迎金鼠。高吭《打鼓唱天歌》，轻吟陕歌《大唐赋》。风雨潇潇伴歌舞，同舟共济为民笃。穿云破雾筑高楼，豪迈零八第一步”。可见其雄心之一斑。在与文化厅主持工作的杨厅长手机信息对诗，互相拜年时，他写的一首藏头诗是“文轩载君踏春浪，化生万物至三阳。强本赢得全家福，省文遥寄一片情”。诗的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文化强省”。我回的诗是“文化强省语连珠，艺彩纷呈看歌舞。先秦鼎烨大唐赋，行在零八擂战鼓。”每句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文艺先行”。杨厅长是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当时他是部里最年轻有为的副部长，比我还小五岁，虽说人年轻，干工作却很精明踏实。2007年底文化厅班子换届，组织派他来文化厅任副厅长主持全面工作，准备接任厅长。来文化厅不久就深入到文化系统各院团，细致地调研了解情况，提出了一整套我认为是深得文化系统基层单位赞同的有利于稳定发展的文化体制改革方案。2009年杨厅长被调出了文化厅到其他领导岗位去任职了，这其中的缘由就不必赘述了。

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方针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每次改革中总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的，也总会有些人做出牺牲。2010年初，我提前8年被退休了，因为没到年龄就提前离开工作岗位，感觉就像一个未熟的果子硬生生地给扭下来了一样，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从此，我在国家正式序列的政治舞台生涯结束了，而等待着的将是命运的再次安排。

再美满的人生，也总会有些遗憾的，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忠孝不能两全。我曾对二十四孝图中郭巨埋儿孝母的故事感动不已，这个故事在当今独生子女“小皇帝”的年代是无法理解的，然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尊崇孝道的文化精髓。对于儿子的教育，我没有把他当作“小皇帝”，基本按照严格要求、宽严相济、顾其自然的原则，注意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现在儿子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去了新加坡工作，没有成为“啃老族”，且很有孝心，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唯有遗憾的是对不起父母，“父母在，不远游”，这是中华传统的古训。然而，我却完全违背了这一古训，在父母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在他们的身边尽到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面对浩瀚的宇宙时空，我们嗟叹人生之须臾，生命之短暂，然而短暂之生命却能放射出不同的光芒；面对包罗万象的大自然，我们感叹个人之渺小，我们无法与自然的力量抗衡，唯能把握的是自己的心境。“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境的力量是无限大的。我不信佛，但是对佛学的自然观和许多哲理是非常推崇的。佛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关系，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我唯求在这个草露般的人生旅程中做个好人，足矣！

作者：114.238.54.*   回复：0   发表时间：2013-04-23 07:0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