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年幼失学,14岁进湖北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工,随后又相继当过造币厂的工人、江汉轮船上的水手和码头工、杂役工。1912年,他到汉冶萍煤矿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1922年,他加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汉阳铁厂工会副委员长、汉冶萍公司工会副委员长。1923年2月,他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湖北的严峻形势下,他与在武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项英和林育南取得联系,以轮驳工的身份出面掩护帮助一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转入地下。由于工作颇有成就,向忠发名声大振,在武汉地区的中共党员特别是在码头工人中较有影响。1923年3月,他被推选为中共武汉区委执委会委员。6月,作为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冲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向忠发经常深入工厂、工人家庭,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工运骨干队伍。同年底,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积极参加国共两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一面继续在轮船上任职以维持生活。1926年初,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向忠发等广泛发动船工并组织起来,用轮驳在长江中架起浮桥,使北伐军通过浮桥顺利过江。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向忠发又担任了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中共湖北区委执委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等职。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文化知识,他开始补习文化。从此,他告别了工作十余年的轮驳船,开始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冲向忠发参加了会议,并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他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大街小巷到处是“捉拿向忠发”的标语,向忠发便离开武汉到上海。中共“八七会议”上,在向忠发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经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直接提名,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调到中央参加领导工作。1927年10月,中共党派向忠发、李震瀛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之后留苏数月。1928年2月,向忠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的委员。他同李震瀛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冲1928年3、4月间,向忠发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又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了一段时间。1928年6、7月中共在“六大”期间,向忠发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是大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是会议设立的职工运动、湖北问题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先后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情况和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亲临中共“六大”作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他的报告中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许多与会代表认为陈独秀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领导都使革命遭受到惨痛失败或严重挫折,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领导才能胜利。由于向忠发出身工人,又长期从事工运的领导工作,而且在“六大”之前,就已是由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因此他便成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人选。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和政治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不久,改称总书记。1928年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完全成了一个挂名的总书记。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受到了批评。会上向忠发见风转舵,转而拥护对李立三路线的批评,未受任何处分,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的工作。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认为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很瞧不起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从此向忠发开始走下坡路,和大革命时期相比判若两人。在政治上一方面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革命意志逐渐消沉,日益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实际。在个人生活上日益贪图安逸,追求吃喝玩乐。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村妇女刘秀英为妻。1928年底,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经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与妻儿在沪团聚。1年后又与妻儿分居,他以古董商人为掩护,与青年女子杨秀贞在善钟路附近的一栋楼房里同居,他整日沉缅于追求个人生活的享受之中,甚至到了贪污党中央活动经费以中饱私囊的地步。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通知向忠发转移,他提出和杨秀贞见一面。中央同意后并要求他当天返回,可他却住在了那里。第二天早晨当他准备离开,去附近静安寺一家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那会计为得到一笔赏金,便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于是向忠发被蜂拥而来的特务逮捕,被押往善钟路巡捕房。中共党中央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很快得到消息——他已经叛变了。向忠发叛变后,无耻地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住所(顾顺章被捕后,中共中央将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一个新旅馆里居住),致使陈和杨秀贞一起被捕。同时,特务在向忠发的引带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幸好周、瞿早已撤离。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
冲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当即电告南京蒋介石,适逢蒋已去庐山,电报再转到庐山。蒋接电后即批复:“就地枪决。”后来,蒋又收到熊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便批复:“暂缓处决。”而熊式辉这时已按蒋介石批复的第一封电报,于6月24日将向忠发枪决了。行刑时,向忠发竟作揖下跪求饶,但是敌人并没有怜悯他。此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
冲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向忠发经常深入工厂、工人家庭,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扩大工运骨干队伍。同年底,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一面积极参加国共两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一面继续在轮船上任职以维持生活。1926年初,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向忠发等广泛发动船工并组织起来,用轮驳在长江中架起浮桥,使北伐军通过浮桥顺利过江。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向忠发又担任了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中共湖北区委执委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等职。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文化知识,他开始补习文化。从此,他告别了工作十余年的轮驳船,开始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冲向忠发参加了会议,并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他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大街小巷到处是“捉拿向忠发”的标语,向忠发便离开武汉到上海。中共“八七会议”上,在向忠发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经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直接提名,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调到中央参加领导工作。1927年10月,中共党派向忠发、李震瀛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之后留苏数月。1928年2月,向忠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被增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的委员。他同李震瀛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冲1928年3、4月间,向忠发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又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了一段时间。1928年6、7月中共在“六大”期间,向忠发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是大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是会议设立的职工运动、湖北问题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先后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情况和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亲临中共“六大”作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他的报告中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许多与会代表认为陈独秀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的错误领导都使革命遭受到惨痛失败或严重挫折,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领导才能胜利。由于向忠发出身工人,又长期从事工运的领导工作,而且在“六大”之前,就已是由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因此他便成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人选。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和政治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常委、主席兼中央常委会主席,不久,改称总书记。1928年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完全成了一个挂名的总书记。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受到了批评。会上向忠发见风转舵,转而拥护对李立三路线的批评,未受任何处分,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的工作。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认为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很瞧不起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从此向忠发开始走下坡路,和大革命时期相比判若两人。在政治上一方面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革命意志逐渐消沉,日益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实际。在个人生活上日益贪图安逸,追求吃喝玩乐。向忠发年轻时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村妇女刘秀英为妻。1928年底,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经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与妻儿在沪团聚。1年后又与妻儿分居,他以古董商人为掩护,与青年女子杨秀贞在善钟路附近的一栋楼房里同居,他整日沉缅于追求个人生活的享受之中,甚至到了贪污党中央活动经费以中饱私囊的地步。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通知向忠发转移,他提出和杨秀贞见一面。中央同意后并要求他当天返回,可他却住在了那里。第二天早晨当他准备离开,去附近静安寺一家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出(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那会计为得到一笔赏金,便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于是向忠发被蜂拥而来的特务逮捕,被押往善钟路巡捕房。中共党中央准备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很快得到消息——他已经叛变了。向忠发叛变后,无耻地向敌人求饶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住所(顾顺章被捕后,中共中央将杨秀贞和陈琮英转移到一个新旅馆里居住),致使陈和杨秀贞一起被捕。同时,特务在向忠发的引带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幸好周、瞿早已撤离。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
冲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当即电告南京蒋介石,适逢蒋已去庐山,电报再转到庐山。蒋接电后即批复:“就地枪决。”后来,蒋又收到熊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便批复:“暂缓处决。”而熊式辉这时已按蒋介石批复的第一封电报,于6月24日将向忠发枪决了。行刑时,向忠发竟作揖下跪求饶,但是敌人并没有怜悯他。此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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