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刁

教师，为人师表，神圣而伟大，一个教师的影响关乎某个学生的前途和命运。
我的老师刁玉静，就是让我没齿难忘的，我在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真才实学。
他是我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课任。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才思敏捷，出口成词、提笔成章，讲课绘声绘色、生动活泼，引经论点通俗易懂，语言华美不见卖弄，文采飘逸又不觉古板。还记得他给我们讲的第一篇课文叫《标杆》，说的是一个女知青，在农村下乡遇见了一个老大爷，在修筑公路的工程中，老大爷领着她测量，先是她没有瞧得起老大爷那皱皱巴巴的外表，又加上老大爷拿着一根毛毛糙糙的竹竿做标杆更让她不以为然，后来老大爷手执竹竿站在水里在她眼前树起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她终于看到了一根活的“标杆”。文章并不十分精彩，但刁老师那栩栩如生的讲解倒是使人领悟深刻，主人公那善于以人为师、在心目中为自己树立标杆的作风真的引得我们由衷地效法。我便是自此就在心中树起了刁玉静这样一个不朽的标杆的，他那音容笑貌、他那谈吐风骚，直叫我如今都历历若见。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毛泽东的诗句经他慷慨激昂地颂起，催人振奋，令人鼓舞。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高尔基的散文经他朗出尤其惊心动魄，我们的眼前仿佛就汹涌着大海的波涛，那“黑色的闪电”，那“敏感的精灵”，那“胜利的预言家的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听见分明就是隆隆滚动着的历史车轮。
“我教八年学了。”第一次给我们讲课时他这样介绍自己，那时我们刚好念了八年书，正是我们开始上学的时候，他就已开始教学了。“八年前我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八年前，我曾徒步去过北京，到过天安门，亲眼见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红卫兵百万大军，其中就有我。”想起那壮观的场景，他那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就想起在小学一年级时学过的一片课文，叫《鲁米的愿望实现了》，如今鲜活的鲁米就站在我们教室的讲台上，我们就为这“鲁米”曾经的幸福而倍感骄傲。
我那时在学校也是有些小名气的，首先我的个子最小，上间操时排在最前列，列队时走在最前头，七八百人的学校，每有活动，我总是在一个显要的位置上。另外我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总能在一些大场合上登台发言，全校师生都认识我，而我认识的却很少，直到很多年以后，总有一些陌生人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并且问我:“你怎么就没考上大学呢?”我只好惭然一笑。
刁玉静初进学校，便接任了我们班，自然很快就重视起我来。记得有一回我觉得头晕(后来猜想可能是中暑了)，他建议我去医院，我说没钱，他便借给了我两块钱，我买了两毛钱的镇痛片，剩下的还给了他，现在的孩子肯定不理解这两毛钱意味着什么，但我却是一直铭记在心的，这说明他对我是关爱有加的。
他对我的学习那更是关怀备至，他很欣赏我的作文，总是在我的作文的后边加上一两行艳红的掷地有声的评语。课堂上，他经常叫我站起来朗读课文。讲课时，他总是参照我的表情判断同学们的理解程度，还不时地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刁老师的才能在于他能溶文学与政治于一体，正如他所说:“文学艺术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他非但文学水平高，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觉悟高，他是个思想活跃、政治进步的青年。他带领我们反潮流、反对师道尊严，率领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那时我们每册课本的扉页上都印着毛主席的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刁老师带领我们搞教育革命。他说学生要又红又专，不能做温室的幼苗，要到广阔天地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他带领我们搞开门办学，把课堂放到工厂、农村，放到社会中去。我们和一个生产队种了二亩地“挂钩田”，我们便把书本拿到“挂钩田”里去上课，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联系实际。毛主席曾教导我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三大实践相结合。”刁老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活的。在刁老师的领导下，我们班被评为全校的红标班。我也被评为红标兵，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为全校学生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报告。那段时间我确实很得意，我觉得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理论法宝。
我们学校是我们公社的最高学府，位于公社所在地，有来自全公社十六个生产大队的学子在这里就读。我们班的苏斌是和我同一个大队的同学，他是个纯粹的红色后代，他父亲是个老党员、生产队老队长。他哥哥也是党员，大队民兵连长，因为阶级斗争搞得好，很快就要被提升为公社干部了。但在提干的问题上他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刁玉静，所以苏斌很嫉恨刁玉静，总在背后诋毁他:“臭老九还想当官呢，德行。”他几次想拉拢我和刁老师作对，我始终不肯和他苟同，因此他便迁恨于我。
正赶上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简称“基教队”)来我校，一位高层领导在全校大会上给我们作基本路线教育的讲话，会后，同学们在“挂钩田”里一边干活一边闲聊，我脱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人长得有点像邓小平。”
这话便被苏斌钻了空子，他马上瞪着眼睛冲我叫起来:“邓小平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走资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基教队的领导怎么能像邓小平呢?你敢污蔑国家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你隐瞒成分，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吗?你是个地主崽子!”
且不说我是不是污蔑了国家干部，单就说他骂我“地主崽子”这明明就是无理取闹，我平生最讨厌这种话，我有一千个理由一万种词汇去和他争辩。可是当时，他的浅薄和他的卑劣气得我发昏。
正在争吵中，刁老师走了过来，我原以为来了撑腰的，但我分明觉得刁老师的天平并没有倾向于我，他制止我们“住嘴!不要吵了!”同时用异样的目光怒视着我。
于是我气急败坏了，竟冲刁老师发出质问:“那他骂我地主崽子就对吗?”
刁老师张口结舌，只好缓和了口吻:“行了行了!改日我批评他”。
刁老师既已这样许诺，我也就消了气。可是一连几日，苏斌在我面前越发嚣张了起来。我气愤不过，便去办公室找刁老师谈话，意在要他主持公道。
刁老师开始很婉转:“我是要批评他的。可是在批评别人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做做自我批评的好，你能说你自己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
“我没有错!我只说那个人长得有点像邓小平，这就算污蔑国家干部吗?他是企图诬陷好人。他骂我是地主崽子这是侮辱我，我家庭出身不好这是我的责任吗?周总理就曾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
“我怎么没有看出那个人长得像邓小平呢?邓小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不憎恨他那副丑恶的嘴脸，而在你的眼里，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竟像邓小平那样面目可憎。你说说你是站在了什么样的立场上?你说说你自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
我自此便郁闷了，胸中一直压抑着怒火。后来听好心老师对我讲，在我找刁老师谈话之前，刁老师还真找过苏斌，但不是刁老师批评了苏斌，而是苏斌给刁老师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政治课:“你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你知道他是什么家庭出身吗?”“你知道他们家开地下黑工厂吗?”“他爹造泥缸卖，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全大队游街示众......”“你包庇黑五类子弟!”“你培养资产阶级幼苗!”
“果有此事?”刁老师因此一改从前对我的热情。
同学们也都渐渐地奚落我、排斥我。后来听说刁老师曾组织班干部作了某些同学的社会调查(简称社调)。副班长是我的好朋友，曾这样透露过:“作社调时，你们大队的领导没有说你们家好话的”。我猜想所谓的社调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只是到了大队，问了问几个领导干部，如果到群众中去问一问社员一定会有别样的结果。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大队的领导是怎样向刁老师介绍我们家的，因为我深深知道我们的家庭当时的社会地位。我父亲是黑五类成员不说，我父亲为了躲避无产阶级专政，以嫁女为筹码把全家般到了这个异地他乡，以为找到了避风港，可是姐姐结婚一年就开始闹离婚，一闹闹了三年。那时女人要离婚，得有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政府提供的有利材料，要知道，我姐姐的前夫在当地可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的。最终我们家以付出了全家人的平安和幸福为代价，赢回了我姐姐的自由，就这样，把不幸的种子就埋在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中，甚至这家庭在社会中的遭遇竟影响到学校、危及到我的学习生活。我再也没有从前的浪漫了，情绪极度消沉，小小的年纪，思想上终日背着沉重的负担。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从我们家的广播里传出，我仿佛觉得天塌下来了一样，第二天早晨上学我连书包都没带，以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学校是不会上课的了，而且我觉得应该早些到学校，学校可能要开大会的。到了学校，一进大门就看见只有七八个我们班的男同学在球场上扔篮球，我心想“他们也玩得下去?”甚至还有班长和副班长等。我进了教室，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独自在座位上坐了一会，觉得寂寞，便出了教室，彳亍地也来的了球场。我是从来都不喜欢体育的，特别是篮球，因为我的个子特别小，身体又弱，若进了球场，被别人当球踢还可以，至于打球或踢球那是没我的份儿的，所以我至多是在场外作观众，特别是这回我是更没有那种雅兴的。可是，就当我在球场外刚一站定的时候，刁玉静老师骑着自行车进了学校的大门，从车子上跳下来还没有站稳的时候，便老远的冲着我们这里喊:“长没长心?你们长没长心?快收回去!”几个人耷拉着脑袋往教室里走，我也跟在后面。
上课铃声响了，刁老师进了教室，登上讲台，问:“刚才都谁在球场玩球了?站起来!”玩球的那几个人扭扭捏捏地都站了起来，我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因为我没玩球，所以我没站起来。
“鞠占忠!站起来!”刁老师突然这样怒吼着。
我依然没有站起来:“我也没玩球，我站起来干什么?”我反问道。
“没玩球你去干啥去了?”
“我来的时候教室里没人，只有球场有人，我就到球场去了。”
“球场是什么场所?是娱乐场所，你到娱乐场所你说你没玩，你这不是狡辩是干什么?娱乐场所，是高兴的时候才去的，到那里是想要娱乐的。”
“我从来就不喜欢这种娱乐，我从来就没玩过篮球。这是众所周知的。”
“你从来就没玩过篮球，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毛主席逝世了，你高兴了，你幸灾乐祸了，人在情绪好的时候兴趣才广泛。别人都有自觉性，都主动站起来承认错误，只有你最顽固，点到名字了还不站起来，而且还强词夺理，依我看，别人都是在你的带动下才去玩的。行了!别诡辩了，这回先放过你，再有下回，绝不轻饶!都坐下!上课!这节我们上语文。把语文书拿出来!打到xx页!”说着，他打开语文课本，在黑板上写下了一篇课文的标题(我实在记不起是哪篇课文了)，转过身来，他发现有很多同学的桌子上并没有书，什么都没有，“书呢?你们的书呢?怎么不把书拿出来?”
有的同学就说没带书包，还有很多同学都说没带书包。“怎么都没带书包呢?你也没带书包吗?还有谁没带书包?举手!”呼啦啦举起了一大片的手。“都站起来!”当然，我也不能例外，这回主动站起来吧，不要等人点名了。于是，黑压压站起来了三十多人没带书包的，占全班学生一半还多。
刁玉静老师不辞辛苦，逐一审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这个，说忘了;那个，也说忘了。他们都会机变，都慑于刁老师那异常严肃的表情，编出了一些一听就荒诞的理由，然而刁老师是不会深究他们的，因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跳过我，把我前后左右的同学都不了了之地审完了，最后只剩下我。他掏出烟卷点燃吸着(他经常在给我们上课时吸烟)，慢慢地问我:“你，说说你吧!你为什么也没带书包?”
我一向是耿直忠厚的，当然要如实地说:“我以为毛主席逝世这么大的事，学校就不能上课了呢，所以就没带书包。”
“你怎么就这么会‘以为’呢?毛主席逝世为什么就不上课了呢?按你的以为，毛主席逝世工人就可以不做工了吗?农民就可以不种地了吗?边防战士就可以不站岗了吗?祖国就可以不保卫了吗?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不走了吗?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不搞了吗?你就是这样以为的吗?党中央号召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坚守岗位，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抓革命促生产，严防阶级敌人乘机捣乱破坏。‘坚守岗位’，你这上学不带书包是‘坚守岗位’呢，还是要‘乘机捣乱破坏’呢?”
我也反唇相讥:“依你所言，全班三十多人没带书包，都是要捣乱破坏?”
“他们是受蒙蔽的，甚至完全有可能是受了你的蛊惑。”这听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但这笑话对我来说却是异常的沉重。
“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
“ 你刚才还说学校不能上课了呢，这不是蛊惑吗?”
“刁老师!你混淆了时间的概念了，我刚才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没带书包了。”
“你完全有可能在他们来上学之前就去和他们这么说。”
“又一个‘有可能’，你所说有可能的事是不是一定存在呢?说话要以事实为根据。”
“你没带书包就是事实，这分明就是罢课行为，这就是和党中央作对。‘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他刚教过我们的课文，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你就像那白骨精一样，你就是隐藏在我们班中的阶级敌人。毛主席逝世了，你认为是时机到了，于是你便要乘机捣乱破坏，鼓动同学们罢课。和你这种狡猾的敌人相比，同学们当然是‘愚氓’，对他们当然要加强教育，而对你却更要加强教育，得加个‘更’字，甚至可以说是要对你进行改造。你这个人是要彻底进行改造的，因为你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地受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
我和刁玉静老师争辩，被刁玉静老师扯着我的衣领把我薅到了办公室。我弱不禁风的体质，手无缚鸡之力，只好这样任人摆布。在刁玉静老师的带动下，很多思想激进的老师都过来围攻我。我纵有诸葛亮的辞辩，也难以舌战群儒。
刁玉静老师当众戳穿我:“你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说什么基教队的x队长(我忘记他姓什么了)长得像邓小平，邓小平反对毛主席，你的言外之意就是说x队长也反对毛主席。这还不算，还有一回......”
刁玉静老师讲起了我从前的一个故事:有一回我们给学校杈大墙，大墙外边是壕沟，隔着壕沟外边是一条大道，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时也跑过几辆小轿车，那时的小轿车在我们看来是很新鲜的东西。我用右手攥着拳头，伸出食指，指向一辆驰过去的红旗轿车，做打手枪之状，嘴里同时发出“噼呕”“噼呕”地声响。对面的同学们就瞅着我笑，我原以为是我逗得他们开心了呢，我一回头，却原来是刁老师正站在我的后面。刁老师当时是没说什么，可是没想到他却把这事认真地记在了心上。其实现在一想起来才知道那时我还真是个孩子，那天真无邪的活泼，直到刁老师揭发我的罪状时模仿我的动作我还是忍俊不止。刁玉静老师说:“你一贯仇视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那是红旗轿车，那上面插有红旗，那里面坐着的都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你之所以做出冲他们射击的姿势，说明你从骨子里仇恨他们，仇恨共产党，仇恨无产阶级，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是个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的后代，你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反动分子。”
从办公室出来，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这艰难的一天，临放学前，刁老师向同学们传达学校的指示:“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哀悼，要求同学们明天来上学时胸前都要佩戴一朵白花。”有的同学就问:“戴黑袖标可不可以(因为总理逝世时都戴黑袖标)?”刁老师说:“还是戴白花吧，一致，显得庄严。”
第二天早晨上学我却来晚了些，同学们都到齐了，但还不算迟到，而且我也戴了白胸花了。上课铃响刁老师进屋。班长喊:“立!”同学们起立。刁老师的目光扫视了一遍每个同学，最后冲我喊道:“鞠占忠!怎么只有你没戴青纱?”
我回过头去(我在最前排)，果真见所有的同学都戴着黑袖标。我莫名其妙，但我必须强调我的理由:“你昨天不是说只戴白花不戴黑袖标就行吗?”
“我是说了，但同学们都戴了。这是同学们自发的，表示同学们都深切掉念毛主席，同学们都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只有你没戴，这就进一步说明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且记好喽，这是你的又一条罪状。”或许这应该就算是在罗织罪名吧。
我实在是哑口无言了，但我感到特别冤枉。因为我来的比较晚，我哪里知道同学们不知是听到了什么消息或是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还是受到了什么启发，早晨来的时候都是临时筹备的黑袖标。有的是离家近现回家取的，有的是现到供销社去买的，有很多是由于时间仓促，从别人的袖标上扯下来了一条儿，甚至有的根本就算不上是袖标，简直就是一条黑布绳。但不管怎么说，只有我没戴。
“学校新规定!”刁老师接着说:“今天就不算了，从明天起，除戴白胸花之外，要求每个同学都在左臂上佩戴青纱。”
这天放学回家，我让母亲给我找一块黑布做袖标。母亲翻遍了家里的包裹也找不到，只好现到供销社去买了一块。但我始终只字没提自己在学校受到的这一系列的挫折。
然而，刁玉静对我的刁难还远没有结束。在毛主席的追悼会的这天，全班同学在一起收听中共中央的现场广播。收听之前我们在教室里做了一些布置，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络在教室的后边，腾出地方来人们好在屋里肃立。在络桌椅的时候，我从桌子上跳下来跳上去的，不慎露出了“马脚”，刁玉静一声断喝:“鞠占忠!”
我愕然地不知所措。
“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穿红着绿，你偏偏就穿了一双花袜子。”
我表示疑问，我明明是穿的白袜子吗?我伸出脚来，在鞋腰和裤脚之间露出洁白的袜子。
“你把裤脚掳起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慢慢地提起裤管......
“看看!看看!是狐狸总要露出尾巴的。”
原来我的袜子的袜装上，确实是在两边绣有两斑艳红的图案。该死的是，在刁老师没指证之前，我竟没能发现。
刁老师命令我把袜子脱掉。我当众像演杂技一样，站在教室和全班同学中间，一只脚独立，调换着脱掉了两只鞋和两只袜子。
刁老师说:“明天上学，你必须带一份检讨来，不然的话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第二天早晨一上课，刁老师就严厉地叫我:“鞠占忠!检讨写了吗?给大家念念!”
我嘟嘟囔囔地念了一遍我的检讨，当我念到“我坚决改正错误，如若再范，务请同学们指责......”
刁老师截断我:“‘指责’?我可是教语文的，‘指责’和‘批评’可是两回事，和‘批判’又是一回事。”他抢过我的《检讨》，“这是什么破检讨?不生效!”
根据我的种种反革命罪行，学校开了一次点名批判大会，学校的高音喇叭让路人驻足:“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富农子弟鞠占忠，一贯仇恨共产党，仇恨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逝世他上学不带书包，鼓动同学们罢课，说什么‘毛主席逝世学校就不能上课了’。他还带领同学们搞娱乐活动。他不戴青纱，穿鲜艳服装。广大师生要提高警惕，密切监视着阶级敌人，严防他们捣乱破坏，必要时可以提请公安局对他逮捕法办.......”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一时间，我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自此以后，我完全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经常逃学旷课，上课也不爱听讲，半年之间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从名列前茅到名落孙山。毕业考试，全年组二百四十八人，我排在了一百二十四位，正应了我的名字“占中”。化学交了白卷，物理没及格，数学打了九十三分，语文打了七十八分，和张铁生差不多。等到国务院发布新的招生简章时，我已回农村干半年活了，那时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情绪十分低落，对社会不抱任何希望。
刁玉静在毛主席逝世的紧要关头，及时地揪出了捣乱破坏的阶级敌人，成了抓阶级斗争的先进典型。他做到了把阶级斗争落实到部队、厂矿、农村、学校，落实到某个班、落实到具体某个人的头上了。刁玉静马上被提升为校革委会主任。不久，又被上调为公社干部，告别了学校。再后来，又升为公社书记。再后来，上调为县委组织部任部长。再后来，县变市，他升为市委组织部部长，可谓飞黄腾达了。
师恩如山--回忆刁玉静老师_云匀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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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06.111.1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16-02-16 07:4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