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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母亲的回忆(二)

我拿了散亲单,高兴得跳起来,千谢万谢刘裁判员,拿上行李高高兴兴地和妹妹一起回到舅舅家。
这件事,在村上引起了轰动,大人孩子尤其是青年妇女更把我们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他(她)们认为我是能和政府说得上话的人,大事小事都来告诉我,让我帮他(她)们到政府去告状,去说情。我呢也乐意为大家帮忙,整日在外奔波。区妇女主任高玉兰、县妇女主任郭小凤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好大姐。我在外面忙得是不可开交,不能看着妹妹在家过着死水一般的生活。我听说西安正值举办妇女培训班,一天郭小凤到我们苗家坪,我提出让她把妹妹带走,郭小凤答应后我就把妹妹送去学习了。也正如此妹妹还学得了文化,后来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在周家街当区妇女主任。(这是后话)
有这么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一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听人说苏二家的媳妇死了,我吃惊不小,苏家媳妇原是我们天山渠杜家的姑娘,在娘家时就是一个能干冒尖的姑娘。我回天山渠经常看到她,白白的皮肤,葫芦脸,是一眼快,手快,嘴快的麻利人。后来因苏家光景好,嫁给了比她小几岁的苏家二儿子,她怎么会一下死了呢?我飞步跑到苏家,一进院门,就见苏家二媳妇横躺在木栅栏旁,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脸色比平时更白了,我细一看脖子上还有绳勒的印痕。我辟头就问:“怎么回事?”苏老头子不以为然地说,媳妇昨晚上和婆婆拌了嘴,想不通,寻短见上吊死了。我不相信,我回身走出苏家大院,来到左右邻居家细细打听。这才知道,昨天傍晚,苏家二媳妇正在压蓖麻籽时,婆婆看不上眼,骂了媳妇,二媳顶了一句嘴,这还得了,真是犯上作乱。大伯子跳起来操起了根条子就打,二媳妇是越打越硬,还回骂说:“你凭什么打我?要打要骂由我丈夫,你大伯子打我,你揣什么鬼?”这下激怒了这一家子,连公公、大伯子一齐扑上来,结果给活活打死了。听到这一切,我气愤极了,女人一条命,遭如此轻践,我愤怒地冲到苏家,要他们承认是自己打死了媳妇。苏家父子也知道祸闯大了,咬口就是不承认,我撩起死者的衣服,看见青条紫块,指着累累伤痕问:“这是那里来的?”苏家老头子喃喃地说:“这是躺在栅栏条上印下的。”我怒不可遏,跑到天山渠到苏家媳妇的娘家去报信,想鼓动他们来向苏家寻仇,苏家父子也得讯逃到深山里躲了起来。后来是政府出面,解决了这件事,但没让苏家抵命,我总咽不下这口气,后来还是高玉兰开导我说:“你有正义感是好的,你的斗争精神也是强的。但要知道,对封建社会几千年留下的的思想基础是一下子铲除不了的,你教人寻仇杀了苏家父子,那以后还有李家、候家难道你都教人杀了不成?我们不能只是为人打抱不平,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唤醒大众的觉醒。”听了高玉兰的一番话,我一下子好象明白了许多,我觉得我长大了,站得更高了,也看的更远了。以后捉赌、破迷信、烧菩萨。扭秧歌都积极冲在前面,后大家选我当上区调解主任,地方政府改选,大伙还选我当乡长,这年我才十七岁。
乡长的工作担子更重了,除了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调解婆媳关系和拥军抚属外。主要的是搞好支前工作。虽然当时的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了,但我们老解放区的支前工作仍是非常繁重的。摊派公粮,军鞋后,还要到各家各户去收公粮收军鞋。完成好这些任务,是我们当时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一天,我正在清点刚收上来的军鞋,忽然发现,在一双双簇新的军鞋中有双鞋面布纹头毛头都露出来了,我细细一看,原来鞋面用的是旧布头染新做的,这怎么行?我仔细查点,原来这样的鞋不止是一、二双。这下我心里火了,拿起一双鞋就要冲出门,刚出门我强制自己冷静下来,乡亲们这些年也够苦了,妻送郎,母送儿,大男儿都当兵上前线去了,在前线的生死不明,在后方的养老抚幼,现在还要生产支前,乡亲们确实也够难的了。其实乡亲们是用多么大的毅力支撑着眼前的日子啊!现在乡亲们又有多少孩子赤脚无鞋穿,大家不都是在咬牙渡日,我能对乡亲们发火吗?我抽身回来坐在炕上思忖着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决定要耐心地作宣传工作。于是我带着鞋就出去串门子去了,我耐心对乡亲们说:“大娘大婶,我们都仔细想一想,连表带亲的,我们那一家没有四、五个当兵,让我们的亲人穿着这样的鞋子,追赶敌人,打鬼子,结骨眼儿出了事,你们心里好受吗?大家手拍胸膛好好想想吧。”听了这些话,有的大婶应声说:“秀华说的对,这鞋可要比自家的鞋重要啊。”有的年青妇女羞红脸也说:“是啊,没国就没家,我们的亲人在前方流血,我们可一定要对得起亲人啊!”以后我好在大会上疾呼。通过这样的宣传,类似这样的鞋以后再也没出现过。反倒是一些妇女为使新鞋更结实点,在鞋头鞋跟帮子上更是一针针密密纳,在交公粮中也尽量把细粮、好粮作为公粮上交,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让战士吃好、穿好,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延安老区,是抗战的大后方,为支援前线打胜仗,党中央在中央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鼓励全国进步青年到后方来学习。在后方的部队也掀起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在我们苗家坪也住了一个班,他们边学习边生产,大小伙子们不但上田种地,还跟着村妇们学纺纱织布,空闲时还在村里搭台排戏,就这样可热闹好几年。
一天,刘区长的爱人(原司法处的刘靖裁判员,现当区长)李桂莲兴匆匆地跑来找我,:“秀华,你老大不小得了,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给你说个婆家,男的是咱们县武部的大队长,大个子黄。”“哪个大个子黄?”“就是抗大学员曾住在你们镇子上,还在镇上演大戏《两亲家打架》的那个扮演亲家老头的那个大个子,他学期毕业,现调到咱县上了。”还说:“他可是打了八、九年仗的老兵了,听人说还是个英雄呢。”我暗思忖:我是原准备就要跟个当兵走的,在这里我们妇女世代不被当作人,婚姻大事自己从来就作不了主酿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我是看得够够的了,尽管这些年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变,但买卖婚姻并没有铲除,包办婚姻沿袭至今。虽说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这一事物从认为是不符伦理,大逆不道观念,经过这几年的宣传已有所转变,可要人们理解它,认可它,接受它还是很困难的。我们镇上有两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自由恋爱结婚,那是因为她们都在城里师范毕业,可我作为平民还是第一个!我去嫁给一个当兵的,第一舅舅家反对是肯定的。另外,我尽管和冯家寨的儿子散了亲,可我平时还是听得到,他们对我的婚事是很关心的,还是想通过我婚事“卖”个高价。他们在考虑振兴家业上,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可决不答应。

傍晚我跟着李桂莲来到她家,跟男方见面,时节正值二月初九,天比较冷。来到李家,见是满满一屋子人,除了刘靖县管理员外,其它的人我都不认识。我的头也不敢抬,低着头坐炕沿上手指绕着甩到胸前的那根大辫子梢,绕来绕去。脑子里乱轰轰的,不知大家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这些人都是县大队的,其中身着灰布大衣的就是大个子黄—黄儒彪,边上还有他的警卫员。警卫员名叫杜三娃,是我们天山渠的杜家人。最后大家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不上来,很快天就黑下来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呼啦”满屋子的人都站起身,说是回县里了,就都走了。晚上我就和李桂莲睡在一起,絮叨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才回去。
其实舅舅也已觉察到了,早晨我一进门,舅舅就劈头骂上了:“你还有脸回来?丧门星!祖宗的脸都让你葬完了,你还是给我滚吧-----”连平时宠爱着我的外婆也开始不住地骂。我受不了了,什么东西也没拿,转身走出家门,这时的我已经大了,能给自己作主了,我无所顾及的走出以家门。
开始时,我是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就到没有男人的大婶家住,吃饭到亲戚家轮换着去。但这样决非是长久之策,李桂莲建议还是由她张罗,早些完婚。没意见后,过了十几天,举办婚礼的日子就到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九四七年阴历的二月二十,这天正刮着大黄风。我住到了天山渠,一大清早,县管理员二老张和一科员,骑着二匹马,还带着一匹大黑马来接我了,他们带来儒彪送我新做的一套黑制服和一件新大衣,让我赶紧换上,我还穿上妹妹给我带来的,原舅母早先就给我准备陪嫁的新鞋,我把辫子给剪了,用妹妹给我的半把梳子,拢了拢头,把梳子往怀里一揣,就朝黑马走去。也不知是马高还是心乱,我怎么也跨不上马。
按当地的风俗,姑娘出嫁,双脚不能落地,说落地之后会把娘家的财气带走,一般由舅舅或叔叔把姑娘抱上轿,到了婆家再抱下轿。当地称为“卡轿”,一直沿续到至今。那天谈不上“卡轿”,连马都骑不上,近亲的叔叔不来扶,来的政府人员又不好扶,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忍着最大的性子忍着,把马牵到矮墙边,踩着墙,跨上了马,我放开缰绳,三匹马一起向前跑去。一路上,我的心象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我兴奋,终于做了自己的主人;我害怕,嫁给的男人究竟好不好?性格如何。我今后的路是怎么回事,心里一点儿没底。我就这么昏昏沌沌地想着,走着。不一会儿三十里路的双会圩----县政府所在地到了,政府大院早就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天山渠,说的笑的欢乐四起。政府人员的家属,邻居们都来了。他们用放枪为喜庆的爆竹,两声枪响后,我从马上跳下来,被众人簇拥着进了屋。我杜家有个五奶奶,住在双会圩,闻讯也赶来了,借机会她就成了我娘家的代表,她从里到外的照顾我,还学会用“大兄弟|”“同志们”的一个个和大家打招呼,并热心与大家介绍:“秀华从小没爹娘,是个苦命的孩子,大家可别闹过头,要照顾照顾。”
院子摆了十桌的宴席,听说几个区长,书记都来了。七十多岁的婆婆也由侄子带着也来迎媳妇,这时我的心里热浪涌动,预感到今后有希望,有指靠了,激动得我怎么也咽不下饭,还硬是婆婆过来陪着我,吃了几口。下午,杜世喜家长请我回门,第二天一早,我就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天山渠。有老家长的面子,几家近门的亲戚都抢着请我们吃饭,我们在天山渠住了两天。接着,我们又回到苗家坪,到舅舅家时,舅舅躲出门避而不见,外婆虽然手腿不停地忙着,招待我们,可背着儒彪,就叨叨絮絮地骂上了:“你可自由了,也不嫌丢人显眼。”“看你找的这男人,又老又黑。”“当兵的有啥好的,也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看他花牙子(土语指:额头)这么高,要克老婆的”等等。这她的话我全然不放在心上。几天的接触,我已经看到丈夫的脾气好、心底善、人缘好。我也完全理解外婆舅舅的想法,现在一时讲不清,等事实来说话吧。
苗家坪住了两天,我们回到了县政府,开始新的生活,吃饭是到县政府食堂里打,空余的时间我就和县秘书学写字,那时原准备过两天和高区长的媳妇,一起到子洲定小去读书。就在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内战爆发了,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胡宗南进犯陕北已迫在眉睫,在我和儒彪结婚的第九天头上,他就接到调令到绥德军分区独立营任营长,部队要开赴前线,县里也紧急疏散家属,三月九日县政府派了一民夫,牵了一匹毛驴,把我送到丈夫家----黄家沟。到黄家沟有一百多里路,民夫牵着毛驴,我们一路疾行,淌过小河里川,只剩下辊十里路了,我们歇过脚后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就听到有人在喊:“哪里的家属?”我知道,这时的乡亲们都看的出,象我们这样的装束,驴上坐个剪短发的妇女,多数是公家在疏散家属。我抬头一看,是一个娃娃,站在山腰,在大声的喊。民夫高声回答了一句:“是子洲的,到黄家沟去。”结果,娃娃一转身,跑了。又一会儿,这娃娃带着个老太太迎面走来,老太太一面招呼一面走到跟前,对着民夫说:“你可以牵驴回去了,送到这,就算你送到了。”还拍着手说:“啊呀,我一听是黄家沟的家属,我就知道是我们黄五的婆姨回来了,这不,我不是乐不颠颠的赶来。”听了老太太的话,我赶紧下了驴,我知道这是我婆婆的娘家,虽然离黄家沟已经不远了,但天色也很晚了,我被老太太留下,在她家吃了晚饭,拉了会家常,就歇息睡下了。
(未完待续)

作者:黄天宁   回复:0   发表时间:2016-06-06 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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