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清初,武举在弓马技勇方面并不一味追求力大弓强,而是尽量追求与实战结合。为此,康熙帝曾多次修改武举马步射的考试方法和录取标准。在武试中分外场、内场之别。外场首先试马上箭,次试步下箭,均发九矢。马上箭射留毡,步下箭射步候。马射以中二矢为合格,步射以中三矢为合格,当时称为合式。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规定马射的距离为三十五步、中三矢为合式,不合式者不得试二场。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为合式。此三项之中能有一、二项为合式,不合格者不得试三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改步射树距离的五十步,中二矢为合式。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武会试内场分南北卷,各中50名。曹曰玮就在这一年连闯几关,夺取了一甲第一名。康熙皇帝一再强调武举应以“外场”为重。康熙三十年时,康熙帝翻阅《武举会试录》:“九月,谕大学士等,朕阅今年武闱试录,江浙人中式者多。山西、河南两省各中一人。如此恐致遗失人才。武进士之文不过熟记成语,抄写旧套而已。论文取中,必致不均。而人才亦多遗漏。必以马步箭俱优,人才出众者为佳耳。”发现武举中式者多是江浙人,而山西、河南两省每省只录取了一人。康熙帝知道:江浙人尚文,文风浓重;而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人物彪悍,风气尚武,文章精通者甚少。江浙人在武进士中占据了多数,足以说明,文章优劣又在录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显然,考官们仍在固守明朝武举的老路。康熙帝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武进士作文章不过是抄写旧套而已,凭文章决定取舍,必然会遗漏真正的武勇之士。 因此,康熙帝传谕,今后武举录取一定要以马步箭俱佳、人才出众者为依据。 康熙三十三年,皇帝“谕大学士等,天下武举会试者,或其人才可用,骑射亦优,而以不合式之故,遗而不录者有之。朕意殊为悯惜。令兵部宣示,有愿效力与再试者具呈候该部请旨,再行考试,遴选交火器营,令其服习事,于会试时,照常考核。既晰知其人,亦便于拔取。有超群者即与录用。如此人才不致遗弃于考试,良有裨益矣。”这样,武科举也有了如同文科举一般的进修再试的机会。另一方面,对武官品级过高又作了限制。“壬子,谕大学士等,武官品级比文官品级甚大。武官行间效力,果有功绩,品级自宜从优。今武官品级太过,宜作何裁定。尔等查议具奏。”从此年后,除参将、游击未改外,其余皆降了半级。 康熙三十三年“冬十月,策试天下武举于太和门前”。次日,皇上“遂幸瀛台紫光阁,阅试中式武举曹曰玮等骑射技勇,阅天下中式武举马步箭”。次日,“初八日早,上御太和殿,传胪第一甲第一名曹曰玮、第二名丁爽、第三名石钧。赐曹曰玮等96人武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曹曰玮得中武状元后,累官至总兵。[1]曹曰玮在武学方面是个极为难得的人才,对中华武术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说到曹曰玮(继武),武学史行家会立即联想到一种拳法:形意拳。
而说到形意拳,不妨赘言几句,说说内家拳。中华拳术源远流长,流派众多,大体上有外、内之分。所谓外,是指外家拳,其特点是“主于搏人,人亦得乘之”,一般以为少林拳为其代表;所谓内,即指内家拳,其特点是“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太极、形意、八卦是它的三大代表。
形意拳还有三个别名:心意拳、行意拳、心意六合拳。形意拳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到壮大,其过程的说法不尽一致,但具最具权威性的史料(如曹继武的《六合拳论》,清戴隆邦的《六合心意拳谱》、民国吴图南的《国术概论》以及靳云亭凌善清的《形意五行图说》等),形意拳的传承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宋代岳飞十二岁时跟陈广学习枪法,数年后,技艺精纯,“一县无敌”。后来为帅时,“脱枪为拳用以教将士,遂自成一道”,是谓形意拳之始。因此,形意拳都尊岳武穆为始祖。
其后历金、元、明三代,此技无名。直到明清易代之际,山西蒲东武师姬际可访师终南山,“得岳武穆拳谱,尽擅其技”,并以此拳谱为理论,把大枪术化为拳法,并融合原来学的心意把,正式创立形意拳。
姬际可收曹继武(曰玮)为徒,尽形意拳精髓传之。当时人不知道这种拳术的精妙,曹曰玮(继武)苦练十二年,“技勇方成”,勇冠天下,名闻四海。曹曰玮公暇,作《六合拳论》。年前,在武汉武学研究领域发现了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武会试中曹曰玮的亲笔试卷。这个具有指定题目、内容很有局限性的短短的答卷,有多处涉及和留下了与心意拳谱直接有关的文字,譬如“有文事,比有武备”、“岳武穆”、“存乎一心”、总归于一心” 、“以一贯之”、“武穆运用之说”、“随机应变,动合时宜”等字句。可见,曹曰玮对形意拳研究之深。
后来山西祁县小韩庄戴隆邦师承曹继武,进一步将形意拳发扬光大。此后,形意拳流派纷呈,高手辈出,择其卓荦著者,有山西戴文龙戴二闾郭维汉,河南马学礼(私淑曹曰玮),河北李洛能(师从戴隆邦)及其八大弟子等。今天,形意拳已成为中华内家拳中和太极拳并列的两大拳种。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山西派,河南派,还是河北派,都直接或间接师承曹曰玮。所以,说曹曰玮是形意拳的第二代传人是名至实归。
曹曰玮不仅搏击技艺高超,并且深谙孙武韬略。中国的军事理论发端既早,成熟且快,军事天才如群星在历史的天空中璀璨,军事理论著作也是名作叠出。早在唐代,朝廷就遴选军事著作若干,编成《武经》,后散佚。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七部兵书,校定、汇编,费时三年,总名为《武经七书》,加以出版。这七部书便是《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和《李卫公问对》。北宋朝廷将其作为武学经典。《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战争、国防、建军、教学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作为清廷一名优秀的高级军事将领,曹曰玮对这七部书自当是日磋月磨,深谙其中三昧。但对于那些注释者的注释,他很不满意,认为那些注释“多挂一漏十,言不尽意”,“又用以标题取士,与八股帖括并行”,这就使得《武经七书》的真义反被淹没,日渐荒芜。于是,他决心重新为这其部书作笺释,“用是不揣谫陋,与白门黎子观五肆力搜讨,因得汇辑前人之说而为此书,分为七卷,抉择必精,贯通务浃,所以推阐隐秘,发挥奇奥者,其用意盖详且密也。惟在世之善读者知别出只眼而开拓心胸,以贮之耳。”这就是曹曰玮、黎子观合著的《武经七书汇解》一书。曹曰玮亲为之作序,落款作“赐武状元及第癸酉科解元联捷,钦依二等侍卫,陕西靖远副将官左都督,秋浦曹曰玮题,时岁次乙酉季秋之吉。”此书于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由三畏堂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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