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开田

老兵档案：滨海县天场乡秉义村人，1921年11月出生。1940年参加乡青年队，1941年春投奔新四军抗日，侦察员。参加过蔡桥伏击战、陈港拔据点等多个战斗，六级伤残。1945年留家乡工作，曾任生产大队长、民调主任等。

　　2010年7月16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滨海县天场乡秉义村3组，这里就是当地潘氏比较集中的潘荡，寻访年近九旬的抗战老兵潘开田。从丁字河大堤下来，走过一条芦苇、瓜蔓夹拥的泥土路，来到一座二层小楼前，乡民政会计徐振理喊一声：“潘老爹在吗？”“在呢、在呢！”一位戴着草帽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场角应着。见到记者，老人连声说：“这拐杖是政府给的，共产党对伤残老兵蛮关照的！”

　　最难忘李三庄血战

“1943年春天，麦子刚刚秀穗。合德有一队日本兵调防东坎，三师首长下令，叫阜东总队去干掉他们。”潘老回忆。所在连队就在出东坎不远的李三庄设伏，天不亮进入阵地。其时，一场春雨刚歇，设伏的乱坟场杂草疯长，战士个个浑身泥水。上午9点多，四五十个日军一到此处，双方就激烈交火。虽然我方出其不意，但日军仗着训练有素和火力优势，拼命反击，战斗并不顺利。枪声惊动东坎日军，迅速派兵增援。虽然道路已被我军民挖断，但因路途不很远，还是赶了上来。阜东总队用的是老式枪，枪栓有个拐球的那种，全连只有两挺机关枪，但鬼子有小钢炮（掷弹筒），兵力又增加，战场态势有变。"我趴在一个坟头上打枪，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身边，通榆的朱益勤（音）、獐沟的刘学高（音）和我都被炸伤，我一中弹就仰倒在地，晕了过去。”潘老说着掀开衣服，指着小肚子上明显的3处疤痕说，“担架队把我抢下战场，用门板抬到后方医院，3处中弹，取出两个小弹片，左边的一个太深，医院条件差，不敢取，至今还留在那里。”老人前些年检查身体，发现那个弹片有大拇指盖大。潘老说：“我们打死打伤一些鬼子，但我们连死了20多人，伤了30多人，一些受伤的撤不下来，被鬼子刺刀戳死了！”言及此，老人长叹一声，“鬼子不好打啊！”

　　骑着日本脚踏车送情报

潘开田伤愈后归队，做侦察员。部队缴获几辆日本脚踏车，给了他一辆。“我是本地最早骑脚踏车的人，一直骑到85岁。”老人颇为自豪。那时送的都是秘密信，经常去益林桑树街三师师部。出去要穿便衣、走小路，过河时衣服一脱就下水，举着车子蹚过去。”潘老拍拍腰部，“裤腰带上要插着一把‘快炮’（一种较好的盒子枪），冬天就往棉袍大褂子里一揣，遇到危险拔枪就打。”他说，在师部见过黄克诚、张爱萍，“黄师长有病时，卫兵就用担架抬着，指挥打仗很厉害。”侦察员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日伪据点附近摸岗哨。潘老回忆：“鬼子都住在里头，外面是和平军和黑狗队（伪警），放哨的都是这些汉奸。我们都是夜里去，三五个人一组。日伪军驻徐丹时我抓摸过岗。半夜趁他不注意，悄悄摸上去，用枪顶住他，其他人迅速把他的枪拴下掉，他就老实了。我们逮过好几个。”

　　肚里弹片还在作祟

“日本人投降后，三师主力出征东北，我因伤病留了下来。建国后在生产大队做了20多年的大队长，后来又做民调主任，一直当到70多岁。”潘老说：“我不识字，签个名也歪歪扭扭的，但做事还算公道，老百姓服我。”虽然一到阴天，肚子就疼，“日本鬼子的弹片在肚子里快70年了，一疼起来就想起过去”，不过，他的胃口不错，一顿能吃一碗饭。老人呵呵一笑，“还要吃干的，晚上家里就炒饭给我吃，吃肉能吃半斤，但烟酒不沾。”

 老人住处很简朴，老床，旧篾席，一把蒲扇。眼睛现在只能看到影子，听力也开始衰退。去年拄着拐杖还能到乡政府走走，今年就嫌远了，只能在家边邻居家串串门。他对记者说：“要是有辆轮椅车就好了，我还想走走看看。”　　记者 征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