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斗

我爸死前，严重脱相，除了脸肿肚子大，其他地方皮包骨头，体重一百斤。他的身高一米七八。那些日子，他腹水的肚子鼓突出来，乌亮乌亮，像半只气球。有时他疼，会发出呻吟，类似枭鸣，我们就轻揉那半只气球，仿佛怕伤及里面的胎儿，这样他能好受一些。他好受时面部松弛。到后来，有时不疼他也呻吟，呢呢喃喃，如同他本人就是婴儿。都十天了，他下不了地，不和我们说话也不看我们，连眼皮都很少翻动。他的肝癌，是两个多月前查出来的，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我们请教了几个专家，个个都是老刽子手，判他死刑眼都不眨，只是一个月到五个月的缓刑期长短不同。被判刑前，我爸挺健康，有点轻度的小脑萎缩，没什么症状。可随着医生帮他发掘出晚期肝癌，他倾诉的欲望突然强烈，絮絮叨叨，还疯疯癫癫，一个能把深沉玩得炉火纯青的中等级别的官场中人，竟一下变成了职业醉汉。他酒量不大，很少喝酒，一般喝了也不会多，偶尔多了也不耍酒疯。肝癌能激活人的语言中枢吗？没这说法。我们只知道，大量喝酒易导致肝癌，而小脑萎缩，倒擅长为语言设置障碍。我爸的状况，全拧巴着，让人怀疑他这两项毛病都系误诊。没误诊。经验总有不完备处。我爸是疯癫一个月后，忽然沉默的。他最初疯癫时，对那些前来探视的外人，我们这样解释：他糊涂了。一个人活到七十八岁，糊涂容易得到理解，即使伟人，七十八岁也该糊涂了。我用“疯癫”描述我爸，不是仅仅指他话多，而是说，他胡言乱语的内容，愈益离谱且愈益荒唐。他思维乱了。晚期肝癌查出来后，他的身体迅速衰竭。我们没告诉他得的啥病，这说明，不是过大的精神压力击垮他的。他已基本不认识人，很难一口气说完一个长点的句子，但他宣泄的欲望无以阻遏，只要面前有人，他就拼命说，没人知道他是否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说话时，他常张冠李戴，把希特勒说成克林顿，将巴以冲突和抗日战争混为一谈，见到我妈，他喊郭兰英或才旦卓玛，握着我手，他要么说政委来啦，要么叫老张或者小王——不知他指的是哪个政委与哪个老张或者小王。他话题博杂，涉猎广泛，从一只不时偷袭他的苍蝇，能说到一个国家该如何建立空中霸权，又能把悬在医院对面一座破败小楼上的横幅标语，与张铁生黄帅连在一起——那标语是：“认清形势，享受政策，抓住机遇，按期搬迁。”而张铁生黄帅，都是文化大革命时的“反潮流英雄”，前者是靠交白卷上大学的还乡知青，后者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小学生。依惯例，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以前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由历次路线斗争，引发出对未来的判断思考。按以前的说法，重大路线斗争只有十次，后来连这十次也不提了，在十次之外，就更没有了；可我爸坚持认为，路线斗争有十四次之多。他悄悄对他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说：斯诺先生，你是老朋友了，我可以把这十四次路线斗争的内幕都告诉你，为你《西行漫记》的续篇提供素材……他对这十四拨人的名字如数家珍，对他们犯错误的顺序和所犯错误的内容也表述准确，如果你乍一听他娓娓道来，会以为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元老，在谈笑他令“胡虏灰飞烟灭”的往昔壮举。只有多听一会，被他夸张的、扭曲的、神秘化的表情和用词牵拉着走下去，你才会发现，这原来是个停留在旧时代里不肯前行的谵妄者，躁狂人。但有趣的是，陈述旧事时，他又能熟练使用时尚新词：“华山论剑”、“孤独求败”、“联手”、“比拼”、“作秀”、“力挺”，这使他的连篇呓语别有妙处，在有些人听来，比如我儿子刁阿斗或我妹刁星的女儿李小璐，这十四次路线斗争中的二十来个头目，活脱脱是些江湖杀手武林刺客：李立三、罗章隆、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提到他们，我爸总把声音放低，好像担心隔墙有耳。他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在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缝隙间忽隐忽现：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反复引用伟人语录，他把一层层保护釉彩涂抹到身上。直到十天以前，他去厕所，忽然感到路途迢迢，无力举步，主动向别人伸出了乞求之手，这才住嘴，戛然告别了他关注的任何事情。厕所就在病房里，距床只有五六步远。我爸是凌晨死的。有些人死前有回光返照，他就有。那天轮到我妹刁星的丈夫李宇在医院值班守他过夜。子时左右，李宇坐在硬板凳上，双臂和头搭着床沿，打起了瞌睡。忽然，他听到我爸大声说话，他被惊醒了，他又看到，我爸挺着乌亮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那双嵌在胖肿大脸上的小眼睛，精光四射地扫视左右。这是夏季里一个无风无雨的闷热夜晚，令人窒息，在一片昏黑的特护病房里，我爸缄口数日后忽然出声，还艰难地挺着肚子坐了起来，并眼放精光，这把李宇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想退后几步。他没退。“老刁家人呢？”他听清了我爸在说什么。“老刁家人，都往前坐……”我爸的声音威风凛凛，有些喑哑，但很清晰，语调不躁狂，用词不谵妄，好像出自被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之前的我爸之口。李宇木呆呆地有点发懵，既对我爸的清醒感到惊讶，更为不知在我爸看来他算不算老刁家人感到困惑。他不姓刁，姓李。他伸手摸索我爸肚子，说爸，爸，我是李宇，你疼吗？喝水不？饿不？有尿没……我爸不看他，把他手从自己肚子上使劲推开，说老严呀，咱们居然跨进这二十一世纪了，不易呀……又说你们俩都挺有出息的，在新世纪里……显然，我爸的“老刁家人”里没包括李宇，他的话，是说给“老严”和“你们俩”的。“老刁家人”肯定包括我和我妹刁星这个“你们俩”，这没说的，“老严”虽然和李宇一样，不姓刁，但她是我妈，是我爸的妻子，是创造“你们俩”这“老刁家人”的另一半功臣，也可以归属在“老刁家人”里。李宇脑子稍一转弯，就把这关系理顺溜了，他立刻给我妹刁星打电话，我妹刁星又与我电话合计，我们一致认为，我爸这是回光返照。我们把电话打给我妈，接上她，去医院。这时的我爸，不显糊涂，见了我们三个“老刁家人”，有种孩子似的亲近与兴奋，他呼呼哧哧地给“老严”和“你们俩”做报告，“新世纪”是报告主题：“这样的观点嘛，我同意，新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低声对我妈和我妹刁星说，看样他不行了，叫我哥吧。我妹刁星也说，叫大哥吧。我妈最后说，叫刁北吧。我就出屋到走廊上，给我哥刁北打电话。这时是凌晨，东边天际正微微泛青。我哥刁北往医院赶时，我妈和我妹刁星一边一个地抱我爸拍我爸哄我爸，揉抚他肚子，不论我爸说什么，只要插得上话，她俩就一替一句当然也是轻描淡写地往我哥刁北身上扯：老刁你别光“你们俩”“你们俩”的，他们是三个，还有刁北嘛，应该“你们仨”才对——哦，也不对，还得包括晚晴和李宇呀，还有阿斗和小璐……爸呀，你看你精神头多足，这说明你身体好了，叫大哥来吧，大哥一来，“老刁家人”就齐了，等天亮了，咱一块回家……她们说话时，大家都紧张，包括站在门口的我，也包括站在床脚，毫无意义地摆弄我爸被子的李宇和我妻子晚晴。我们都担心我爸发火。多少年了，我爸不能听人提我哥刁北，别人提他他就发火，他常说，老刁家人里没这个畜生。但那时他更受理性主宰，发火的方式主要是不屑，只偶尔开骂。后来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了他，我们说什么，他都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唯有涉及我哥刁北，他光明白不糊涂，开骂已经不知道节制。有一天，我哥刁北过来看他，他非说我哥刁北是赫鲁晓夫派来的苏修特务，是使用了易容术的克格勃，害完斯大林又害毛主席来了，他要把我哥刁北驱逐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可这回，我妈和我妹刁星的火力侦察，没遇到还击，在“刁北”和“大哥”这两个词反复灌入他耳朵时，他的演说渐渐停止了，好像在听两个女人的劝说，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与此同时，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但很空洞，似乎黑眼仁一下涨满了眼眶。“来，刁北，离我近点，”忽然，我爸把头向我转来，是向门口转来，冲着我——冲着门口伸出了双手，“我看不清你……”我急忙上前，把我爸的双手握在手里：“爸——”“新世纪了，你也该，振作了……”我爸的精神头似乎又一下没了，说出的话有气无力。我连连点头，声声答应，替我哥刁北点头答应。“我知道，你说过，人和屁，一个样……哈，爸这辈子，就是个，是个屁。可你不是，你天赋好，又赶上，新世纪了，你不是屁，不是……”话没说完，我爸就死了，死去的瞬间，他盯住我，挺羞怯地笑了一下。他这是向我哥刁北发出的笑。敌对多年的一对父子，终于握手言和了，这让他这个好面子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这时候，我哥刁北正走下出租车，正冲进医院大门，正跑步上楼，正融入“老刁家人”都在的特护病房。他把我爸抱进怀里。我爸已经不是活人，但肌肤柔软，余温尚在，虽然眼睛闭上了，可活着时发出的羞怯的笑，还留在他胖肿的脸上。我哥刁北哭了。没有声息，珠玉成串。他泪水落在我爸的笑上。
　　二〇〇一年元旦过后，五号早上，我哥刁北回到沈阳。他坐的是北京始发的五十三次直达特快。这是一种新型客车，车厢整洁，卧铺舒服，很适宜睡眠。可我哥刁北睡得不好，整整一夜怪梦连连。他梦到有个女孩，在空中飘飞，不断膨胀像欲爆的气球。她想落地，却越飞越远，就又哭又喊，求他救她。我哥刁北救不了她，只能醒来。下了火车，走出站台，我哥刁北愣了一下，他发现，站前广场鬼影绰绰，满目都是骷髅与干尸，要么青面獠牙，要么骨架嶙峋。他怀疑他还在梦里。他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前广场宽阔杂乱，乍望过去还对不准焦距，但移动其间的是些什么，不揉眼睛也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也猜得出来：没有鬼影，都是人影。只不过，欲雪的早晨浊气笼罩，乍亮的天光阴晦幽暗，人在咫尺，看上去也五官模糊，也衣饰朦胧。有时候，某人与某人凑得很近，已分得清彼此眼睛的大小与鼻梁的高低，也辨得出对方羽绒服的颜色与皮大衣的长短；但寒冷的早上，人们出现在站前广场，不是无事可干来闲逛的，不是来欣赏别人或被别人欣赏的。某人与某人，即便恰好撞到一起，也都情急切切，脚步匆匆，会迅即分开各奔东西，道句对不起或骂声眼瞎啦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视网膜上，假设曾留下过别人清晰的五官与确切的衣饰，也很快会再度模糊，重新朦胧，使每个人在每个人眼里，都如同鬼影。
　　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是我哥刁北心思诡异。
　　我哥刁北汇入翩翩鬼影，踌躇片刻，走向广场西南角的公共汽车始发站，登上由站前广场开往天堂墓园的九路汽车。他没什么行李。他由沈阳去北京或由北京回沈阳，就像由东单去西单或由省图书馆回北陵小区一样，轻装简从。
　　破旧的公交车走走停停，蜗足龟爪。我哥刁北不以为忤，缩在车厢后边的硬塑椅上，比其他乘客显得安详，或者叫麻木。他腿上架着牛仔包，手上托本不厚的书。他上车早，有条件选择靠前的座位。他去了后边。在后边读书不惹人注意。书是屏障，我哥刁北一读上书，车内的人，车外的景，就全被他隔离开了，留在隔离带里侧的，只有他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瑞士人，哲学家，成年后，物质生活一直简朴，甚至寒酸；但他并非天生的穷人，没优裕生活可过。他爸是欧洲工业巨头，死后留有大笔遗产。可维特根斯坦像处理几双多余的袜子那样，把巨额遗产送了别人。这不足怪，富人向外撒金散银，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善举。维特根斯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钱没送给穷人，没送给社会慈善组织，没送给某一研究机构或某一研究项目；除了个别穷朋友，比如诗人里尔克，他的钱，都给了比他更富有的哥哥姐姐。读到这里，我哥刁北沉思起来，眼睛里边没有了文字，但阅读的姿势一如此前。紧接着，在心里，他偷偷笑了，是会心之笑。他是穷人，却会心于一个富人。他读的书，是《维特根斯坦传》。他双脚冻成了两块冰坨。
　　维特根斯坦一生低调，六十二岁时死于癌症，死前曾受多种疾病纠缠折磨，特别是间歇性的精神危机，经常让他感到绝望。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临终遗言，费人猜想，因为那更像罗素或萨特那种哲学家发出的感慨：“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
　　车厢内的跺脚声杂沓零乱，伴随着它们，我哥刁北度过了五十分钟的精彩阅读：九路终点到了。我哥刁北下车，快速步行五分钟后，钻进设在天堂墓园门口的保安室。保安之一认识我哥刁北，招呼我哥刁北取暖喝水时特别热情，但却腼腆。他总为称呼我哥刁北大哥还是叔叔感到为难。这个唇上尚未长出绒毛的孩子，考上过大学，因家里太穷没去报到。他和我哥刁北讨论过三本不同人写的《苏东坡传》。我哥刁北没落座的意思，捧着热乎乎的纸杯说明了来意。小保安松弛下来，在墓园示意图上略一搜索，麻利地指出我哥刁北要去的位置。“喏，这呢，遇毓的墓。”我哥刁北也看到了，示意图上，一个红数码边上标两黑字：遇毓。我哥刁北颇感意外。他没想到，两个叠音字的前一个居然是“遇”。几年前，这名字在他耳边最初出现时，他脑子里没有“遇”的概念，他还以为，那“YuYu”爸妈和墓园有关人员所称呼的，是死者乳名：“玉玉”或“郁郁”或“昱昱”或“豫豫”。她居然姓遇。这个姓，比刁还少见。我哥刁北应了一句：“唔，是遇毓。”

作者：218.2.43.*   回复：0   发表时间：2009-06-13 15: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