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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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2-12

　 春节过后，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黄铁骥老师通电话，他谈到去年回哈尔滨时曾六次采访黑龙江大学的刁绍华教授。我急忙将刁老师病重的消息告诉他。不想，他告诉我，刁老师已经于春节的前一天去世了。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我不知道人们是否知道，这位无人能够替代的学者离去之后，哈尔滨这座城市将面临多么巨大的缺憾。

　 认识刁绍华老师，是在三年前，“城与人”专刊创刊不久之后。我要去黑大采访美籍哈尔滨犹太人彼得·伯尔顿，事先了解到刁绍华老师受朋友之托为他做翻译。在与伯尔顿通电话时，向他打听刁绍华教授是否已到。就这样，我和刁老师的第一次通话是在电话里，并且是先由一位哈尔滨犹太人接的电话。我还记得那天是彼得·伯尔顿的生日，因此采访是在很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而刁老师为我这个初次见面的人认真准确并且不厌其烦地翻译着一次次提问与回答，这让我十分过意不去。

　 第二次见面，是去采访法国巴黎屠格涅夫图书馆理事会主席萨宾娜·波亚时，与刁老师巧遇。他与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李述笑老师、省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主任王晶不约而同地来到萨宾娜的住处与她交流。刁绍华老师送给她一厚叠有关哈尔滨俄侨文学活动的资料，萨宾娜十分感动。

　 以后，我了解到刁老师是研究哈尔滨俄侨文学史的专家，也是非常出色的翻译家。每当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与哈尔滨俄侨文学史有关的问题，便经常求教于刁老师。我的问题都得到认真而严谨的回答，并且还常常有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1999年夏天，李述笑老师带我去采访海参崴《边界》文学丛刊的主编科列索夫，在谈话中了解到刁绍华老师是这本刊物的编委，并且给过科列索夫很多帮助。当我打电话了解这一情况时，刁老师的回答使我初次了解哈尔滨俄侨文学的重要位置。不仅对巴依科夫、“丘拉耶夫卡”等都有进一步的了解，还知道在《边界》上发表处女作的俄侨诗人彼列列申旅居巴西后，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有一次，他听说我去了海参崴，便对我说，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契诃夫纪念馆要收藏他与姜长斌合译的《萨哈林旅行记》，他怕在邮寄过程中丢失。如果我知道有什么可靠的人去海参崴，请他带给科列索夫，科列索夫已答应帮他转交。但到现在我也未能完成这一嘱托。

　 没想到，不久之后，在一次电话中，刁老师竟告诉我他得了肝癌，将去上海治疗。但他的语气十分平静，仿佛是说到平常去外地讲学。他提到研究俄侨文学时整理的《哈尔滨俄侨报刊简史》已有三万多字打印稿及光盘，我知道这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主动提出帮他联系出版。临走前，他委托他的外甥女小月带给我。但是，我找熟人得到的答复却是字数太少，又肯定赔钱，无法出版。一个学者的嘱托使我感到手中这份稿件的重量，我决定在“城与人”专刊上连载。连载后受到海内外研究哈尔滨俄侨史、报刊史的专家学者的重视。

　 在上海的两次治疗效果很好。再去他家看望他，他的气色和精神状态都不错，正准备迁入新居。他告诉我，等身体恢复以后，他要把与哈尔滨俄侨文学有关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团体、文学活动等整理成适合报纸需要的小文章，交给我发表。并且，把他与赵静男老师合译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送给我。而此时，赵老师正在厨房收拾几只鸭子。她说，鸭肉对治疗癌症是有帮助的。

　 刁老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发表的论文有80余篇，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译著每年都有好几册出版。刁老师在学术上是无私的，时时表现一个学者的风范。还记得有一次带研究哈尔滨俄侨史的澳大利亚籍俄侨尼古拉·扎伊卡去看望他，扎伊卡对他十分尊重，甚至是毕恭毕敬，一口一个“Professor”，因为他早就知道刁绍华教授的名字。而刁老师则把一份珍贵的资料借给扎伊卡使用。并且用俄语对扎伊卡说：“哈尔滨俄侨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随着原哈尔滨俄侨散居世界各地，把中国文化也带到世界各地。哈尔滨俄侨史是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史，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扎伊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竟夺眶而出。

　 刁老师是有原则有气节的学者。去年九月，有三个研究哈尔滨俄侨文学的日本学者来哈进行学术交流。听说刁老师也要到会，我特意赶到会场。不想没见到刁老师，而那三个学者中有一个宣读了关于巴依科夫的论文，是那种资料占有十分丰富，但无任何新意也谈不上什么观点的典型的日本人写的论文。在会场上就很想问为什么日本学者对巴依科夫这样感兴趣，但没有机会。回到家里给刁老师打电话，两个疑问原来是同一个原因。刁老师说，他听说了他们的论文题目，就不想来参加。日伪统治时期，刁老师在吉林老家饱尝亡国奴之苦，痛恨日本侵略者。而巴依科夫在日伪时期曾去过东京，发表过拥护“大东亚共荣圈”的言论，伪满洲国的课本还收入了巴依科夫的文章，所以日本人研究他的目的并不单纯是学术上的。在日伪时期，哈尔滨白俄中有一些人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奴才和工具，这是哈尔滨俄侨史中不光彩的一页。记得当时我还请刁老师把这一段写出来，他仍然答应我，在身体好一些时一定写。

　 不想，一个多月之后，小月告诉我的是刁老师病情恶化的坏消息。那时，他已去外地治病。待他回来后，听说他把死亡看得很淡，拒绝吃药治疗。我去看他时，又在华清池里的华玉鲜花店买了一篮鲜花。不想，在出租车上遇到的第一个颠簸，一篮鲜花就散架了。心里的预感已是十分不祥，只得再找一个鲜花店把花打成花束。

　 刁老师躺在床上，他很平静地接过我送他的平安符，挂在床头。然后，他让赵老师把他刚刚出版的一部书送给我，这是他翻译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沃隆斯基的随笔集《在山口》，是东方出版社的“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中的一部。他说，“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本书了，还有没出的，等以后让赵老师给你。”我请他一定要给我在书上签名，他坐起来，一笔一笔认真地写着。我劝他：“刁老师，你要有生的意志，你要治病。没有你，哈尔滨俄侨文学怎么办？赵老师怎么办？”赵老师的头发都白了，她眼里的悲伤令人心碎。

　 刁老师又向我嘱托了几件事，都是与我的工作有关的。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依然在想着如何去帮助别人。依然在关注着哈尔滨的城市文化事业。而且，他那一如既往的平静使我震动。

　 后来，小月告诉我，刁老师同意住院了，大夫说他还能延续两个月。但一个月后，他就已辞世了。听说，他已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有关哈尔滨俄侨文学的40多万字资料（已制成光盘）托付给黑大的李锡胤老师。然而，刁老师托付我的两件事我却一件也没办到。我实在是一个很笨的人。我实在是愧对刁老师的无私帮助。

　 2000年1月11日，我为刁老师写的专访《一个人和他生命中的20年》发表了，在那里记录了一个学者的两个20年。前20年被各种政治运动搅得支离破碎，后20年却是在争分夺秒地做学问，并且硕果累累。如今再读这篇文章，仍然有一种巨大的悲剧感。刁老师已经走了，他放下了许多未竟的事业，那本该再有一个20年才能完成。人们说，他的病是累出来的，他不信，但我相信。我非常理解一个学者为补上前20年的损失要付出多少代价，而即使他的生命就在这后20年耗尽，他也是在所不惜。所以，他才有巨大的勇气面对死亡。事实上，他申请的俄侨文学研究立项后，省里只批了两千元经费，连收集资料所需的复印费都不够。他去北京上海查资料，都是住在亲友家。而自他退休之后，就没有科研经费了。但他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省博物馆，在寒冷的天棚上整理俄文报刊达半年之久。共整理了三四千种，并做了四五千张卡片，全部存入微机中。

　 但是，我想那些真正理解刁绍华老师的价值的人们是非常惋惜的。扎伊卡再次来哈尔滨时，带来了一本加拿大出版的学术刊物，上面刊登了刁老师用俄文写作的论文。他还没有给他看。扎伊卡非常难过地说：“刁老师是哈尔滨第一，他没有了，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史没有人能研究。我们的人（海外俄侨）也不行。”

　 当我这篇文章完稿时，小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刁老师临终前的嘱托已有回音。李锡胤老师已向黑大校领导汇报此事，并引起校领导高度重视。已决定由黑大出资将这部珍贵的资料出版成书。

　 刁老师坦然地走了。哈尔滨的冬天仍然很冷，但我想他应该不再遗憾。

（黑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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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17.95.22.*   回复：0   发表时间：2009-07-06 16:3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