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淳

 
耿谆 抗日英雄耿谆的三部传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对华侵略的全面展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数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力保民族气节，书写了一部部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亲历“洛阳保卫战”、“花冈暴动”并作为主角的抗日英雄耿谆，就是一位杰出代表。在“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之际，记者赶赴襄城县看望采访耿谆，再次回顾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耿谆简介】1914年出生于襄城县；1932年参加国民党第15军，在64师191团2营5连任二等兵；1937年参加对日忻口战役；1944年5月，参加洛阳保卫战，城破后成为战俘，两个月后被送到日本做苦工；1945年6月30日，率领劳工发动著名的“花冈暴动”，遭镇压后被判死刑；1946年11月，回到祖国，从此以务农为生；1985年，成为襄城县政协委员，次年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随后一直致力于就“花冈暴动”向日本要求赔偿；1995年，以首席原告身份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鹿岛公司，败诉；2003年，拒领日本以捐助名义送给自己的“赔偿金”。
　　1914年11月16日，耿谆出生在河南襄城县西大街“瑞麟祥”茶叶店家庭。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当地的警察局局长，后转而经商。他11岁那年，土匪进城劫掠，茶叶店毁于大火，耿家陷于贫穷。耿谆从此不能再读《四书》、《五经》，遂摆了个旧书摊儿补贴家用，这期间他看了大量的《名相传》、《名将传》。
　　1932年夏天，国民党第15军在襄城县招兵，耿谆报名参军。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将会被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上。
　　>>传奇之一：洛阳保卫战
　　由于骁勇善战并刻苦学习，耿谆在部队中升迁较快。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已任机枪二连少尉排长，后来部队北上抗日，出了雁门关，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在山西怀仁县，15军与日军某部遭遇，双方的火力都相当强，15军伤亡很大。当时日军飞机不停地投掷燃烧弹，村落里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火，到处都是哭喊声，情况很惨。”当时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了耿谆的脑海中。
　　在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中，部队官兵在吃饭时，一颗炮弹飞来，刚才还活着的人顷刻成了尸体。大家迅速把死者抬走埋掉。“回来该睡觉的睡觉，该吃饭的吃饭，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感慨死亡。”耿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欷歔不已。
　　1944年，中国军队八个集团军17个军的官兵正在匆忙向西撤退，准备放弃洛阳，到潼关一带布防，阻止日军由西安南下占领重庆的企图。驻守洛阳的三个师承担起拖延洛阳沦陷时间的重任，能够坚守10日就是胜利。
　　“勿待援军，死守洛阳！”15军64师191团2营5连这位30岁的新晋连长耿谆接到命令时，心里很清楚意味着什么。守城人员最终要牺牲的，这个命令只传达到连级官员。面对着数倍于守军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耿谆知道死亡已经不远。
　　当时，耿谆带着自己的加强连按指定时间来到了洛阳城南、洛河北岸的西下池布防。“那时是5月上旬，麦子刚刚黄梢。”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很清楚。
　　西下池是洛河北岸一座山丘上的村庄，村里有30户人家。当耿谆的连队进驻时，大部分村民都已逃走，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守着房舍。
　　令耿谆稍感安慰的是，西下池居高临下，地势优越。但他们对日军的坦克却无可奈何，因为对付坦克的四架平射炮都布置在洛阳城内。耿谆连队配备的是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以及一些汉阳造、三八式步枪，背上背一把大砍刀。这些武器对坦克根本没有杀伤力。
　　“没有有效打击坦克的武器，我们只好用土办法自己造武器。”5连的官兵们先在地上  入一根木桩，再将5到6枚手榴弹绑在木桩上，手榴弹的导火线被接在了一起，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延伸到寨墙内的阵地里。“运气好的话，集束手榴弹可以炸坏坦克的履带。”
　　5月11日早晨，日军的5辆坦克开过了洛河，步兵以坦克为掩护，紧随其后。耿谆发现，日军坦克每次发炮都给自己的士兵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他们射向坦克的子弹，却尖叫着被坦克车身撞飞了。
日军的坦克虽然扎进了他们精心挖掘的三角壕，但三磨两转，就把壕沟沟壁撞塌，很快就从三角壕里爬出来，继续向上攻。他们布置的集束手榴弹将一辆坦克的履带炸坏，但另外4辆坦克迅速聚拢，将受伤坦克围起来，日军迅速修复了履带，5辆坦克又开始向5连阵地攻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都打红了眼。每当日军坦克的炮弹落下，5连的阵地就会血肉横飞。
　　打到中午时分，耿谆后背、左脚及耳郭等已经伤了7处，都是被弹片所伤，鲜血直流。他腰挎一把德国造“二十五响”，仍然不停地到阵地各处督战，血水很快将裤子浸透缠在腿上，迈不动脚。耿谆用刺刀割开裤腿，并让传令兵赶紧拿来一条裤子换上。然而，未过多久，换上的裤子又被血缠在腿上，只好再换一条裤子。
　　西下池一战，5连70余名官兵战死。后来，战友们用门板将耿谆抬到了位于山沟中的战地医院，治疗了十来天后，耿谆的伤基本痊愈。
　　此时，日军几乎已全部占据洛阳。刚刚伤愈的耿谆接到新任务：带领一个连的人守卫洛阳东关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桥。翌日凌晨，日军30000多名步兵、22架飞机、300多辆坦克对洛阳发动总攻击。
　　耿谆很快发现根本不可能守住阵地。此时，洛阳守军已收到“保存有生力量，各部分散突围”的指令，但是，面对敌人的攻势，耿谆和战友只有奋力还击，没有人想到可以活着走出洛阳了。
　　就在耿谆指挥时，一颗子弹从他腹部左侧进入，从右侧飞出。他一下子躺倒在地，阵地随后失陷。日军正在死人堆里寻找伤兵，看到重伤不能动的，就补上一枪或是用刺刀挑死。耿谆希望身边的小号兵能给自己一枪，以前战友重伤，无法救治，他们也是以这样的方法迅速解除伤员痛苦的。但小号兵下不了手，他和司务长一起搀扶起耿谆，走在战俘的队伍里，硬是将耿谆从鬼子的刺刀下救了出来。
　　正是由于包括耿谆在内的中国军人的顽强抗争，为西部布防争取了时间，日军打到潼关后，就再也打不动了。
　　>>传奇之二：花冈暴动
　　1944年5月25日，洛阳陷落。
　　中国守军突围幸存者仅千余人。94师的一个机枪连100多人，突围过程中剩下52人，大家遂写下各自的家庭住址，抄录52份，人手一份，相约活着出去的人为死者报丧。等到最后该连白刃战后突出重围，只剩下15人。足见洛阳保卫战之惨烈！
　　洛阳完全失陷后，耿谆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集中到洛阳的一处建筑里。一名军医悄悄从身上掏出探针，尾部系以药捻，从耿谆伤口左边进入，右侧导出，幸好，子弹没有碰着肠子。
　　“当时日军不给战俘们水喝，如果我当时喝一口水，就必死无疑。”耿谆至今仍感幸运。
　　耿谆等战俘经石家庄运至北京，其间，他的枪伤逐渐痊愈。两个月后，耿谆等上火车被送到青岛。日本兵架着机关枪，监视着大家被押上轮船。“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痛哭流涕，都知道被送到日本就是被送到地狱去，啥时候能回家呢？有的人就跳水了。日本人把甲板上的人统统往船舱里赶，那个时候天气正热，一些人在途中就死去了。”耿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被送到日本做苦工的不光是战俘，还有在河北抗日根据地抓捕的普通百姓。我们做工的地方有1000人，是分3次送去的。公司的名字叫做鹿岛组，鹿岛组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个叫花冈的大集镇做工，那个地方有铜矿，我们给铜矿挖排污下水道。
　　“水道宽4米、深2米，但挖到1米深就向外浸水了，大家只好在水里作业。”耿谆回忆说，“那里8月就已经很冷了，整个冬季积雪都化不了。但我们每人只有一件单军衣，脚上只穿双草鞋，很多人脚心脚背生满了冻疮，有的人脚指头都冻掉了。为了抗寒，有人把用过的水泥袋和稻草袋裹在身上，但日方的监工只要看见了就是一顿毒打，不少人被打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
　　“吃的就更惨。每天两个馒头和一顿糊，馒头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还小，只能吃个半饱，后来逐渐减少，最后只给少得可怜的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大家只好到山上找树根、野草吃，还不敢让日本人看到。中毒、饿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劳工们忍辱负重地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一次，一名劳工因过度劳累掉了队，日本人把他拉回来后，用公牛的生殖器晒干做成的鞭子将其活活打死。中国人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成了劳工暴动的导火索。
　　“日本四面都是海，就是暴动成功也逃不出日本，结果肯定是死。但不暴动也难逃一死，我发出倡议时，大家都积极响应，宁愿最后与我一起跳海自尽。”
　　暴动中还有一个感人的细节。当时工场负责监工的两个日本人，平时对劳工很同情，得到劳工们的尊敬。但要暴动，就必须杀死监工。不能平白无故地杀死两个好人，耿谆冒着极大的危险，决定将暴动推迟一天，待监工换班后再进行。
　　1945年6月30日晚上，他们趁夜色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砸死3个监工，可惜其余5个监工越窗逃跑。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都拉响了警报。
　　“事先的计划被打乱了，原来大家计划做一顿饱饭吃的时间没有了，我赶紧集合队伍出发，到达狮子山时，队伍就被冲散了。日本集结了2万多宪兵、警察前来围剿，将山团团围住，并逐渐缩小包围圈。一周后，除一人失踪外全部被俘获。”
　　“劳工们被两个人捆在一起，在铺着碎石和沙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跪了三天三夜，膝盖被磨破露出了骨头。有的人被折磨死了，另一个人只好背着死人跪在广场上，3天就被折磨死了130多人。”
　　日本警方认定耿谆等12个人是主谋。在秋田地方法院，检察当局以杀人主犯的罪名，要求判处耿谆死刑、其余11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9月11日，耿谆被判无期徒刑。
　　>>传奇之三：向日索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次年11月，耿谆随同众多劳工一起，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到老家襄城县务农。
　　抗战胜利后，虐杀中国劳工的加害者们受到了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被判处绞刑。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我国政府着眼两国长远关系，主动放弃了国家间的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赔偿。所谓民间赔偿，就是民间人士运用自己的力量，主动去索取赔偿。
　　在家务农的耿谆并不知道这一切。1985年，他成为襄城县政协委员，次年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此时的他可以接触到《参考消息》，并了解到一些关于花冈暴动的事情。
　　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原来都认为当年领导花冈暴动的耿谆已经去世，他随即成为媒体的热门人物。
　　1989年12月，耿谆联合在世的花冈劳工，以“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公司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二是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三是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50万日元，以象征性地补偿我受难者肉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苦难、创伤和牺牲，从而成为我国民间向日本索赔第一人。
　　在鹿岛公司拒不认罪的情况下，1995年，耿谆作为首席原告，与其他11人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鹿岛公司，但该法院最后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耿谆等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高等法院从1998年7月开始，一共开了6次庭，到第7次要求协商和解。
　　耿谆向记者介绍说，在调解过程中，他们受骗签下了全权委托书。一直到2000年11月份，耿谆才知道，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只是拿出5亿日元的捐款，并申明捐款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
得知实情后，耿谆气得昏迷了3天。“日本人没有向中国人谢罪，这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的耻辱。”　　耿谆坚决不接受判决。2003年3月14日，他发出了严正声明：“耿谆一如既往地反对屈辱的和解，拒绝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的发放金。耿谆是花冈诉讼的首席原告，对和解一案并未在和解文本上签字，和解对耿谆无效。”
　　“我不会原谅那些欺骗我的人，因为他们不但欺骗了我的感情，还欺骗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更欺骗了数百名在花冈暴动中牺牲的同胞。日本人必须向我们道歉，这是我的原则。”已经93岁的耿谆老人如今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记者手记】
　　民族的脊梁
　　耿谆住在襄城县干休所内的一个独院内，清净而幽雅。
　　尽管事先对这位93岁老人的现状做了多种假设，耿谆还是让记者吃了一惊：须发全白，却精神焕发；背部微驼，却不显老态；皱纹叠叠，却耳清目明……在书架和笔墨纸砚这些背景的映衬下，他就像是一位大学里的教授，博学，儒雅，并不像一个在沙场上征战过10余年、杀敌无数的军人。
　　但老人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卧室内铺盖叠放得很整齐，书房内的笔墨纸砚各就其位。让烟、倒茶，事必躬亲，“客人先坐，主人后坐，这是待客规矩。”耿谆似乎有点“迂”，正是这种“迂”才让人想起他曾是一名严守纪律的出色军人。
　　由于担心老人的身体，我们尽量缩短采访时间，采访提纲上只简单列了几个问题。
　　采访开始后，记者却控制不了节奏。耿谆详细地诉说着每一段历史，他逻辑清晰，表述清楚，连60年前的一些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让记者惊叹不已。
　　耿谆的书房里悬挂着许多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书架上放着有关日军侵华的书籍。说起在“洛阳保卫战”中救过他性命的小号兵，他的声音十分激动：“后来我们一起去日本，他在花冈暴动中牺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孽太深了。”
　　生死二字对耿谆早就没有了实际意义。他对生死的态度，早就在“洛阳保卫战”和“花冈暴动”中有了深刻的参悟。
　　看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庞，听着他依旧响亮的嗓音，我们仿佛又置身枪林弹雨的沙场、环境恶劣的日本工场、远在日本的法庭。他就是一本史书，黑纸白字，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累累劣迹；他就是一面镜鉴，清晰明白，让民族反思曾经的屈辱；他就是民族的脊梁，刚正不阿，永远维护着民族的尊严。
　　耿谆的小院里栽植着几株万年青。希望老人像那些万年青一样，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