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曾

曾国藩及其家族的经商活动

说曾国藩是文人，肯定无人反对。翰林出身，著作等身，特别是“文正”之谥号，礼部不是随便会给予人的。说曾国藩是武官，也说得过去的。堂堂湘军统帅，领兵30余万，打遍天下18行省，“一等毅勇侯”之封爵，不知是多少将士之鲜血染红的。而曾国藩又是商人，说他经商办企业，颇有经济头脑，似乎不可多闻。本文试从曾国藩在家乡蒋士街卖菜篮子说起。



一 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已功成名就，是年正月初四日，他在给大弟国潢的家书中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士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1319页。）

蒋士街，今之井字镇人民政府驻地。据《沙溪梅树蒋氏族谱》载：此地为三国蜀相蒋琬之祖居地。在今荷叶小盆地，可称是一个较大的农村集市了。其实，蒋士街发展到民国年间，也只是一个百多户山农的小集市。蒋士街四面环山，竹木茂盛。一般人家需要个菜篮子，大可自己制作。而曾氏祖居地白玉堂，距蒋士街还有10余公里。曾氏用高嵋山之竹，制作成小小的菜篮子，在农村集市出售，又能卖出几只？“吾则不忘蒋士街卖菜篮情景”，此“情景”之尴尬，可悲且知。但不管怎样，这是曾国藩早年从事的一次经商活动。小农经济，自产自销，大不可认为奇异。然对日后官至极品的曾国藩来说，自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二 高嵋山中之造纸棚

高嵋山的竹不仅可用来编菜篮子，它还是造纸的好原料，曾氏家族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道光廿九年（1849）六月初七日，曾国潢信告乃兄曰：

家中将起槽造纸，约可百石，今年虽不能出卖，可以坐为费用。现在负人家者，秦福三处七十千（佥前年零碎存的，不肯一会取回去），永丰蔡杂货店廿余千，其余止打算家中费用。彭大生之钱，去年在省止交九弟一半，余廿千其族人答应七月底准送来，全未启齿向一人说过。合湘潭之纸钱，及零星各项，收齐尚可六十千，又有兄所付之银回，呼来遣去，总无窘手之时也。（《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17页。）

由此可知，曾氏造纸，为之补贴家庭开支，此乃勤劳致富的好办法。“约可百石”，说明纸棚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了。“百石”即生产的纸重达有一万五千斤。“合湘潭之纸钱”，即是指最初，曾家与秋瑾婆家王氏合开纸坊在湘潭，自己没有造纸，做的是贩买贩卖生意。

咸丰元年（1851）五月初八日，国潢又告乃兄说：

家中用项，虽挪移人家不少，现尚存谷将一百[石]，惟价钱止一千五百，又不行；又存包皮纸百八十块在湘潭，惟现在价钱每块止可卖钱九百零耳。兄云今年共寄二百五回家，我县进京者及捐功名者总可以兑，不必竞寄银两。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50页。）

由此又可知，曾家造纸已近三年，按当年纸价，每块（包）仅卖九百文，百八十块（包）当值银150两左右（清初是七百文换银一两，咸丰初约千余文换银一两），于是曾国潢告之乃兄，不必寄银两回家补贴家用了（曾氏家族于咸丰九年才分家）。

咸丰元年八月廿一日，曾国葆信告长兄曰：季弟国葆谨呈长兄大人左右：十八日发十号信，中多不详。比日晚间即买舟归里，十九早到湘潭。家中有包皮纸在湘潭，共卖钱一百五十余千文，弟等将省城所用、湘潭所用及家中所用者一概全清，而此项无余矣。（《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71页。）

曾家造纸在湘潭销售，实得钱一百五十余千文，家中一般开支，均靠造纸收入支付，亦可见三年即大见成效。

以后，曾家利用高嵋山竹资源，在白玉堂传人曾纪寿经营下，仍是一笔较大的收入。曾纪寿的女儿曾广宁老人曾在《回忆录》中说：屋背后一座高嵋山上，漫山遍野开满杜鹃花，一片红彤彤的，加上大片竹林绿油油的，山下小溪流水潺潺，真美丽异常。竹林每年除供我们吃的竹笋外，其余都可作做纸的原料。母亲在半山腰盖了一个简易造纸厂，请了造纸师傅造纸，一天到晚忙个
不停。（曾广宁/《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手稿）

从道光末年到民国年间，曾氏纸棚造纸于高嵋山中，一直延绵下来了。曾国藩对竹也是情有独钟。他开始总结治家八诀时，首先提出的是“书蔬鱼猪竹”，后来也说：家事如馆内之书、园里之蔬、塘中之鱼、栏内之猪，四者皆一家生趣。余时时挂心。至于下首之竹，虽不押韵。亦宜加意培植。今冬明春又须于思云馆外屋后山上多栽新竹。（《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427页。）

今天，曾氏家乡勤朴的村民所搭纸棚，犹存荷叶的万山丛中。
三 曾国藩代售书籍

穷翰林远不如外官富裕，面对现实生活，为了补贴家用，曾国藩 也不得不做起了书生意。

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得差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本是一次极好的美差，既可新收门生弟子，银子也能略有所进。谁知他行至安徽太湖县，突闻母丧，他信告在京师的儿子纪泽曰：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有恩惠，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

苗仙鹿寄卖之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想到江西销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231—234页。）

“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 。曾国藩此时已是二品大员，实难使人相信。然全眷返湘之路费都得靠“开吊收赙费”来解决，又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怪不得二品大员还做起了书生意。

曾国藩代苗仙鹿销售书籍计三种各四十多部，共计有一百二十多部。每部如得差价几十或百余文，即可得银几十两。二品大员做书商，说来并不好听，但这是正道，靠劳动补贴家用，无可非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之言，又可见曾国藩为人之品德。

袁漱六即袁芳瑛，湘潭人，时官翰林院编修，家中人口众多。曾国藩的女儿与袁芳瑛之子为指腹婚姻。曾袁在京既为儿女亲家，又为藏书师友，袁后官至松江知府，才渐渐地富裕起来。

曾国藩在京师14个年头中，还干过利用地区书籍差价（如利用江西纸价便宜等条件，进大部头书籍，为自己藏书尽量便宜）做过许多书籍的买卖事情。此与曾国藩从小做生意的经商头脑无不有关。再者，用竹纸刷印之书籍，是古籍中的上品，曾国藩做“业余书商”不知是否与他一生爱竹有关？

四 曾国藩刻书销售

同治二年，曾国藩尚在安庆，其时有人劝其刊刻《船山遗书》。从筹备书局的建立，曾国藩花费了三万两银子，并由其弟国荃出银五千两作《船山遗书》的刻板费用。同治六年，《船山遗书》三百二十二卷刻竣。此书牌记标明是“湘乡曾氏刊于金陵节署”。这是曾氏兄弟自费刻成的巨著。过去人们一般都以为此书是金陵书局（官书局）所刻之书，实是一种误解。

其次，《船山遗书》在金陵刻竣之后，由欧阳兆熊将板片带回了长沙藏传忠书局内，开刷时曾氏兄弟除各取数十部送人外，凡需者均要付板费与纸费去刷印。《郭嵩焘日记》就曾记述了付资刷印《船山遗书》之事。

同治七年四月初五日，郭氏日记曰：遣杨升赴省，以立箎约其今日到省。顺致曾沅甫一信，并致刷书价交黄少昆一刷《船山遗书》二部。（《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8页。）

四月十七日，郭氏日记又曰：遣杨升赴省运《船山遗书》送县。

由此可知，郭嵩焘所刷的二部《船山遗书》是给湘阴县有关部门刷的，这个板资及纸张费是曾沅甫（即曾国荃）所收。光绪年间，曾国荃将《船山遗书》全部板片，捐给了衡阳船山书院。

五 金陵书局的经营管理

经笔者的多年考证，同治八年以前，金陵书局实则是曾国藩私立书局，同治八年年底，曾国藩才将其移交给官办。

同治六年曾国藩二任两江总督期间，整顿了金陵书局并刊刻《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书。并刊刻了《金陵书局章程》及《训手民四条》等规章制度实施。他《致周僈云》信曰：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足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敝；“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之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薰戒，甚至扑责议罚，俱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或写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伏候卓裁。至卖价不妨略昂，取其赢馀，以为续刻它书之资。请酌拟一价，仆再核定张贴局门，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古代考核军功、政绩划分的等级，上等为最、下等为殿——引者注）。赏罚亦请酌议条规，即庋板开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第6513页。）

又“训手民四条”中的“手民”，清代即指雕板排字工人。“四条”即方、粗、清、匀各字的内容。为使刻版达到“方、粗、清、匀”，曾氏赏罚分明。“略分甲乙，上下其食”，曾氏采用了责任制，按劳取酬。金陵书局写刻诸匠高手月奉银可达二十余两。

曾氏还说了金陵书局新刻之书，“卖价不妨略昂”，说明所刻之书即商品书，而取得利润，以续刻它书之资。此时，曾国藩江督年养廉银就有二万两银子，根本不缺钱花，金陵书局之老板曾国藩讲求精刻书籍，取得利润，是为了继续发展刻书事业。

金陵书局所刻的《史记》还分高、中、低三档装订。高档书纸张好，书籍天地宽长，便于批注，价格定为每部二十一串,中档则定价为十四串;低档的普通装订则只需十一串了。这种做法既能适应社会各层次的读者所需，最主要的是生意做活了。

六 结束语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另一方面，他从编卖竹篮、造纸出售、贩书经营、刻书求利到成立书局而大规模出版书籍，走的又是一条经商之路。他的经商意识，给社会及他的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的经商思想对其后辈是产生了直接的作用。清末至民国年间，曾纪寿在汉口经营过轮渡公司;曾广钧开过矿，经营过湖田；抗战期间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还办过肥皂厂。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于是，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是化学家，他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

至于曾氏家族走上实业之路者，亦代不乏人。本文简述曾国藩经商之过程，权当起抛砖引玉而能使专家学者们共鸣吧！

作者：42.121.43.*   回复：0   发表时间：2014-06-11 11: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