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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我写《周恩来与信访工作》的三点感想/刁杰成

一、《周恩来与信访工作》，经过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批准，于最近出版了，有些网上较长时间连续宣传；我局《人民信访》今年二月号登出了书讯，三月五日，在周总理诞生117周年时，刊登了我摘录、汇集书中部分内容，写成的《周恩来教育、爱护、支持信访干部》一文，以缅怀和纪念周恩来同志。
二、我是从1982年开始汇集资料，调阅了国务院档案库中1949年至1982年的全部信访档案，搜集了几十万字的材料。1996年，整理出版了《人民信访史略》（习仲勋作序），1997年10月完成了《周恩来与信访工作》初稿。由于两个原因，《周恩来与信访工作》没有送出版社。一是保密期三十年没有过，二是需要完善。之后，经过多次修改，每修改一次，我受一次总理高尚品德的教育，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修改书稿的。我总希望将总理的伟大人格、为信访所作的工作，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尽快推向社会。书稿送到出版社后，他们先后打印出六次清样，送我审稿。我是惟恐出现错误，如果有错误，是对总理的不恭。算来，从汇集资料至今，已三十多年，完成初稿至今也快二十年，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终于实现了愿望，2014年九月出版面世！
周总理为信访工作呕心沥血，每时每刻都把信访工作和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上，处处事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种崇高的品德，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一座永远阅读不完、永远受人敬仰的丰碑！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国务院的信访工作始终沿着毛泽东指引的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健康地前进！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畅通无阻的天然桥梁，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渠道。
我们这些为总理处理信访工作的人，都深深感受到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是最幸福的，他的革命精神，使我们终身受益！
书出版后，原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女儿到我这里来，我送她一本，她拿到书后说：你终于完成了心愿！事情正是这样。
三、现在仅就总理关心信访工作与信访干部的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总理对工作认真、负责、细致、周到，对我们上报的文件，包括文字通顺与否、标点符号点错没有、有无错别字等等，都不放过。一旦发现，立即改正，并让秘书告诉我们，正确的是什么。如，某省会“狂人公社”群众组织来电，因事急，手写上送，将该组织写成了“犯人公社”，总理发现后，立即改正，让秘书告诉我们，正确的名字。再如，已故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给总理来信，我们摘报中，没有将关系交待清楚，总理作了详细修改，更正过来。我经办一件加急电报，摘要上送。第二天，搞报退回，发现总理在搞报中“并”字边上打了个问号。我仔细研究，发现“并”字指的什么，没有交待清楚。说老实话，当时，我不知道“并”是什么意思。后查字典才弄清楚，是太原的别称。现在我还记得，电报的原文是“结集在并”。
2、国务院信访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困难，都是周总理为我们一个一个解决。举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信多人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来信猛增，原有办信人员经常加班加点，已成为常态。报告周总理后，从部队借调35位同志为信访室办信。这样，信访室就能抽出较多的人力和时间研究信件中的问题，准确、及时向领导汇报；
第二，解决渠道不通的问题。“文革”开始后，信访室的工作汇报渠道一度不畅通，周总理知道后，就委托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研究信访室工作。一个处级单位的工作，除总理亲自掌管外，还委托两位副总理具体研究指导，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在周总理和两位副总理的关怀下，信访室的汇报渠道畅通了，工作很顺畅，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保障；
第三，解决信息不灵的问题。“文革”开始之初，信访室也存在信息不灵、不了解中央精神、摸不准当时形势等问题。这些情况关系到我们应该上报什么信息，不应该上报什么信息的问题。信访室就给周总理写报告，要求解决信息不灵的问题。周总理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中央领导同志每次接见各地来京代表时，都通知信访室派两名同志参加。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向全体同志传达，使大家知道，哪些问题中央已经解决，哪些问题中央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事情，就注意反映落实中的问题，中央不知道的问题，应迅速上报，以便中央能及时掌握情况，进行处理。信访室旁听中央领导同志开会讲话的办法，—直延续多年；
第四，规定信访工作的具体做法。如：
信访室每天上报的来信摘报很多，周总理对这些摘报非常重视，作了大量批示。为了掌握摘报的全面情况，1968年9月19日，周总理指示：给我送来的人民来信每天列一个目录，同时还让信访室每周写一份综合性材料，将一周的来信内容浓缩成几百字送给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信访室每天下班前将当天的所有来信摘报列一个目录报送给他。每周整理一个综合材料，在周六下午送去。这个办法坚持多年。
确定《信访简报》发送范围。这个问题涉及两方面:一是发送范围，二是刊登内容。都涉及到政治问题。简报发送的领导同志的名字，都印在简报后，有谁没谁，名单排列的前后，都是政治问题。过一段时间，报请总理批一次。有一次总理在我们送的发送名单上批示“照我改的办”。
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的有关规定，到70年前后，如转办信件等具体办法，都由总理审批；
第五，制定落实党政军干部政策，在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
3、接待工作中具体指导。
第一，总理指示，接待室要建在人民群众容易找的地方，进出接待室不要任何证件，随到随谈；
第二，接待干部，可以对来访人说，是代表我总理在接待的；
第三，在国务院秘书厅实行处长以上干部定期、轮流到接待室接待来访人。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还到接待室接待来访人；
4、书中，介绍了周总理对工农业生产、关心民众生活的指示很多，并附有总理指示手迹。
三、书中写的内容，只是周总理关心信访工作的一小部分，我现在介绍的情况，又是书中的一小部分。足以说明周总理是如何关心信访、关心人民群众的。
另外，说两句题外话，中央文献同志先后两次来电话：一次是《人民信访史略》出版后，他们问，书中说任弼时同志1949年4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依据是什么，他们不掌握这个情况。我告诉他们，出自国务院档案，有中办和国秘的文件为依据。他们说，将把这个职务写入任弼时传中；二是看了《周恩来与信访工作》（初稿，是韩福裕给他们看的）说，书中解决了总理历史上一个悬案：哪一年、从什么地方去辽宁铁岭的问题，还问周瑞英是谁？过去，铁岭、绍兴和淮安三家说法不同，谁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又不掌握，现在解决了。周恩来五十年代批示说：他是1910年，12岁时，从淮安去铁岭的。
(作者系国家信访局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