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筠寿

含山县动委会、工作团琐记


来源：《含山文史资料（第一辑）》作者：许仁湘


　　1938年4月，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在六安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28个县动委会，含山县动委会是其中之一。不久，含山沦陷，动委会旋即终止。1939年2月，第二次成立含山县动委会，并先后成立两个工作团。当时在县动委会、工作团内起领导骨干作用的是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党员，这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县人民抗日，造就和培养革命干部，确曾起着积极的作用。

　　含山县动委会、工作团建立经过
　　1938年春，抗日烽火燃遍华北、华中，形势十分紧张。4月，安徽省动委会派陕北公学含山籍学生张克林回含山组织动委会。国民党县长邱瑞荃例定兼动委会主任，张克林任动委会指导员兼组织部长，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司绍珍任宣传部长，干发富任敌情部长，国民党税捐稽征处主任赵古愚任总务部长，含城士绅杨慕陶任后勤部长。动委会成立不到3天，日军飞机接连轰炸含城，动委会由含城迁到大干桥北一个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庄。4月26日，含城沧陷，动委会内工作人员逃散。张克林随邱瑞荃带100多名常备队，从清溪、山里宫流亡到巢南石涧埠。这时，国民党陆军师长漆道征也到了石涧埠，在那里任命阜阳人范国瑛为含山县长，并叫张克林随范国瑛到运漕。之后，安徽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凤藻也到了运漕，整顿县常备队，集中自卫队枪支。张克林以动委会指导员的身份，在铜庙、陶厂、运漕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并召开群众大会。5月17日，运漕沦陷。国民党县政府迁到东关，5月底，由东关迁到仙踪。到了仙踪以后，范国瑛要张克林到县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当参谋，实则是不愿意让张克林做动委会工作，企图解散动委会。6月14日，张克林离开仙踪，到和县善后集，与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取得联系，并在挺进队担任工作。第一次组织的含山县动委会历时两个多月终止。

　　含山县动委会第二次建立是在1939年2月。早在1938年9月间，中共皖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在舒城东江镇派延安抗大全椒籍学生共产党员时生，到巢县组织特支。时生到巢县后，在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司令部所在地黄山小殷洼，办起了巢县青年抗日干部训练班。张克林从挺进队调到干训班工作。含山的刁筠寿、杜少安找到干训班，参加学习。同年九十月间，张克林等3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2月，时生派刁筠寿等3人回含山组织区委与动委会。刁筠寿、杜少安先回含山，张克林到立煌（今金寨县）与省动委会联系，按省动委会的文件要求，在国民党含山县政府所在地的仙踪镇大桥头降福庙，挂上动委会牌子，同时成立了动委会下属的含山工作团。9月初，动委会随国民党县政府迁回含城，设在南门范启善新建的空宅内。县动委会主任例定由范国瑛兼任，张克林仍任动委会指导员兼组织部长，刁筠寿任组织部副部长兼青抗秘书，司绍珍仍任宣传部长，杜少安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工作团长，含山国民兵团副团长巢县人王常芝任敌情部长，国民党含山财务委员会主任蒋勉庵任后勤部长，商会会长郑洁如任副部长，赵古愚仍任总务部长。县妇抗负责人是唐传英、王宝莹（王冰）。同时建立了区动委会。陶运区动委会指导员贾森如，清林区动委会指导员方仁安。县动委会各部除正副部长外，每部设干事2至3名，整个动委会约40人组成。动委会发动群众的具体工作，主要是靠工作团来做。

　　含山县长范国瑛对动委会的第二次建立，采取了骑墙立场。含山许多知识青年激于爱国热情，积极投奔工作团。刁筠寿等人向范国瑛要钱，安排工作团员的生活，范国瑛则大动肝火，出言不逊。而当刁筠寿解释这是上面规定，据理力争时，范国瑛又转变了态度，说他还是爱护青年的，不然的话，他就要不客气了。范国瑛不得已批了几十元钱，工作团的伙食办了起来。动委会内虽说设有5部两抗，但大部分是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兼职，他们是挂名图虚，不干实事。最反动的，要算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司绍珍。他蓄意制造摩擦，侦察所谓“异党活动”。这年上半年，张克林翻印了一本民族统一战线小册子，司绍珍把翻译的材料全部收缴到县党部去。张克林义正词严，据理驳斥，司绍珍竟破口大骂。后来许多人出面调停，才算了结。6月间，含山国民党县长换了江苏江阴人邓贡三。邓在含山，前段时间还算比较开明，七八月间，调张克林任国民党含山县第一区区长。已调任和含全县委书记时生，派陕北公学怀宁籍学生共产党员赵卓来含山任动委会指导员。当时县动委会机关十余名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经过动委会各委员推荐的，成份比较复杂，甚至还有打进来专搞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赵卓来动委会后，虽几次下决心清洗，以纯洁组织，但这些人都有后台，进来容易出去难。因为冰炭不同炉的关系，这些人对赵卓在人事安排和机关工作秩序上的要求十分不满，最后导演了一场集体辞职的闹剧，企图把赵卓逼走。这件事当时轰动全县，许多人等着看热闹，但是赵卓争取了县长邓贡三准许他们辞职的批示，从工作团调进一些骨干充实动委会内部，平息了风波。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含山是1939年10月开始的。那时，国民党安徽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本一，到处抓共产党人。12月，李本一参加立煌会议回来，一面屯兵古河，一面召开会议，部署反共事宜。安徽桂系公开反共，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早有估计，1939年11月，中共苏皖省委通知马齐彬，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要做好转移准备。1940年春节期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密电含山监视赵卓行动。2月，新桂系中重要人物李品仙主皖。李品仙来安徽第一步，就是解散动委会和工作团，电令各县把动委会、工作团人员送到立煌受训，实际是要送到集中营里。这一情况，苏皖省委及时地通知了含山党组织。2月22日，在含城、仙踪、运漕等地进行抗日工作的动委会、工作团人员，包括追随革命的青年在内约100人，一夜之间全部撤到南义。3月初，国民党驻皖东军队计划对南义一带进行大清剿，虽说工作团在1939年底与1940年初，搞了近30支枪武装自己，但决不能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抗衡，不得不化整为零，第二次组织的含山动委会、工作团到此终止。

　　动委会、工作团与中共的关系
　　1939年2月组织的含山县动委会、工作团，是在中共秘密党组织领导和影响下的一个统战组织。从它的主要成员可以看得出来：动委会青抗秘书刁筠寿，在这个时期曾先后同时任含山区委书记、含山县委委员和含北县委书记，以动委会干部的合法身份，身穿长大褂，来往于动委会、工作团之间，专做党的工作；动委会前任指导员张克林，一直是含山区（县）委委员。特别是工作团，它是受区委直接领导的，一开始是青年群众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党的工作机构。1939年2月至5月任工作团团长的杜少安，5月至9月任工作团团长的马齐彬，都是党组织派来的。1939年7月，和含全县委派皖东省委干训班含山籍学员江洪涛来含山工作团任党支部书记，朱立群、张文华为支部委员。1939年9月，为了向省动委会多领经费，含山工作团分解为县工作团与省委托二十三工作团两个团。马齐彬、朱立群、杜少安、江洪涛先后都任过含山区（县）委委员。委托团与县工作团虽说是两块牌子，实际在一起办公，在同一党支部活动。1939年底，刁筠寿在运漕开展青抗工作，组织了十几个青年积极分子，准备成立含山县第三工作团。在筹备召开成立大会时，突然接到苏皖省委指示撤退的通知，第三工作团没有建立起来，十几个青年跟随刁筠寿到了和县南义。动委会、工作团在当时起的作用，保证了区（县）委各项工作任务在全县得到落实。

　　工作团第一个任务是发展中共组织。1939年6月，马齐彬任工作团长时，开始建党。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张文华，接着发展了卢达先（蔡传云）、宫汉铎（杨铭）。工作团支部建立后，张健、王训友、汪默之等人相继入党。后来工作团员增加到38人，除个别因情况未弄清而未发展外，工作团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工作团还在含北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由工作团员叶碧任书记。陶厂、清林等地工作团也做了大量的发展党员工作。这样，含山基层党组织就建立起来了，抗日的宣传动员工作做起来就有了保证。

　　工作团的第二项任务是深入基层，组织各抗敌协会。含北的大宣村、仰家洼、陆家硔等地，当时就组织了农抗会。含城、陶厂、运漕等集镇，组织了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陶厂镇青抗会负责人是周野农（后到运漕当镇长），清林区青抗会负责人唐绍文，运漕镇青抗理事长小刁筠寿，妇抗负责人杨新菇，含城工抗负责人赵同钧，妇抗有王宝莹等。当时参加工作团与各抗敌协会的人都很年轻，不怕艰苦，工作热情高，动员群众抗日与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妇抗搞募捐，发动妇女做军鞋，慰劳抗日战士，都搞得轰轰烈烈。青抗工作也很出色，1939年底，运漕镇劣绅刁抱冬，偷偷地装了一船铜板，准备把它运到芜湖卖给日本人。这是资敌卖国行为。船还未起航，青抗会就把它查封了，并把刁抱冬捆了起来交送含山县政府。这事在运漕震动很大。1940年春，工作团在陶厂、南义一带，发动农抗开展借粮斗争，把老百姓交给李府（李鸿章后代）的租谷全部弄出来，借给贫苦农民，斗争取得了胜利。

　　工作团的第三项任务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团的宣传工作首先是加强对工作团内部的教育。工作团团长马齐彬组织工作团团员学习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斯大林选集》等材料，讲解《新党员训练大纲》，教导工作团员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工作团对外宣传多种多样：有唱抗日歌，利用逢集和群众集会，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演抗日戏，常演的有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二号子》、《打夯歌》和延安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有贴标语，工作团员到一个新地方，大家抬着石灰桶，到处写刷抗日标语。有时利用国民党政权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传。1939年四五月间，在昭关召开全县壮丁1万多人大会。10月，借双十节之机，在含城组织数千火炬游行。每次群众大会，工作团员总要上台演讲，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的道理。讲的人慷慨激昂，群众很受感动。

　　工作团在具体工作中，十分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对县长邓贡三前一段的统战工作做得也较好。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当国民党省政府密电含山监视赵卓时，邓贡三并没有完全照办，他拿了10块钱给赵卓，说：“你走吧！”但是，这种合作必须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则就坚决与之斗争。1939年在纪念卢沟桥事变抗战两周年时，《含山导报》社长兼编辑司有典在会上讲话，把日本7千万人说成是7万万人，工作团以司有典散布消极抗日言论的合法名义，进行狠批。当时《含山导报》经常停刊，而且东抄西摘，工作团员经常去质问，讥讽《含山导报》为“含山抄报”。动委会干事陈秋滨，带领青年把挂在国民党县党部门口的导报牌子砸掉。司绍珍为挽回面子，向县长邓贡三告状，要求严惩“不法之徒”，由于工作团做好了邓贡三的统战工作，邓不愿介入斗争，事情不了了之。1939年8月，国民党县政府在含城夫子庙广场召开大会，司绍珍在会上宣扬假抗日言论，赵卓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人民抗日事实，驳得司绍珍理屈词穷。赵卓还利用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查出司绍珍重领经费的贪污事实，使司狼狈不堪。为了把司绍珍搞臭，赵卓送给司绍珍一封公开信，说是“恭祝财安”，实则是痛打落水狗，司绍珍只好暂时忍气吞声。后来省政府要含山监视赵卓行动，便是司绍珍暗中放的一支冷箭。

　　动委会、工作团人员的去向与影响
　　苏皖省委指示含北县委和动委会、工作团转移到南义，这是因为江北游击纵队一大队（原新四军四团一营）在含和边界的陶厂、南义一带已经活动了好几个月，舒无地委在这里建立了含和工委，群众基础较好。1940年3月初，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愈演愈烈，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江北游击纵队一大队在南义大李村扩编为新七团，含和工委改称为新七团民运大队。此时，含山动委会、工作团人员，一部分编入七、九两个连。七连指导员赵卓，九连连长朱立群，指导员刁筠寿。卢达先、张健也到部队工作。连队为新七团建制。一部分人参加民运大队工作，如王训勤、张维、金崇树、成乃明、杨贤、王冰、黄以惠等。含和工委书记徐平任民运大队队长，负责全面工作。一部分人去无为教导队学习，有刁洪、周璧等22人。一部分人到国民党统治区隐蔽做秘密工作，有叶碧、严先、王训友等。还有跟随工作团到南义来的少数青年人，因缺乏锻炼，思想准备不足，在形势紧张、准备打仗的关键时刻动摇回家了。

　　动委会、工作团培养造就了大批优秀干部。如在部队工作的卢达先（蔡传云）、刁洪、黄平等，在行政部门工作的有王训友、张健、张文华、杨铭、赵同钧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含山担任过区委书记11人中的，有7人是工作团员。至于在战争年代献身的英烈，他们的事迹更是永垂史册。朱立群离开工作团后，1941年任新四军四师二旅连长，在定远安子集攻打国民党广西军驻守的大桥时，连续4次冲锋，朱立群每次都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汪默之离开工作团后，在新四军七师五十七团先后任连长、参谋长，是团长马长炎得力助手，在攻打枣庄战斗中牺牲。隐蔽在含北做秘密工作的叶碧，为二师、七师的交通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1942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在工作团入党的褒山军营村人严先，在家以教书隐蔽，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多次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后被国民党发觉逮捕，受尽折磨，表现十分坚强。受工作团影响、常为工作团站岗放哨、原刁筠寿爱人周璧，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毅然放下孩子，投身革命。1940年春，周璧在高邮县黎城区磨脐乡任指导员，6月26日，受敌人暗算被捕壮烈牺牲，她的英勇事迹，后来被编成教材，在党员中广为流传。

　　动委会、工作团，为含山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39年春，含北建立以叶碧为书记的黄山支部，很快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两个支部。1940年春，建立了黄山区委。1939年下半年，工作团赵少安、贺传新在清林地区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为1940年4月建立清林区委做了准备工作。1940年二三月间，工作团在陶厂西山一带，发展了39名党员，建立了支部，由在工作团入党的王训友任支部书记。后来这里成为抗日战争中和含边界一块较好的根据地。

　　动委会、工作团在含山虽只存在一年多时间，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作者：222.184.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09-10-23 08:2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