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敏谦

调处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全名中国东省铁路，干线西起满洲以西国界，与苏俄的西伯利亚铁路接轨，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全长1484公里。支线由哈尔滨到长春，约241公里。该路由中俄合办，1897年动工修筑，1903年全线通车，实际上一直由沙俄控制。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愿将中东铁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场、林场、产金地和其他租让企业完全无偿交给中国人民。”但在1920年9月27日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由无偿交还倒退到中苏共管中
东铁路。1923年10月，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与苏俄代表加拉罕谈判中苏悬案时，中东铁路权力归属是双方争执最激烈的问题，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苏方允诺中东铁路由中国备款赎回，在未赎回以前，由两国共管。具体方式是：中苏双方各派5人，组成中东铁路理事会，为决议机构，由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副理事长，所有一切决定须得6人以上同意，方有执行效力；由理事长委派铁路局长为执行机构，设正局长1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1人；局下面的处长、副处长等干部，按中苏双方平等分配原则任用；理事会商议路务不能解决时，呈报两国政府协商解决。王正廷与加拉罕签署中苏协定不久，苏俄政府不顾北京政府一再反对，与东北的奉张政权又另行签订了“奉天协定”，重新获得了对中东铁路的实际控制权。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双方一致同意将旧俄委派的官员撤职时，没有同时撤销旧俄时期订立的临时章程，致使苏方局长依据该章程攫取了相当大的权力。在奉张政权依协定接管铁路警务、司法等权力时，又漏掉了不少涉及主权的项目，其中铁路沿线设置的电信局，竟在苏籍局长操作下发展成为办理国际通用业务的公用事业，严重侵害了中国的电信主权。由于当时东北的奉张政权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中央政府没法加以改变，中东路尚能相安无事。
中东路事件，起因于1929年3月1日。时任中东路督办兼理事长的吕荣寰，奉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之命，向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提出一个交涉案，要点是恢复中国对中东铁路的立法监督权和交通管理权。张景惠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原来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和中东路中方理事邹尚友、李绍庆等人，全部毕业于帝俄在哈尔滨举办的俄文商业学校，对沙俄抱有特殊的好感。张国忱用了一个白俄将军托玛舍夫斯基为顾问，这位白俄将军向张建议：“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欧美各国对苏也有仇恨，倘若此刻对苏发难，共产党必定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等人便将此计呈献张景惠。张景惠庸碌无能，利害不清，竟依计而行。吕荣寰的提案，遭到苏方断然拒绝。其后，中方又提出最低限度的折衷方案，仍为苏方拒绝。

5月27日，张国忱、邹尚友等借口第三国际执委会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内集会，带领哈尔滨特警及白俄人员强行入内搜查，当场抄走文件、书籍及其他物品两车，并拘捕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驻哈尔滨领事梅里尼可夫及馆员等39人。中东路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向东省行政长官公署提出强烈抗议，张景惠借口齐尔金不是外交官，断然拒绝。3天后，苏联代理外长加拉罕照会南京政府，抗议哈尔滨当局搜查驻哈领事馆，要求立即释放一切被捕人员，送还查抄信札及其他物品，并称将取消莫斯科中国使馆与在苏各中国领馆所享之治外法权。王正廷接到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暗暗叫苦。按照他处理东北外交“三国志”的主张，夹在苏联和日本两大势力之间的中国，应当以联苏抗日为上策，即使政府“反共”已成国策，也决不能发展到“反苏”，何以“少帅”孟浪如此！其实，此事系张景惠独断专行，“少帅”也是事后才知道。

沈阳奉系元老和帅府幕僚，对解决此事，有两种意见：一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交机要处主任王家桢等人认为，这是东抗孙权、北拒曹操，在蹈关羽走麦城的覆辙，这一见解恰与王正廷相合，吉林长官张作相亦力主慎重。二是张景惠、张国忱、吕荣寰则要求张学良立即强制接收中东铁路，他们援引那个白俄顾问托玛舍夫斯基的分析，断言苏联一定不会抵抗。强制收回中东路是否会引起中苏开战？一旦打起来能否得到全国支持？张学良心中无底，于是发电向南京试探。

　　蒋介石接报暗喜，因为他刚刚部署好讨伐冯玉祥的战争，先驱部队已经开拔，举足轻重的张学良，对蒋冯战争表示“中立”态度，蒋介石为了拉住张学良，希望激化奉苏关系，使张学良不得不依靠中央。于是，立即命秘书拟定复电，支持张学良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

王正廷对解决查抄哈尔滨苏联领事馆事件已有腹案，大致是：反赤以境内为限，力求中苏邦交如故，至于撤退外蒙苏军、交还中东铁路等悬案，应根据民国十三年（1924年）签署的大纲，通过两国政府召开会议解决。正要准备向蒋介石请示，不料蒋介石回复张学良的电文抢先送到了案头，一看之下，大吃一惊：蒋介石竟把讨冯与拒俄挂在一起，中苏关系恶化成为不可避免。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电令立即贯彻，命令张作相、万福麟注意边防，松花江、黑龙江江防第三舰队派船赴三江口驻扎，另调丁超、刑士奎两旅各一团赴吉边、绥远驻防，中苏边境空气骤然紧张。6月22日，东北军步、骑、炮兵共7个旅进驻满洲里一带，做好了必要时以武力收回中东路的准备。同时，派张国忱赴南京报告，并派吉林交涉员钟辑五将从哈尔滨苏领馆中所抄获的苏联向东北输出赤化的各种证据送到南京外交部。王正廷听了张国忱的汇报，看了钟辑五送来的材料，又回忆起过去在北京与加拉罕为外蒙撤兵和中东路问题的一场场舌战，思想逐渐起了变化，但权衡利弊，举棋不定。为慎重起见，命周龙光、朱绍阳与张国忱、钟辑五进行深入研究。两天后，听取周龙光汇报，决心倾向以强硬态度收回中东路主权。7月10日，王正廷偕驻苏代办朱绍阳到北平，向正在北平公干的蒋介石请示机宜。张学良奉蒋电召，已于7月7日到达北平，蒋表示坚决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主权，并电令沈阳当局先从速收回中东路附设的电信机关。同一天，东北电政监督蒋斌到达哈尔滨。张景惠闻令即动，马上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决定对中东路问题采取行动。7月9日，张学良回东北主持接收中东路。待7月10日王正廷赶到北平，对苏决策已成定局。蒋介石召开了有阎锡山、张学良、王正廷出席的会议，商量了东北采取断然行动后南京外交部应取政策等问题。

1929年7月10日，收回中东路的行动正式开始。上午，哈尔滨电话局长沈家桢奉东北电政监督蒋斌之命，首先率员接收中东铁路电信机关，接着，张景惠下令查封苏联贸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解散各职工会。与此同时，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奉命下令：自本日起，路局以局长名义发布之各项命令，皆应由华籍副局长签字，否则不生效力；车务、机务、财务等各业务部门干部双方平均用人，并用中英文字。附带声明：此前以此提案同苏方交涉，遭到无理拒绝，不得已而遵照政府命令，设法维护中方利益，希望苏方谅解中方苦衷，不加阻碍。吕荣寰下令暂停抗不遵命的苏方副理事长齐尔金和局长叶穆善诺夫的职务，由华籍副局长范其光暂行代理局长职务。同时，派员搜查并逮捕苏籍人员200余人，旋又将包括叶穆善诺夫在内的60余名苏籍高级职员驱逐出境。据说叶氏在押解回国途中，尚建议一切可以商量，并表示愿意让四个处长名额给中国人，遭到张国忱等人的拒绝。

中东路事件迅速引起各方注意。7月12日王正廷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收回中东路已预先知道，并谓俄人常利用电信机关宣传共产，故首先接收电信机关。同一天，哈尔滨苏领馆函告吕荣寰，称苏联政府已派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谈判，希望和平解决。14日，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拍电报向南京转达苏联政府于13日致国民政府的照会，声明愿以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①从速召开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②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该路之专制行动；③从速释放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排苏行动。照会警告中国须顾及拒绝此项提议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限三天之内给予答复。

蒋介石接到来电，立即召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会商对策，认定东北当局对中东路问题采取断然行动，是东三省外交听命中央的表现。第二天，蒋介石在纪念周上报告赴北平经过，谈及此事，说：“过去和现在苏俄是我们主义上最大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定须先把中东路收回。”当时王正廷还在北平，外交部群龙无首，认为反正就照中央已定方针办，苏联照会无须在其规定限期内给予答复。就在这时，张景惠又下令接收了中东路的地亩局和图书馆，形势更趋严重。15日晚上，王正廷从北平赶回南京，得知外交部对哈尔滨苏领馆通知和莫斯科照会还未作出任何反应，连声埋怨部下：“这种大事，他们会善罢干休吗？何况来而不往，非礼也，给一个答复，表示一下态度，又有何不可？”他紧急求见蒋介石，获得允许后，马上以外交部名义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发出复照。复照宣称东北地方当局搜查哈尔滨及对于中东路之处理，“纯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不得已而有之权宜之处置”。并声明苏联政府若能释还拘押之华侨，对于中国旅苏侨商及团体予以保护及便利，则中国对于东省被捕之苏联人员及查封之机关，亦可于适当时机以相当之待遇。所有中苏关系间各事件及中东路问题，均可由中国驻苏公使朱绍阳回任时与苏联外交部洽商，求得合法解决。同时饬令夏维崧马上将此照会译送苏联外交部。

这份照会对中东路事件的定性和解决意见，不仅和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的报告不同，与王正廷本人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口气也不一样。然而就在这份复照发出的当天，苏联态度从愿意谈判转为强硬，原定派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谈判突然中止。

7月17日，苏联政府第二次照会中国政府，宣布与中国绝交。照会指责中国政府复文“既属虚伪而复矫饰”，说中东路事件“其实在之背景，由报纸一体遵照所登载中国元首蒋介石先生之正式宣告中可以看出，极为明瞭”。因此，苏联政府迫不得已取以下所列之方法：①召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②召回中东铁路苏联所派人员；③断绝中苏间铁路交通；④请中国驻苏联使馆迅速离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所规定之一切权利。

蒋介石没有料到苏联会一反前态，突然宣布绝交，不禁吃了一惊，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王正廷分析：苏联突然宣布绝交，是将取武力进犯以逼我接受其最后通牒，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应指示张学良保持克制，避免军事冲突。另外有人根据东北当局送来的情报，认为苏联正处在内外交困当中，不敢使用武力。在蒋介石主持下，会议最后决定三点：对苏联来照不予答复，另发宣言；请各国主持公论；公布从哈尔滨苏领馆抄获文件。期望以反对赤化的题目争取列强共同反苏。
许多列强还未表态，日本人却先来趁火打劫了。7月11日，吕荣寰下令采取断然处置后，日本政府马上命令关东军在长春投资百万建筑大本营，并由外务省发言人出面警告：“中国当局若侵害日人在东三省利益，日本必以极端之方法抵抗之。”王正廷听后，感觉这简直是公然挑唆苏联也取“极端之方法”，希望中苏开战。接着，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八本又代表领事团拜访张景惠，对中东路问题提出抗议，对中国进行威胁。但王正廷还是指望打出反赤旗号，争取欧美列强呼应。7月19日，南京外交部就苏联对华绝交发布宣言，内称：“此次中东路事件之发生，乃由苏联政府违反中东路协定精神之全部，及指使苏俄哈尔滨领事馆与利用中东铁路机关及其人员之名义，为其宣传共产主义、图谋颠覆中国政府、假造各国使领馆信号、扰乱东省治安所积累之事实而起。”宣言呼吁“各友邦政府及人民注意”。同日，外交部正式公布从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搜获的文件。苏联使领馆人员正式下旗返国。

7月20日，蒋介石发布致全国将士电，宣称“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明确要求全军将士作好一切准备。而王正廷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仍当以外交手续和平解决。这是中东路事件发生以来，外交部长第二次以与国家元首不同口径对外表态，可见王正廷在这一事件上的摇摆态度。

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关闭后，总领事梅里尼可夫并未随其他外交人员回国，而且向外交部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表示，他将在哈尔滨多住数日，以便联系和平解决中苏问题。王正廷获此消息，马上作出反应：中苏邦交虽已断绝，但不无和平之途径，故不能视为完全决裂。7月26日，王正廷命驻苏代办朱绍阳自南京专车赴哈，并回答记者提问：如果苏联赞成直接谈判，即可命朱代办赴莫斯科会谈。但是，就在王正廷进行和平外交的时候，张景惠又下令将300多名中东路苏籍职工关进哈尔滨监狱，为和平解决制造了又一道障碍。

7月30日，蔡运升奉外交部命令，与中东铁路理事会理事李绍庚抵达满洲里，与苏联委派之全权代表梅里尼可夫进行会谈。8月2日，苏方提出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中苏分任沿线警备，中苏交涉在赤塔进行。蔡运升还未向外交部请示，张学良即于8月3日训令拒绝。当时南京政府对苏交涉处于政出多门的混乱状态。8月4日，国民党中央派出中央常务委员孙科抵达沈阳，与张学良达成依照《奉天协定》进行交涉的原则。8月5日，又派另一位中央大员张继（西山会议派主要角色，以反共反苏出名）抵沈阳与张学良会商对苏方略。8月6日晚上，正当王正廷派抵满洲里的朱绍阳连夜与蔡运升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时，南京政府却发布了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交涉“呈完全停顿之状态”的新闻，打乱了王正廷的部署。显然，这时对苏交涉权力重心是在坐镇东北的张学良和中央特派大员手里，王正廷的外交部实际上处在陪衬和帮腔的位次，这是少见的特殊现象。

8月9日，朱绍阳在由李绍庚出面邀请梅里尼可夫来满洲会谈未获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与加拉罕通话，加拉罕表示派代表谈判可以，但必须以苏方前发之最后通牒为基础。结果，又是在外交部尚未就此研究并给朱绍阳训示之前，沈阳当局即给蔡运升发出训示，命其答复苏方，于3日内再开中苏交涉，否则将认为苏方无诚意，应负交涉决裂之责。胡汉民于12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对俄问题，形势仍在混沌，结果尚难推测。”反映了对俄交涉外交上的混乱。

3天之后，交涉中断，梅里尼可夫奉令返国，朱绍阳亦离满洲里返哈尔滨。外交部就此声明：苏俄虽无与我直接谈判的诚意，但亦未完全拒绝谈判，故蔡运升仍暂留满洲里，相机进行。与王正廷抵调回旋相反，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门却越来越高。8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中东路事件发表《告东北将士书》，要求服从中央命令，捍卫边陲，中央训练部也以“团结一致，努力对俄”为号召，要求普遍组织国民对俄交涉后援会，平、津、沪等市党部则纷纷组织数万人到数十万人的反苏大会，高唱积极对苏备战。与此同时，苏联的武装挑衅也逐步升级，由少量的武装进犯提升到局部战争。8月12日，苏军出动飞机军舰将陆战队运抵松花江口，攻占兆兴镇及李家房子。第二天，又在兆兴和满洲里同时发动进攻，占领闹尔屯。此后一周内，中苏军队连续激战于密山、札兰诺尔等地，双方死伤惨重。对此，王正廷致电非战公约各国，申诉苏联武力侵犯，但未得到反应，而日本则趁火打劫，不断向长春、珲春等地增兵，并举行实弹演习，还拦截奉命调动的东北军。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王正廷发表公开谈话，宣布苏军如大举进犯，“我方为自卫计，决采用第二步外交方针，与之对抗”。但是眼看面对强大的苏军和日军，东北军实在难以“对抗”，不得不努力寻求通过外交解决冲突的途径。王正廷通过驻德公使蒋作宾，请德国政府出面调停，苏联拒不接受，苏军继续频频出击，并声言为应对东北军与白俄军对苏联攻击，苏军出于自卫，不得不采取坚决报复行动。对此，王正廷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进行反驳：“苏俄谓中国向俄方攻击，俄方不得不出面抵抗云云，此点毫无根据，最明显者，即屡次发生冲突，皆在我国境内，故绝非我方去为难可知。”

1929年10月1日起，中苏边境的军事冲突又告升级，苏军炮兵、骑兵和坦克在飞机掩护下，连日猛攻东北军满洲里阵地。12日，苏联陆海空军同时袭击三江口，攻占同江，东北军三艘军舰被击沉。13日，东北江防司令沈鸿烈赴富锦督战，14日双方复于三江口展开海战，东北军炮兵总指挥张力声阵亡。10月底，苏军发起新一轮进攻，9艘苏联军舰，冲破东北海军防线，进入富锦江岸，配以6架飞机，猛轰县城。次日，苏军逼迫桦川，东北军被迫退到松花江上游，急报传到南京。看似彼此呼应，日本军人同时在长春发难，打死中国市民7人。受到两边夹攻的张学良，只好向外交部告急。王正廷无计可施，跑到上海，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如下表态：“我方宗旨，无论直接谈，或任人调停，或国际仲裁，均无不可，即根据前订之中俄协定，以谋解决，亦所乐从。总之，我对中东路有一半权利，苟不越此范围，我即认为有解决之可能。”以此，向苏联发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的讯号。

苏军并未停止进攻，于11月17日凌晨出动步骑炮兵3万余众，坦克20多辆，飞机27架，同时向满洲里和札兰诺尔猛烈进攻。经2天激战，两地均为苏军攻占，东北军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阵亡，团长张英重伤自杀，另一旅长梁忠甲在撤退中被追兵俘虏。接着，密山、海拉尔相继失陷，哈尔滨危在旦夕。事情发展至此，张学良已没有再打下去的信心了。当其部属请示对策时，张喟然叹道：“我有什么办法？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正在伺机坐收渔翁之利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趁机发话，只要少帅有所表示，他愿效调停之劳。对此，张学良答复：“未得中央允许前，不便直接谈判。”王正廷闻讯，特派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去沈阳，与张学良当面接洽。11月22日，周龙光返回南京，报告此行圆满，东北对俄事悉听中央主持。王正廷抓紧时间，向蒋介石送呈迅速结束东北战事的方案。在苏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条件只能是同意恢复战前之中东路原状，具体办法是向“非战公约”的签字国求助，努力促成在第三者调停下举行和平谈判。这一方案得到国民党中央决策层的批准。

11月25日，南京政府致电各非战公约签字国，申述苏军攻占中国领土的状况，呼吁各国主持公道。“非战公约”，又名“白里安·凯洛格公约”，1927年12月由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英、德、意等15国在巴黎签订。主要内容有：谴责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纠纷和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互相同意各国间若有争端，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11月27日，王正廷亲笔签署文件，授权驻美公使施肇基全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该公约签字加入，所以中国也是签字国之一。1929年7月25日，公约正式生效。王正廷希望借助非战公约签字国集团性的优势，向苏联施加一点压力，促其停战谈判。决定采取这一措施后，王正廷又指使驻美公使伍朝枢咨询美国国务卿：是由美即可，还是致电非战公约各国。最终采取分电各国。王正廷正在等候回音的时候，出于意外的事又发生了，东北当局因害怕战局扩大而开始与苏联直接交涉了。

11月28日下午，外交部代理情报司长刁敏谦急匆匆闯进萨家湾王正廷住宅，报告刚从外国通讯社获知的由莫斯科发出的最新消息：苏联发表“辽俄交涉”经过，公布张学良已接受苏方提出的“一切恢复原状；苏正副局长均复原职；释放侨民”等三项条件。刁敏谦对张学良的擅自行动不以为然，但对其处境给予同情。他向王正廷递上一张天津《大公报》的剪报，上载北宁路局长高纪毅对新闻界的谈话，云“自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东北公私方面损失已逾5000余万元，以三省之兵力，御苏俄倾国赤军，诚虑不足”。并云“中央不暇兼顾（指蒋介石当时正进行军阀内战），仅给编遣库券200万，前途如何，诚难言矣”。

1929年11月29日，王正廷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所谓中俄交涉地方与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传闻，完全不确；同时否认中国已经承认苏方“三项条件”的说法。但又表示：苏联要求中国代表与苏联谈判，倘与我条件相同，可以照办。

11月30日，蔡运升与李绍庚奉张学良之命，离沈阳赴伯力与苏方代表谈判。12月2日，王正廷盼了一个星期的“国际调停”终于出台：在美国策动下，美、英、法同时照会中、苏两国政府，奉劝履行非战公约，两国边境军队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和平解决中东路纠纷。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还致电所有非战公约签字国，敬请以同样方式向中苏施加压力。南京外交部接到照会，立即表示接受，而已与东北地方当局开始谈判的苏联政府则断然拒绝，声言“帝国主义者不自责而责人，谓俄与中国系平等待遇，依据《中俄协定》已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今帝国主义者尚固守不肯放弃中国海港及内河等，兵舰任意横行，要地均驻扎军队，非战何为？现中俄事件已在谈判，干尔何事？尤其美国与我苏素无来往，今偏忝然出面教训，未免可笑也。”收到史汀生通知的绝大多数国家则表示：既然伯力谈判已经开始，还是让中苏自己了结相互的纠纷吧。

12月5日，东三省政务会议讨论了蔡运升自伯力带回的中苏会议记录及对苏议和步骤建议。记录由蔡运升和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签署，双方声明各遵守中俄、奉俄两个协定，并另荐各自所派的中东路局管理人员。会议决定承认这个记录，并派蔡运升为正式代表，赴伯力谈判。会后，张学良把此情况电告南京政府，王正廷接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政府同意张学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先同苏方代表接洽”。12月7日，蒋介石召集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正廷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完全采纳东三省政务会议决定，并承认蔡运升为正式谈判代表。

12月16日，中苏预备会议在伯力外交员公署开幕，经一周协商，22日下午蔡运升和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会议协定书，要点为：①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东路状态；②由苏联改派铁路正副局长，即日就任，东铁理事会亦先行恢复；③两国签约后，立即恢复中苏国境和平状态，双方立即撤兵；④立即释放因双方冲突而逮捕的侨民及俘虏官兵；⑤中国立即解除白俄军队武装，并将首领驱逐出东北境外；⑥先行恢复苏联在东北的领事馆及国营贸易机关；⑦中苏正式会议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

中苏伯力协议签署马上生效。苏军陆续从占领地撤退，苏联新任驻哈尔滨总领事西门诺夫斯基，新任中东铁路局长鲁迭依、副局长简尼索夫等人来华上任，并拜晤张学良。中国驻海参威总领事许熊直等亦奉部令回领事馆复任。在和缓的气氛下，西门诺夫斯发表公开谈话：“此次中苏间因些许误会，并因有人挑拨，故一时断绝交谊。将来一切问题，当依奉俄、中俄协定持平解决。”

屈辱的伯力协议，引来了内部反对，首都废除不平等条约会议认为伯力协议有损国权，呈请中央宣布无效，并要求撤职严办蔡运升。铁道部长孙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报告中力主根本否认伯力协议的效力。此时，汪、阎、冯、桂、张（发奎）等各实力派反蒋联合阵线已经结成，并拟公推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张学良对此没有表态，为争取张学良靠向中央一边，因而把责任完全归于南京，王正廷等受到点名批判，王正廷不得不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伯力协议的内容确有超越规定者，并称拟召张学良推荐之出席莫斯科会议代表、东北元老莫德惠来南京面授机宜。莫德惠知事难为，坚辞代表任命，希望王正廷自任全权，“俾外交一贯，责有攸归”。由于中国代表未确定，原定1930年1月25日开幕的中苏莫斯科会议未能如期举行。蒋介石先召王正廷、王宠惠等专门研究，然后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承认伯力协议已经生效的部分。2月8日，外交部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发表对苏宣言，声明对伯力协定中有关解决中东路纠纷办法予以承认，对协定所载两国其他关系事项已超越中国政府训令范围，拟派代表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商议。

中东路事件毕竟是一件“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驻德公使蒋作宾评价）的外交耻事，既使张学良大失面子，也使自从推行“革命外交”以来屡立功劳的王正廷大跌声誉。蒋介石为了平息反对舆论，惩办了一些替罪羊。国民政府决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免职查办；驻苏代办朱绍阳、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交行政院专饬外交部严加议处。张景惠、张国忱、吕荣寰等中东路事件的主要肇事人，全未受到任何处分，这恐怕是为了笼络张学良的缘故。王正廷在这一事件中处于夹在中央与东北地方当局政令不一的为难地位，蒋介石予以谅解，不仅没有追究，反而在1930年3月初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亲自提名，被遴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当然，惩办替罪羊也不过是做个样子，蔡运升的处分不久便撤销了，周龙光也不过是以调离外交部告终。

作者：222.184.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09-05-24 15: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