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邻

缅怀祖父杨德麟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作）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亦是吾叔祖父杨毓麟殉国100周年；祖父杨德麟殉国97周年纪念。作为后人的我，特书此文以表追思。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乘长沙往高桥的班车,在高桥镇下车后,前行大约300米,往右拐进一条刚好只能走一辆汽车的土路,就可看到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一大群白老仙(即白鹭)在树林上空忽高忽低地翩翩起舞。走到路的尽头,才看到一张并不大的大门,嵌在由树林围成的围墙中。跨进大门,是一条小路。小路的右边是几排整齐的树木, 小路的左边是一个很大的水塘，水塘的另一边是菜地; 路的正前方即是住宅，住宅的后面则是一座小山坡，山上是茂密的树林，最粗的三个大男人手拉手都围不拢。这便是当时颇有名望的“甘草坑”杨家。祖父杨德麟，叔祖父杨毓麟、杨殿麟先后在这里诞生。

祖父杨德麟，又称杨德邻；派名杏生，号性恂。1870年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高桥甘草坑。因其父去世甚早，故家境贫寒。时年十岁的德麟正当是入学读书的年龄，可由于无钱交学费只好留在家中与时年八岁的二弟毓麟一起担当了教授幼弟殿麟之重任，且对殿麟“期望甚殷，督责甚严，稍荒课业则垂涕而告曰：何以慰母心耶？”【1】。以至殿麟成人之后发出感叹：“殿麟今日之稍有知识，实两兄之赐也”。吾祖父德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勤学问,不屑屑于举业。”【2】；德麟、毓麟二人十份懂事，见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其母悲痛万份，于是两兄弟加倍努力学习。毓麟自幼聪惠，“年未成童，即已知名。”12岁即为清郡庠生（即秀才）；吾曾祖母对他（德麟）说：“杏生呀杏生，笃生是考取了庠生，你何日才能入阜庠呢？”吾祖父德麟一声不响走进书房，仿效古人悬梁刺股之精神将发辨末稍用绳牵扯吊在屋粱上——磕睡时，头往下一栽即被扯醒，就这样发奋攻书，每晚至夜半，于是继弟而入阜庠，16岁考取清郡庠生。由于兄弟二人努力于学业，使其母于悲痛之中得到极大的安慰。

他自幼研读经史地理古文,尤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且好学深思。1902年毓麟留学日本后常劝其兄德麟东渡留学日本。然此时殿麟病残，家境奇宭，吾叔祖父毓麟忧国忘家，不问生计；全家衣食，赖吾祖父德麟一人支持，故吾祖父无力留学日本。他于同治壬寅年(1902年)冬,受江西余氏之邀请,到其家教馆,带余氏子弟进京游学,兼任瞿鸿机家庭教师。1903年，回长沙，应明德学堂胡元倓先生之聘，在长沙明德、经正等学校任教，“和黄克强同主讲席”【3】向学生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辄以种族思想灌输青年，湘中革命思潮之发达，盖自此始。”。1904年秋，黄兴、刘揆一等发动长沙起义，不慎事泄失败，亡命日本，吾祖父德麟只得回家躲避数月，于1905年夏，作为湖南省派遣的官费留学生留学日本，稍偿夙愿。先入弘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他“研习政法,大量翻译欧美名著,皆借他人名义出版发行。课后调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眼界顿开,思想也因之大变”。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黄兴等力邀他加入同盟会, 因他此时还倾向于改良，故他以“宗旨不合,未允参加”【2】。1906年他加入日知社;同年其二弟毓麟加入同盟会,兄弟二人虽政见有别,但他十分支持其二弟毓麟的革命活动。

1907年2月他与留日友人杨度、陆鸿逵、胡元倓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宪政会，政闻社，宪政工会等组织。其“宗旨在于预备立宪进行之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回国后他积极投入上书请愿活动，要求立宪，并赴东南各省游说,旋回京城创办《中央日报》社，任编辑,代表舆论,指责当局之腐败无能,鼓吹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曾著“法律学小史”、“法律学小史（续）”及“筹蒙芻议”。其中“筹蒙芻议”一书,对边疆蒙古的危机深表关切,提出经营蒙古,保卫蒙古的真知灼见。此书被奉天(即现在的沈阳)的民政使张元奇推崇备至。张在奉天设立全省的地方自治筹备处,盛邀德麟公到奉天主持此事。

祖父杨德麟在奉天三年,创办《自治旬报》，亲往奉天各县考察,痛切指出政府弊窦，宣传地方自治主张。

1908年他加入南社,是著名的南社成员，（南社是著名的文学团体，由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发起，于1909年成立于苏州虎丘的张国维祠，张国维是明末崇祯年间的苏松巡抚，清兵入侵后，他起兵抗击清军，以身殉国，南社以张国维祠作为会场，寓意即是反清，袁世凯称帝后又反袁。）写有很多著作，可惜大多毁于“二次革命”的战火之中。

1909年,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维新图治”,湖南咨议局多次邀请祖父,希望他加入咨议局。1910年祖父回到长沙,对湘省立宪提出很多建议,但当局只是敷衍塞责,没有行动,他便愤而辞湘,仍归奉天。积极组织国会请愿运动。他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等合法斗争,迫使清政府实行民主强国。     

1911年4月，清廷“皇族内阁”组成，暴露“预备立宪”原属骗局，这给他极大的刺激,他陷入徬徨苦闷之中。不久，其弟毓麟（即杨守仁）在英蹈海殉国，他悲痛欲绝，转而力主反清革命，“以继弟志”。

同年八月，武昌起义暴发，他赴石家庄联络日知社同志蓝天蔚、第六镇统标吴禄贞与张绍曾等共图大举，谋断京津、京汉两路，夹击北京，实行“中央革命”。不料，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德麟仅以身免”，行动失败。后与蓝天蔚潜走上海，筹划北伐事宜。南北和议后任南京留守府秘书。由于此时临时政府财政奇绌, 祖父与黄兴发动“国民捐”,以救中央政府燃眉之急;还曾代表黄兴出席“政见商榷会”。     南京留守府撤消后,于民国一年（1912年）九月，由宋教仁派回湖南，担任国民党演说员，复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以国民党总部发言人身份公开演说，宣传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主张。积极支持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合法斗争重新掌握政权,以对抗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其演说稿“国民党演说员杨德麟稿”后由国民党湖南支部出版发行,影响颇大。

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他出任湖南省财政司司长兼民政司司长。在任期间，他“整理度支，不苟取民间一文”，清末湖南水患频发，下游多成泽国。德麟公非常注重修堤工作。春间贷款修筑，秋收取谷储积。游民得以工作，淤土变成膏腴”【2】。使得湖南财政收支相抵后尚有结余，能有钱粮支持中央,支援他省。“各省之拥护中央，救济邻省，未有如湖南者也。”【4】；他深知国家财政奇缺，于是对于公款，他总是苦心筹划，不敢乱用一分钱以使没有浪费。用人则量才授职，不徇情面；亲戚朋友偶尔有求也是严词拒绝，别人以后也就不敢以私事相求了。他反袁态度十分坚决，办事廉洁奉公，深得人心。直到1959年我在长沙三中（现在改名为明德中学）读高中时，一次我在提洗澡水时与一位烧锅炉的老工人聊天时，当他知到我是杨德麟之孙时，不由得深情地说：“杨财政司长是个好人，是个清官！他救了好多人。”在祖父遇害四十多年后，仍有老百姓发自内心地称赞他、怀念他，使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据我二姐回忆，1939年暑假，她由长郡中学回高桥乡下家中时，途中在一饭店吃饭，饭店老板娘问她家住哪里？我二姐告诉她是高桥甘草坑。老板娘马上说：“杨财政司长就是你们家的，他遇害前下乡时也从这里经过，他很体贴贫苦百姓，他每次回乡总是坐一段路的轿子又下来走一段路（当时国内尚无公共汽车，也无马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轿子），生怕累了轿夫。他还喜欢和农民聊天，常询问农民生活情况…。”

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祖父万分愤慨，四处演说，主张非彻底查清“宋案”主谋不可，将矛头直指袁世凯，袁对他恨之入骨。“二次革命”军兴，祖父与潭人风等组织了湖南的讨袁运动，湖南曾一度宣布独立，不失事败。袁世凯派其亲信汤芗铭就任湖南都督。汤上任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此时革命党人都劝吾祖父德麟远走他乡，然吾祖父谓：必先交接清楚，方可离职，来去当明白，不可苟且趋避，且经手财政，丝毫皆有册籍可稽，复何所惧？

他自信无罪，坦然待之，且促汤派人接替，以便交待。然没意识到袁世凯、汤芗铭之流的阴险毒辣，汤于1913年11月9日将坚决反袁的祖父等人逮捕入狱。此间，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曾顺应民意，挽救祖父亲笔写信给湖南都督汤芗铭：告诫汤：“杨德麟乃公众人物于国于民影响甚大，必须公审而绝对不能草率杀戮。”然而做贼心虚的汤芗铭终于还是奉袁世凯的密令而于同年11月迫不及待将祖父枪杀于长沙贡院坪,时年仅43岁矣。此为当时之一奇冤，国人共见，呜呼！我祖父临刑前曾赋诗一首，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壮士气概。

         欲抵黄龙饮一缸，

         头颅万里孰能降？

         德公此去谋何断，

         凄绝招魂易水泷！  

祖父被杀后，革命党人欲将其安葬于长沙嶽麓山，后因汤芗铭扬言要掘坟，于是其三弟殿麟便坚持要将吾祖父遗体抬回乡下，葬于长沙县高桥刘弯冲。当遗体抬到家乡后，发现盖在遗体上的白布及穿在最外边的皮袍都被鲜血湿透，凝结了厚厚的血痂让其母及族人见了伤心不已、悲痛欲绝，其母当场晕倒，醒来后即将都被鲜血湿透的皮袍和仍戴在左手的手表放进祖父喜爱的皮箱内，存放在阁楼上收藏妥当，每年祖父忌日便拿出祭奠并教育其子孙。

次年6月30日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讨伐汤芗铭并布告汤芗铭罪状，其第一条罪状即是汤以查办使莅湘，为乘机敛财，为灭口计，首先诬杀财政司长杨德邻、审计处长易宗羲。。。”

祖父死后国史馆立传崇祀祠湖南烈士祠。历史给他的评价是：“奔走国事，尽心教育,且一生谨慎,耐艰苦,事亲孝,作事则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寡言笑” 【2】。在其弟毓麟为国捐躯后,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抚养其儿女之重任；他“事母孝,事嫂恭, 养毓麟之子女慈。”【2】他一生的著作很多，而由于葵丑之变（即民国二年德麟公遇害）而散失无存，只有遇害10年前存放在甘草坑老家的日记一本，他写的古文数篇及诗词一卷以及家书等还保存完好，可惜亦于土改及文革中被毁。据我叔祖父杨殿麟在他写的“杨性恂先生事略”中回忆，吾祖父德麟公投身革命后“懮心国事，更喜读（圣经之）新、旧约，以耶苏之舍生救世自勉。蒙难时唯老母、病弟及叔兄（即毓麟）之孤子（克恭、克念）为念。”连自己的亲生儿子克勤与克敬都未及顾念。

吾父亲杨克敬10岁起就随母至父亲处。1912年随父母回长沙，入读长沙修业小学。返湘不久，吾祖母即因病去世。据父亲后来回忆，因祖父忙于革命活动，很少有闲顾及他，白天就吃几片饼干度日，很晚才可吃上简单的晚餐。祖父遇害后，父亲即流浪于长沙街头。后经黄海润校长和徐特立老师相救并护送回高桥甘草坑老家躲避半年后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因军阀张敬尧主张复古，学校驻兵，学生被赶出校。父亲只得前往北京杨昌济曾叔祖父（6）家，后经其介绍，参加勤工俭学留法。祖父殉难时，我父亲克敬（其母早年病逝）、伯父克勤、伯父克念（毓麟公之子）、姑母克恭（毓麟公之女）尚年幼，原本清贫的家境在叔祖父及祖父相继殉难后，更是雪上加霜，所幸他们仍能得到曾祖母慈爱，方得以成人。

杨开慧被捕后，伯父杨克念为之四处奔波，设法营救。终因奔走过急患盲肠炎，手术时，因一美国麻醉师给他注射过量麻药，手术后不再苏醒。

为褒奖杨毓麟及杨德麟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及表彰曾祖母杨萧氏教子有方，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褒奖她“乡里衿式”匾额一块,并抚恤金若干，委派政府官员径直送至长沙县高桥甘草坑杨家,交到曾祖母手中。

杨道隆    2011年10月10日写于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