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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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楼] 10—13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

10—13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读葛金芳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刁培俊）
中国经济通史, 葛金芳, 刁培俊, 脉动, 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4-0111-114
[收稿日期]2007-08-21

近二十余年来，学术界关于辽宋夏金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无论选题内容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有了长足的进展。200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赵德馨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以后简称葛著)，乃湖北大学葛金芳先生奉献给学界的又一部别具_格的有关著作。该书以总22章、64万字的篇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10—13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拜读受惠之余，窃以为葛著在诸多方面加深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运行动态的认识。

一

宏观着眼，整体把握，经济学新理论的引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是葛著的一大特色。葛著将10—13世纪的中国经济作为研究领域，它不仅考察了辽宋夏金诸朝的经济历史，而且也将这一时期中国疆域内的周边国家如吐蕃、大理、西辽、喀喇汗国等纳诸研究范围，并用了一定的笔墨研析了不同王朝之间经济发展的互动，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变革史的内容，亦充分反映出作者卓而不群的识见。此前的有关论著大多是就宋而论宋，并没有将10—13世纪(也即辽宋夏金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宏观考察的整体，进行探研。而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王国的经济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只有这样加以整体的把握，方能显现出三个多世纪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状况，以便全面而深入地分析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联系和碰撞。这确实是以往同类论著中所少见的。而葛著在具体考察中，举凡此一时期的经济运动的时代特征、政治形势和行政区划、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资源的布局、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区域经济特色等等，无不视为探讨的对象，而对每一个方面的描述则无不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从整体上进行探讨，并且言简意赅，用比较简练的笔墨凸现出这些问题的主要历史面貌，从中更显出葛著宏观着眼、整体把握的突出特点。
与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葛著在稔熟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引入了当今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并以之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状况进行研究，成为葛著的又一特点。诸如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其布局、农业生产率、国家的经济干预、经济运动与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的研究，均可体现得出。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将视角放在“经济运动”这个着眼点上，并非简单考察僵化的经济史料，一一罗列那些业已逝去的历史经济现象，而是极力突出随时间的移转和社会的发展，整体经济是如何运行和互动的，从而使得那些消逝在历史尘雾深处的经济发展和变动鲜活了起来。这在其它同类著作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二

在辽宋夏金历史时期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葛著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学术见解，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这是葛著的精华所在。窃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10—13世纪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研究，可以说，充分显现出作者的新知卓识。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无不受到该时代、该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和影响。在气候变迁方面从亚洲第三寒冷期的到来、草场南移和北部农耕区的收缩、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黄河泛滥，以及周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提出了随着亚洲第三寒冷期的到来，草场南移等因素的出现，是导致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南迁、南侵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在对南北两大经济区的自然资源的比较分析中，则就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黄河泛滥之于中原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以及水利资源的开发、耕地面积扩大对于江南农业经济的推动等，做了较为详尽的独到研究。与此同时，葛著也关注到辽宋夏金四个王朝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在有关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做了难能可贵的艰难探索，再次显现出作者在宏观上整体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变动的学术取向。

第二，葛著对两宋赋役征取和摊丁人亩趋势出现的研究，是全书中极富原创性的重要成就。作者就摊丁入亩趋势的历史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辩证，指出宋代是其曲折发展的“缺环”时期。就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代役税同时又向田亩税归并；部分力役不再单以丁口征调，转而依据税额、物力和户等摊派；兴修水利派役时“计田出丁”向“履亩纳钱”的演进等方面人手，层层递进，既有史料又有分析，将近千年前社会经济领域中所涌现的、摊丁入亩的发展趋势脉络清晰，逻辑严密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作者还以人头税、两税、附加税和差役、兵役残余等诸方面，分析了摊丁人亩趋势的诸种表现，并进而研讨了这一趋势出现的历史环境、社会机制及原因，最后得出了租佃经济取代田制经济是摊丁入亩趋势出现的根本动因的结论。这一研究，发前人之未发，是作者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历史深层内涵所得出的独到见解。
第三，葛著提出了这一历史时段的经济运动受到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的论断。除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外，还提出了因受亚洲第三寒冷期的影响而突出起来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以及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两对重要矛盾，一共有三对主要矛盾。葛著认为，该时段内经济运动的轨迹处处受到上述三对矛盾的影响，该时段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均可自上述三对矛盾中找到答案。其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问题、因气候寒冷而引起游牧民族的南迁问题，是作者提出的颇为独到的见解。在前一问题的论述中，作者主要就土地和租佃领域中国家干预的转折进行了研讨，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最后指出，中唐以前历代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的国家干预是极其频繁而又十分强烈的。而中唐以后特别是入宋后，国家干预已经从土地所有制领域抽身出来，其触角开始伸向契约租佃领域，企图通过干预地租率来调整日趋普遍而又更为主要的主佃关系。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宋后封建国家的调节能力已经逐渐转弱，从而印证了“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在唐宋之际步人其下行阶段的又一表征”的宏观论断。至于气候对于一个民族民俗和品格的影响，近年来颇为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气象学和人类学界所关注。但气候变迁对于社会经济领域的影响程度如何，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传世史料中并不能找到明确的史料详细地加以印证，而作者则多方面、多角度论证了其论点。这可谓葛著中的又一新见。
第四，葛著对历史地理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外学者多瞩目于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遂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葛著则将之与经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表现之一，是将每一个类似的区域划为同一经济专区进行区域经济研究；表现之二，则是作者在其脑海中似乎一直就存有一张明晰的历史地图，并无处不在地显现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此点在描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状况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极为明晰地强调区域特征、强调区域差异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运用到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领域，并且还照顾到每一个边疆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这是研究该时段经济史的同类著作做的比较薄弱的环节。

第五，支持葛著论点的基础——史料，作者亦下了相当的功夫。由其后记可知，作者用在阅读现有研究成果和史料的时间，足有三年之久。传世的各种文献史料，在前人的研究中已多有发掘和应用，运用到著作之中，似不足为奇，但作者还是极为严谨，尊重前人的首抉之功，某则史料为某某学者“最先引用”多处可见。葛著在这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广泛运用了考古发掘史料和新文献(诸如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尤其在辽夏金和边疆王国的经济研究中，最为明显。而作者结合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就某些历史问题古今结合地加以叙述，则可以说是作者补充在历史著作中的现代口述史料，从而构成为葛著的又一特点。这样一来，不但使许多问题得以合乎情理地古今对照，而且也给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以某些有益的启发。史料不但支持了作者的论述，而且澄清了一些学界的疑、异之论。诸如关于宋代粮食生产的分区考察中，作者可靠的史料，说明了宋时谷、米的折合率。
最后，作者在论述中，还注意到了前后时代与周围地区的纵横比较，在做历史长时段研究中(如汉唐宋与近代的农业生产率对比、唐宋前后朝代的相互照应等)，这种研究取向是极其可取的。再者，作者文笔流畅诚为妙手，不赘语，不空言，行文轻松活泼，平实洁净而秀美。另外，葛著中相关图片的植入，亦极为可取，在论述中插人的相关图片，给人以更为直观的印象，加深了对相关知识的汲取。而作者勇于纠个人之误，以便给予读者更为信实的历史知识，也是令人钦佩的。

三

葛著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一一注明，这也是最为可贵的。学术界关于10—13世纪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虽然成果极多，但在此前尚无一部全面溶入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读者从一部专著中既能学到辽宋夏金经济史的基本知识，同时又能了解到最新的、富有代表性的研究动态的专著。似乎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部此类著作。在葛著中，作者在结合自己的研究，描述史实的同时，还不厌其烦地将学界同仁的大量成果汲纳进去的这一做法，既全面提升了葛著的学术品质，亦足为后学效法。不掠人之美，既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亦显现出作者海纳百川、从善如流的宽广的学术胸怀和严谨治学的学术品德。在当今学风浇漓的时代，这一做法，尤需重点提倡。对于初学辽宋夏金时期经济史的青年学生和其他欲了解相关历史的非专业研究者来说，通览葛著，就可以对10—13世纪的经济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和了解，而不必在数以百千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中苦苦翻找查阅了。此外，据此还可获悉此前辽宋夏金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论作的线索。由此，我们不得不感谢作者呈献给学界的这部及时雨式的著作。
虽然，葛著中融入了作者诸如上述的研究心得，然而，作者却极为谦逊地引述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的话：“这部书稿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十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葛著后记说“这也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中国传统学人之谦逊美德，几毕见于兹矣。

四

如果说葛著还有一些可以再做思考和修正的话，那么，在书中屡屡可见的“革命”一词，是用于说明某些经济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的，给人们的印象则是其中发生了有异于前此的“质”的飞跃。而在10—13世纪的中国各个经济发展领域，国内学者的讨论，意见不一，更多学者倾向于并未发生“革命”。①“东亚文明圈”的提法是否妥当，也曾引起了学界的争鸣，借鉴有关论说，似需慎重；个别方面的现有研究，有些成果是相当优秀的，葛著也有未能借鉴者。对于这一时期佛教寺院和道教庙宇的经济状况，用笔还嫌少些，更缺少有关台湾黄敏枝教授等人优秀成果的借鉴②。个别的错字、史料的错引和误笔等等，在此恕不一一胪列。
总之，上述都是大瑕小疵。如果以已故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先生关于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或运用新史料、新方法的“四新”为标准评价葛著，那么，葛著或许无愧为一部成功的经济史著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宋代经济发生“革命”性(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 lution)变革的说法，在欧美等域外学者中曾很流行，如1962年，美国学者Robet Hartwall(郝若贝)在《亚洲问题研究》发表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A．D(《北宋时期中国煤铁工业的革命》，载于 Joumal of Asian Studies，V．21，N．2，杨品泉摘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盛赞宋朝的“煤铁革命”；英国学者Mark Elvin(伊懋可)在其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国历史的模式》，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年)一书中则直接提出宋代农业革命说。还可参阅李伯重教授《“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77—192页，后收入氏著《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不同的说法，请参见梁庚尧先生《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载于台湾《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第261—303页。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在论述宋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使用“革命”一词，他生前也曾明确告诉笔者：他自己是反对使用这一词语的，经济“发展”、“增长”、“繁荣”和经济“革命”，是很严格的两个概念，不可混用。
②宋朝佛教寺院经济在福建、江浙等地相当重要，学界也多有关注，如著名学者全汉昇早有《宋代寺院所经营之工商业》一文发表在《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卷，1934年12月，后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第75—84页)；台湾方豪教授有不少论文涉及，而新竹清华大学黄敏枝教授著有《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大陆游彪教授则有《略论宋代佛教寺院的子院》，《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3期；《论宋代佛教寺院内部的阶级关系》，《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论宋代佛教寺院的土地占有及其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等论文发表，改写后多结集在氏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