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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母亲的回忆(三)

那天半夜里,突然门口的狗叫起来,整个山庄的狗也都叫起来,我一骨溜爬起来,向窗外看,想敌人不会来的这么快吧,接着就听到撞院门声,老太太边问“谁哪?”边拖着鞋去开门,先是院子里特别重的咚咚咚脚步声,接着门就被推开了,进来二个人,一高个,一小个。我细发一看,是儒彪和杜三娃。我惊喜地迎上去忙问:“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你不欢迎?”儒彪打趣地说。他还说:“是趁空隙,部队同意回来安置家属的。”
窑洞的煤油灯亮了,水也烧开了,不知啥时候,得到消息的左邻右舍也都来了。屋子里挤满了人,,儒彪盘脚坐在炕桌旁,大爷、大叔有炕上坐的;有地上蹲的,旱烟袋被抽得“吧嗒,吧嗒”的直响。一位年数最大的大爷最先开口说话:“你们搞些啥,蒋介石龟孙子一来你们就跑啦,怎么要把延安留给国民党了,让他们祸害老百姓?你们丢下老百姓还管不管了?”“是呀你们把延安让给敌人,咱老百姓可要苦了。”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开了,有的大爷干脆气急地说:“我们老百姓用小米饭喂养你们,国民党一来,你们就跑,你们对的起咱陕北的乡亲们吗?”。我站在一旁听着,觉得乡亲说的也有理,心想敌人来了就应该去打,现在倒好,又是撤退,又是疏散,也真够窝囊的。这时儒彪开口了,他高声对家乡父老们说:“大伙别急,你们听我慢慢说,常言说一把筷子折不断,一根一根就好掰了,毛主席告诉我们敌人这次来,他们很强大,咱们打不过他,可他们要进大山后,就不由他不分成一股股的,咱们呢正好一股一股把他们吃掉,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接着儒彪和大家讲了形势,要大伙放心,说:毛主席在延安,党中央在延安,我们的中央红军也在延安。毛主席说了,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咱红军一定会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就这样,他一直跟大伙讲到天亮。最后,乡亲们临走时不断和儒彪说:“黄五,你上战场,可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那些狗日的,要打得狠。”儒彪也一个个关照,警惕着点,把粮食藏好,把东西转移了,不要被敌人拿去,敌人来了大伙就往山里跑……。

天全亮了,我、儒彪、三娃也起身赶路了,在路上,儒彪对我说:回去后,你要辛苦了,样样事情要自己动手,柴要自己去拣,水要自己挑,还要照顾好妈妈……我嘴是应承着,心里在想,这用说,我又不是骄惯大的,在苗家坪,我还不样样都干?
从大路走进小沟,沟是越走越窄,最后没路了,我们就顺着雨水从山顶冲刷下来形成的泥槽往山上爬,上了一座山峁子,见到半山腰孤零零的有眼窑走进看,于其说是孔窑,不如说是个山洞,窑前有门没有窗,只是在一边开了个口子,四面用几根木棍支撑着,大概就算是窗吧,我跟着走了进去,里面黑古咙咚的,好一会几我才算看清家里的摆设:一张土炕占居了整个土窑的一半地方,,这是一张名符其实的土炕,没一块石板石条,没用一块砖,完全是就着山,挖出个半米高长方形的土墩,就叫是炕了,另外窑的一角放着些坛坛罐罐,这就是黄儒彪的家了。
不管怎么说,算是到家了。放下了包袱,见过婆婆,坐上炕和婆婆聊了些家常就早早歇息了,刚睡得迷迷糊糊,又有人报讯说国民党进山了,并说离家只有十几里路了,于是一家人又赶紧连夜躲进山里,钻进了山洞。好半夜一直没动静才爬出山洞回到家,没多时天亮了,儒彪和三娃要回部队去了,那时儒彪是在陕北警备司令部新成立的五团,任三营营长,说是要儒彪那个营去榆林阻击进犯的国民党,保卫延安。这是我到黄家沟住过的第一夜。
我就在黄家沟住下了,当时的日子虽然很难,我倒是不怕。吃的是政府给的军人家属的代耕粮,当时的标准是给大人的小米,一年一石;孩子可拿八斗。烧的有政府补贴的炭,只要自己拿个橛头上山去拢些毛草、树枝引火即可。儒彪的窑口种着一棵大榆树,听婆婆说是儒彪小时种的,原来是二棵的,因老伴过世砍了一棵,儒彪回来把树的枝枝叉叉全劈成柴,堆了两堆,烧是不成问题的了。最难的是吃水,挑水要翻过山峁子,走出沟,再走出几里要到小河里去打。当地打水就和现在电影里的《黄土地》镜头一样,毛驴身上安个架子,两头驮着两个大水桶,来到河边,用罐子先一罐子一罐子舀到木桶,再用毛驴驮回来,很远听到水撞击木桶“哐铛、哐铛”的响声,就是有打水的回来了。儒彪家没这套用具,全靠我和婆婆用水罐去背,再弄到水缸,所以水对我们来说,真是水贵如油。我们也只能把用水降低到最底限度,每次洗碗其实只是舀些水,用手抹抹就算了。好在儒彪四哥大儿子住的离我们不远,他用毛妒驮水,也时常给满一缸,日子算过的去,为这我还给他做过二双鞋穿。

生活上的一切问题可以克服,最难的是在这大山里,对外界的情况一概不知,仗打得怎么样了?延安情况如何?现在敌人在哪里?儒彪……这些牵肠挂肚事,实在叫人日子不好过,婆婆知道我的心思,也想着法儿让我高兴,有次她从她那对大襟褂子里兜着一兜酸杏回来说:“秀华,我问下沟二婶子要的,就说我们黄五家爱吃,你瞧!”当我笑着嗔怪她,,这样做多让人难为情时,婆婆却说:“那没关系,乡里乡亲的,你想吃什么就言语,我厚着脸去要去。”母爱,早已陌生的母爱又湿润了我的心,一个热浪涌上心头,鼓到嗓子眼的一声“妈妈”想喊却没有喊出来,我多么想喊声妈妈,可这个词太生疏了,我还是喊不出声,竟管我以后曾试着想喊,可终究没能喊出来。我喊婆婆妈妈时还是五四年的一次探亲,才喊了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我们娘俩就这么和和睦睦地过日子。每天晚上,我睡下了,婆婆就盘着腿坐在我的身边,给我讲述黄家的往事。就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在那昏暗的煤油灯下,婆婆那掉完了牙松驰的腮邦子,不住地抖动着,舌头也不时的会探出唇外,那低声讲述:“黄五家的,你睡着了吗?我给你讲……”。也就这时,我才真正了解了我丈夫和他的一家。
黄家的祖籍并不是住在这米脂县西区黄家沟的。(现划为横山县高镇区),而是陕西绥县的黄家边人。黄家以前也是个大属,后来一家人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他们的祖藕北上来到这米脂县荒无人烟的山沟开荒落户的。这一家在这块土地生活、繁衍,这条山沟因此得名黄家沟。这块贫瘠的土地,没有因为有了人烟能兴旺起来,而是不断有人穷得过不下去,卖了土地再背井离乡。到了儒彪的父辈,他有兄弟五人,每人有山坡地两垧半,(每垧三亩),因生活所逼,土地相继典当给了别人。到了儒彪这辈,有一个大姐外,也是兄弟五人。父辈的地早就典当,生活没了来源,所以孩子长大一个,就外出一个,去给地主扛长工。老大是外出走南路开荒去了,连挪了三个地方,后来在一处开好荒,种出了粮食才发现这个地方水质有毒,两个女孩接连死去,老大粮食也顾不及收,带着剩下的三个女儿和老婆卷起铺盖就走。等赶回黄家沟,老大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人世。后来还是大嫂娘家兄弟帮忙把粮食打了回来。老二特别聪明,十二岁给有钱人家放羊时,来到山坡上想想这个世道太不平,“穷人没法闹”就在一棵树上用根绳子结束自已年轻的生命。老三算给三叔为儿子,在安塞县给地主扛活。老四也在外给地主扛活,革命爆发后才回到黄家沟种地。儒彪最小,因和哥哥年龄相差大,他和四哥正好差一轮,都是属兔的,所以哥哥外出了,他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家里虽穷,可儒彪是母亲四十时养的老儿子,父母视为宝贝瘩疙。生下时,为好养活,小名叫“马驹儿”。六岁那一年,(1920年)又遇灾年,马驹儿正和小伙伴一起玩溜冰,孩子的笑声、叫声把树上的雪花都震落了。这时大哥背着柴走过。大哥虽才二十多岁,可生活艰难象阴影笼罩他,他看小弟无忧无虑,皱着眉厉声说到:“马驹儿,今天你可以玩得欢,明年这时候就该狗啃你的骨头嚓嚓响了。”儒彪怔住了,一下他明白了什么,哭着回了家。“妈,妈,我要干活,我要自己养活自己”看着六岁的孩子说这样的话,父母心痛如刀绞。“爸,妈,让我去干活,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你们。”活不是说有就有的,何况哪里有六、七岁孩子干的活?父亲到处去打听,打听得一百里外的赵家寨子有个富户缺个长工,父亲派人去讲条件,允许带个孩子干杂活,白干,吃口饭。第二年老父就领着小儿子出门了,这是儒彪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第一次离家,离开母亲,年仅七岁的儒彪跟着父亲去给地主扛活了。
到了赵家寨子,说干杂活,一点不假。一大早起来,烧饭、扫院子,主人家一家起来了,还要帮着抱孩子。冬天砍柴、拾粪,夏天拔草喂羊。父亲在身边,不能跟着父亲走,大小事主人随时要使唤的。这些都好说,最难受的是晚上。掌灯时分,长工、短工都回来了,主人一家团团围着炕桌吃饭,干农活的都在厨房吃饭。儒彪要蹲在门坎边,随时听主人吩咐,盛碗饭,端碗汤是少不了的,看着主人家孩子亲亲热热围着大人,儒彪心酸得泪在眼眶直转。第二年,儒彪大一岁了,主人说他饭吃得多了,又加了挑水的活。几年后老父感到支撑不下去了,对十一岁的儒彪说:“我老了,你还小,咱们回去吧,我怕把老骨头丢在外乡”就这样父子俩又回到了家乡。
回到了家,还是要吃要穿要活下去呀。第二年,儒彪十二岁,一个人离家到油坊头给地主放羊,一去就是三年。1928年陕北遇到特大灾荒,有钱人是减少雇工,紧缩开支,穷人是勒紧裤带也度不过荒年,1929年春,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眼看家里要断顿了,怎么办?没别的路可走,只有逃荒去。老父和大弟商量决定,他带小女儿,父亲带着儒彪两家四口到山西去,扛活去。
沿途要饭来到了黄河边,由于无钱渡河,父亲在万般无奈下拖着四口给老艄公下了跪,求着能过河讨条活路。过了河来到山西离石县,老兄弟俩都分头找到了活,大家就住下了,儒彪这年十五岁,单独受雇于一个地主。这家人家只有一个女儿,共三口人。儒彪几年放羊,长期和牲口打交道,不爱说话,整天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倒也得到了主人老夫妻的欢喜。日子过得很快,转眼离家逃荒已八个月,秋收完,庄稼收进场了。 言语间地主想招儒彪为婿,年迈不支的老父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决定带儒彪回乡。可平时对儒彪父子还算可以的地主,突然变脸不放他们父子回乡,说是一定要把第二年做完才算一年工钱,父子不接受地主的苛克条件,无奈白干了八个月,老父亲毅然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乡。这时的儒彪已经长大了,他对老父的“诚实雇工”信条产生了怀疑,他说:我们每年月没月的,日没日,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劳动,结果冬天回家连年也过不了,十九岁的儒彪,他决定自己租地种,回到家乡后,到远山里租了些满坡地,他开始一边给地主打短工,一边给自己种地。种了三年。1935年8月家乡闹革命,儒彪听了红军的革命宣传,就这样参加了红军。那时他刚满20岁。……
就这样,婆婆见我爱听,叨叨絮絮给我讲了黄家的许许多多过去,我原总以为天下我是最苦的,没想到还有比我更苦的。
没多久,战事好像平静了,儒彪的队伍开拔到前线作战去了,我又回到了苗家坪。这时回到苗家坪,就不用回到舅舅家了,作为乡长和区妇调解主任又是军属的我,政府专门给了我一眼窑,也亨受到和婆婆同等待遇的代耕粮,一石小米,后来我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黄凤莲,政府也又给增加了八斗米。那时的我,只知全身心地做好我的工作,大量的社会工作,使我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孩子一断奶,我把她扔下给我远房叫冯秀英的姨妈带,当时一则我那姨妈是孤身一人,另则有我的口粮可维持生计。我更是毫无顾计拼命工作,4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入党后,接受党的教育,使我对人生,对处理问题都有了很大的帮助。用我舅母的话说:“共产党真有本事,能把秀华都变成另外一个人,把一个疯子变都得人分理直。”我听了也不怪她,我知道过去的脾气是够怕人的了。别的不说,一想起我曾因弟弟妹妹受了欺,拿起大棒子满街追着打人的情景,连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
全国解放后的第二年,就是50年的三月,大西北还是冰天雪地的,儒彪来了封信,说是部队的文件规定:十年军龄、八年党龄、职务在正营级军队干部以上的军人家属可以随军。并说他们团已正式派专员(一团部干事,一团长警卫员)专程接我和孩子到部队,要求做好离乡随军的准备工作,同来的还有二营长的老婆等三人。接到此信,我高兴极了,过去总是说解放全中国,可说真的我们中国到底是个啥样,心里是一点谱也没有。我马上把情况向区、乡通报了。区长乡长都很高兴,还各自批代耕粮一石,帮着我给卖了,换成钱做路费,让我带着。可不知怎的,人没等来,却又收到这位团干事的来信:说是路途不便,要我自行到甘陕的交界处,地属甘肃的宋家川汇合,还说:到部队路途遥远,行李不可超过20斤,旅途费用要准备若干等。那时虽然区里同意派个毛驴和雇工送我,但雇工的职责送到就完事,万一路上有个情况怎么办?这可把我急坏了。说也巧,这事让我们区里的一位科长知道了,他的家就在宋家川,想回家去看看,想让我帮给区里请个假,没想到我对这么区长一说,他满口就答应了,就这样,我用背包把才不到二岁的女儿往背上一包,带了些一切从简的行李,坐上毛驴就上了路。
没想到这一走,到现在还没搞清什么原因,我整整走了近一个月才到部队。譬如,一开始就不顺,我按约定时间出发,第三天就到了宋家川,可来接的人还没到,我们苦等了四天,可急坏了送我的那位科长,他正准备再雇毛驴重新送我回家时,这位团干事才带了一帮子人来到了宋家川。当中有三十团团长的老婆,那模样我还记得,又黑又老,够难看的了,算是我的老乡吧;有信中所说的二位营长的老婆,还有28团团长的老婆,搞不懂的是团长警卫员把他未婚的妻子也带来了,主要接我们到部队的那个团部干事,也把自己的老婆及二个女儿带来了等等,好一大帮人。听那干事的话音意思,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团长老婆的,我们只是捎带的,象是不应该对晚到一些时候有意见。其实大家谁也没说什么,还是按他的规定,按他在信中索要的旅途费用,交给了他,没说别的就又上了路。可到现在我都没搞清他为什么,一路上也不给雇个车,让我们到了甘肃又绕回陕西,就这样白天走,晚上找个地住,走了十多天,到了西安他在自己的亲戚家给我们找个住处,自个带着老婆去玩了二天。第一次到城市,也没敢出去,还闹了不少笑话。譬如,这位团干事按排好我们住下后,自己走了,晚上,我们要睡觉,几个女同志轮流站在凳子上,想吹灭亮着的电灯,后来发现这灯有个玻璃罩,是怎么也吹不灭的。第二天那亲戚说我们:为什么点了一晚上的灯?我还挺自信地说,吹过了,这灯有个玻璃罩,吹不灭。来人“哼”了一声,说:“什么吹不灭”。他拉了一下墙边垂着的一根线,灯灭了,我才似乎知道做错了什么。还有到了宝鸡,我们遇到了四军十一师送枪炮弹药的骡子队归队有段同路,当时战士一人管两匹骡子,这位团干事借了几匹马,给自己老婆孩子,警卫员的未婚妻及团长老婆骑,我们就都骑骡子走,想想那时真苦啊,那高山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剌骨,我背着个孩子,还要紧紧拉住那不听使唤的骡子,看着家属中有摔断胳膊腿的,心里真有些寒,不过也有从没感受到的东西,一次我们的骡马队到了山顶天已经很晚了,就有部队营地驻扎在那,部队招待得可好了,给我们吃白菜炒肉片,大葱烧肉,大米饭,都我是从未见过的。我想到马上快到自己的部队了,又觉得一切苦都是值得的。后来我们还遇到四军的车队,坐过一天多的汽车。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怪玩意,刚坐上时,车子越开越快,那时感觉不是车子在动,却尽是一棵棵的大树象是被伐倒似的,一排排的朝后倒下,真觉得惊奇。新鲜的事把苦也忘了。
到了甘肃陇西团部,团部一方面要听接我们这位干事汇报经过,一方面表示对家属的慰问。当他说到:由于米脂有土匪,所以没去接,是让家属自己到指定地点报到时,我极快地反映,马上插话:“我们米脂的老根据地,那来土匪?全国解放了,土匪现在还有,要解放军干什么?部队即然来接军属,还要自己带钱,这规定合理吗?”团长马上问:怎么回事?我就马上把干事给的信交给他,团长看了看没响。后来很快儒彪的三营一位通讯员骑着马把我接去了,三营驻地离团部有一山之隔,十几里地。几天后,儒彪对我说:上级派人要核实那天你对团长说的话,凡是有的,你实说,你不要抹掉,没有的,你千万别给人造,部队军纪很严。我说,这是啥话,我什么时候还有给人家造过事。事后在家属队看到那团部干事老婆和警卫员的未婚妻在痛哭,才知他们违反军纪还有经济问题,指令让妻子马上回家,并不准送,过后还解除他们的军藉。不过这事是否与我反映的事有关,没人和我说过。
一路上的艰辛,大人咬咬牙是挺过了,小孩子可这苦了。到了部队凤莲就开始发高烧,还出麻疹,怎么治也不见好,整天连咳嗽都没力了,那时真以为她活不下去,快不行了,我的心像刀绞的一样痛。正巧开完会的团长,算是老乡吧,顺便探望说起:“自已是个当兵的什么财产也没有,孩子就是唯一的希望,并说自己孩子也生病,是坚持让军医用连霉素针剂,连续打了几天才给治好的”。我就狠狠地挖苦说:“我们在家是有钱的,有房子有地?!”团长好是一楞,没说别的。第二天就指派团部医生每天来给凤莲打针,一连打了好多天的针剂,凤莲的病才好转。我也说不准,我那时的做法对不对,但还挺有效果的。那场大病,凤莲命是保下了,性格却变了许多许多。再敢不爱多说话了。
部队家属生活实际是非常紧张的,生活是供给制,每天的生产任务指标非常繁重。我们所在的是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是生活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军。军部把家属组织起来,根据能力分成好几个队。完全军事化。一大早,哨子一响,大家得赶紧爬起来,先到河里打水,洗呀弄啊。那些有钱的闺女嫁给军队的首长,因在家从没干过活,都集中在保姆队,一大早她们把孩子接到保姆队,由保姆集中看管,晚上再由她们送回来。其他的家属按特长,如纺纱,织布,做军需、被、鞋、衣裤、伙食等。那时的思想特别纯洁,也搞劳动竞賽评过奖,可从也没说过钱,那时我们也分一等奖、二等奖之类的,拼死拼活就为月底,部队说上一句被评上一、二等奖的,那就兴奋地不得了。军需原料不够,全是自己掏钱。钱就是部队给孩子的奶费,孩子不分年令大小,一律是每个孩子三元,那时也没处用,只要生产需要全都贴进去了。那时有子女的多贴没子女的不贴,我们快乐地把有一个孩子的叫“贫农”,有二个孩子的叫“富农” ,有三个孩子的叫“地主”。有多少钱谁都知道,用在公家上,大家都一样,心里特别高兴。我们家属吃饭自己到食堂去打,衣服公家发了,冬天一套蓝棉衣棉裤,夏天二套单衣裳,孩子是不管大小,一个孩子一年一丈二尺布,自己给孩子做,没人在钱上计较什么。
50年年底,西北野战军在全军抽调一批军官集中学习。儒彪也去了,地址是甘肃天水西野七军的高级步兵学校,他安排通信员来接我,结果和军部商量未同意,主要意见是说,出去学习,不是调动不必带家属。后来儒彪从四军出发,十师师部叫他出去学习用不着带马。这样儒彪就步行一千多公里,到了七军步校。大概四军比较穷,认为人出去了,还把原来规定有的烤火费都停发,一个多月的步行费用自理,儒彪对四军十师做法很有意见,曾提过意见,不过过后就算了。
第二年,我肚里还怀着宁川时,七军派警卫员用车来接我了。到了七军高级步校。七军情况和四军就在不相同了。那是儒彪已经提团级,亨受团级待遇了。不仅物质条件远胜过四军,连政治待遇都分得清清楚楚。就拿我们家属队来说,四军把凡是军官家属,不管原是否参加工作,一律按家属待遇,发蓝衣服,全编入大队干活。七军就非常清楚,我原在地方政府就是工作人员,还是党员,就编入一大队,发军装,一切按军队战士待遇,我那个队的指导员,虽是军首长的妻子,原也在军队工作,她仍按指导员待遇。二大队就是按没参加工作的,仍按家属标准,发的是蓝制服;三大队纯家属,那绝大多数是起义军官的太太,她们从没干过活,仍穿自己的衣服,工作标准没特殊的要求。物质条件在七军凡是家属每人就发三、四个热水瓶,那可是新鲜玩意儿,在四军时就不行了,我和师长老婆往一个屋,只有她才有一个,当然罗,四军军官大都是西北穷地方出来的,而七军军官大都是南方有文化人,他们管理确实比四军细。难怪常听我们七军的一些下级军官说怪话:我们四军是吃粗粮小米打硬仗,七军吃大米鱼肉坐天下,一个毛主席领导咋不一个样。怪话管怪话,可谁也没当真的提意见。那是我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黄宁川(在银川生的,原用地名,叫黄银川,后地方走的多了,银川容易被误解想要钱的意思,改为宁川)52年7月儒彪学习结束,回到四军,那时他已被任职团参谋长,听说先到西安修建机场,我和孩子被按排到宁夏银川原65军的驻地军属队。到发冬装时,部队要我领军装,我说不领了,看来年底我就要生下老三了,白天工作回来后还得关心孩子。参谋长又长期在外,我也实在受不了。当时部队关心说:到图书馆管理书,保留关系不是很好吗?我推辞了。年底我生下了天宁。部队里的家属们都说:“难怪秀华要放弃工作,她知道自己要生儿子啦。”其实我知道大家为我高兴,部队就是这样,生了儿子就是天大的喜事,远胜过打了一场大胜仗。这也更坚定我一定要带好孩子的信心。随后我又随着儒彪转到了西安。一天,儒彪回家,抱起儿子,就是不愿放下,喊他吃饭都听不见,我感觉到发生什么事了,连忙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十分深沉地说:“这下我抱不成我的儿子了。”我觉话中不吉,说:“你又瞎说什么,好好的又怎么啦,尽说不该说的。”我一把抢过孩子,催他吃饭。结果他告诉我,部队马上按排要他到东北哈尔滨汽车制造厂,学习企业管理。说学习要二年,那时天宁都会走了,还要我抱么?还说现在打仗那套没用了,不学管理就没饭吃。我看的出,这是儒彪他第一次不愿离开家,不舍得放下他的儿子。但国家需要就是他的需要,他毅然离开了家,踏上东北学习新的征程。
54年,我得知西北野战军有好几个军都集体转业了,组建成建设工程局,七军也集体转业了。当时的师长直接任局长,儒彪拿到400元的转业费,并被任命兰洲工程局企业处的处长。这时我已有了第四个孩子。我和孩子只得再次搬家,转为企业的部队,当时还是部队的管理模式。看我一人带孩子走不了,专门派了个女护士,由她抱着老三,我抱着老四,来到了兰洲建设工程局的家属大院,当时儒彪不在,我一人带着四个孩子过。儒彪学习回来后,看着我带孩子的艰辛,常内疚的说:“孩子长大了,要孩子们好好孝敬你吧。”我说:“你这又是什么话,什么孝不孝的。”儒彪说:“没法子,对家对孩子我都没尽力,我把一切交给国家了。要孩子别忘了你就行了。”后来,生老五、老六时,他更是一切都不顾了,更是说走就走。后又在天津大学干部学校学习了三年。59后由建材部调动到上海耀华玻璃厂,担任副厂长。他是到了上海后再到兰洲接我们到的上海。原想总可以安定几年了吧,谁知儒彪又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到广西、四川罗江勘察厂址,建新厂。在文革的冲击下,患食道癌,在病患中,丢下他的六个孩子,离开了我。终年五十四岁。
我就是这样,咬着牙,总算把你们拉扯成人,我很知足。

作者:黄天宁   回复:0   发表时间:2016-06-06 15: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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