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叠生

崔叠生，又名崔杰生，字云松。生于1878年（戊寅年），殁于1958年11月13日，享年81岁。

据我父亲讲，爷爷的父亲早年是西安城西门的城门官，武艺很好。庚子之乱后，西太后避乱西安，太爷爷由于在太后驾临西安期间没有出任何乱子，故在移驾回京之前，以官位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赏赐，太爷爷官位升至城防官……详细情况已不可考。

据爷爷的两枚闲章结合起来，对爷爷生平有如下考证：

戊寅年（1878年）出生。

乙己年（1905年）爷爷留学日本，主修法律。

壬子年（1912年）学成回国并担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即度支：主管财政收支的重要官职www.bjnsr.com.cn/doc/1730.doc 2004-4-29）。

癸丑年（1913年）至戊午年（1918年）任陕北观察使，后又改称道尹（道尹：民国时期的官名。民国三年（1914年）５月，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分一省为数道，全国共九十三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管理所辖各县行政事务，隶属省长。共任用由省民政长官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特简，十三年（1924年）６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通令废道制，裁撤道尹baidu.com/view/1138963.htm 2010-6-21）。

戊午年（1918年）任陕西省参议员至辛酉年（1921年）

闲章I: 生於戊寅  乙巳就學東瀛   壬子綰陝度支  癸丑備邊河套   戊午忝列議席   辛酉以後讀書課子

闲章II：調寄西江月 讀律東瀛七載 備邊河套三秋 關山湖海勌遨遊 贏得十年袖手 不尚華裝美槧 籍供遣日忘憂 半生此外別無求 願我子孫柌守

爷爷留学日本时已经27岁，已婚并育有两子：崔孟博和崔仲远。35岁归国后，原配夫人付氏已殁，又续娶三原县毛氏为妻，并育有老三崔叔嶠(1914年出生，我父亲)，大姑崔？（1917年出生），四叔崔季颖（后改名崔坚1920出生）,二姑崔静（1923年出生），五叔崔？（1926年出生，早夭），三姑崔娴（1928），六叔崔庚午(1930)，七叔崔慰皖（1933年，时年爷爷在安徽为省主席马凌甫帮忙做训导主任）。

光绪31年（1905），陕西地方政府委派高等学堂分教刑部主事狄楼海主持陕省学子留学事宜，并委派兴平知县杨宜翰、候补通判方汝士、候补知县姚文蔚、咸宁县举人毛昌杰、白河县举人秦善继协助，从学童中选拔中学根基较深、性情沉稳者赴日留学。为了保证留学质量，要求官员仔细考察日本学校的办学状况及巡警工艺等科，以求学子不致荒疏时光而能学有所成，速收其效。此次官费派出马凌甫、郗朝俊等30余人赴日学习，官籍子弟17人随同自费前往。《东方杂志》专文报道此事：“陕西大吏近于关中师范学堂、宏道关中二高等学堂共选三十人往日本学习实业。此次挑选学生不凭考试办法，颇为文明。此外，有自费十余人同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洁：《清末陕西留学教育的发展》

本期留学日本的共有31人（自费加官费），爷爷考取的是官费留学资格（1911年6月18日备档，2615号）早先在明治大学 专修法科，后又到早稻田大学学习并毕业于预科。同期赴日学习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张凤翙，他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骑兵科。（雷博宁：清末陕西留日学生名薄）

爷爷在日本读书期间即参加了日本的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活动，比如和留日学生一起办起了《关陇》刊物，《关陇》是“以提倡爱国精神，浚 瀹 普通知识为宗旨” （《陕西辛亥革命》(第二章 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立及绅商学界的爱国活动) ）。虽与当时革命刊物《夏声》隐然形成对立之局，但对新文化的介绍和在舆论的鼓动上，实收相得益彰之效。（《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爷爷1912年回到西安后即被西安起义后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的张凤翙任命为陕西省的“度支使”，即掌管陕西地方财政的最高长官。

是年三月，鉴于辛亥革命后西北人才缺乏，张都督提出创立西北大学的主张，成立了“西北大学创设会”，自任会长。委员有：钱鸿钧、马凌甫、崔云松（我爷爷）、郗朝俊、谭耀唐……等人。“创设会”人员几乎全是和我爷爷同期去日本留学归国的人，创设会”建立后推钱鸿钧（原陕西省法政学堂校长）为校长，爷爷任文科学长。（西北大学校史稿p3、p6）

爷爷在《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瀛序》里，慨当时办学之辛苦：“为建设人才计，为大局根本计，于点金乏术之时，勉为朴棫作人之举，设立此校，招集英贤，试思去年有法政学校改为法政大学，扩为西北大学，其筹划之苦，期望之深，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经此层层困难之阶级，始有此校之成立，始有诸君之就学，始有选派诸君出洋之盛举；然则吾陕之西北大学，苦学校也，经过之历史，苦历史也，诸君之入校肄业，苦学生也，此次之留学亦苦留学也。……旅居之费，皆吾乡同胞之脂膏，不可以任意挥霍也。留学之目的为建设之预备，不可以畏难苟安也。”并一再勉励大家“以期学成归来，无负三秦父老昆仲之望。”“志向务须远大，学科必求精深，毋蹈嚣张之恶习，务求精进之实功，他日学就归国，扶持世运，巩固共和，行见太华增辉关辅生色，西北长城将惟诸君是赖。”（《西北大学校史稿》p5、p9）

1912年，爷爷与张凤翙等共计136人共同创立了作为秦腔发展史上里程碑的“陕西易俗社”。易俗社的创立对陕西秦腔的“寓戏曲于教育，劝善惩恶，改良社会”，对破陈旧戏班的陈规旧俗，“启迪民智”，起了很好作用。[班社细考]易俗社（秦腔戏考第一社）http://bbs.qinqiang.org/thread-2946996-1-1.html

爷爷“度支”任上一年左右的时间后，癸丑年（1913年），爷爷又被调往陕北榆林任观察使。观察使即是地方军政长官，隶属省长。1914年5月之后袁世凯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分一省为数道，全国共九十三道，陕北道统辖23县（榆林、神木、府谷、葭、米脂、横山、靖边、定边、绥德、吴堡、清涧、延川、延长、肤施、安定、安塞、保安、洛川、甘泉、宜川、邸、中部、宜君）管理所辖各县行政事务。

爷爷在榆林“备边河套”期间， 1913年10月爷爷与当地官员等游红石峡时，有鉴于蒙汉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纷争不休，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为振兴民国、祈民族统一，蒙汉人民和睦共处，情同一家的良好愿景，故题写“汉蒙一家”四个大字。（左边小字为：中华民国二年十月 陕北观察使崔云松偕榆林县知事赵毓寅，防军长杨运桂，警长郝嘉玉，使署秘书张又拭、科长罗云章、翟明新、姚汉勋、涂鼎章暨科员等来游题）。

爷爷在陕北任职期间的其他情况目前无法考证，看来只有查阅当地地方志了。按照爷爷的《调寄西江月》所述，爷爷在榆林为官三年（备边河套三秋）至1916年。

戊午年（1918年），爷爷任民国参议员，当时陕西省出任的参议员共三人，爷爷为其一，爷爷于是携家眷赴北京任职至1921年。在北京任参议员期间，爷爷在北京东城区按院胡同置办了14间房产并安排我父亲和我四叔在北京读书。之后，大约1931年爷爷离开北京，我父亲和我四叔崔坚仍在北平读书至抗战爆发辗转回西安。

爷爷1920年代初期为官基本赋闲，之后出任民国时期的一些闲职，也曾受留日同学马凌甫之邀去安徽等地为官。据长辈回忆，曾任安徽省政府的秘书长之类职位，并为当地地方培训县长以上的官员。但时间应该并不很长，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有时或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休闲小住（所谓“关山湖海勌遨游”是也）。爷爷在此期间购置了许多线装图书、字画和古玩金石等，在家里阅读欣赏（“籍供遣日忘忧”），后成为当时西安有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抗战期间，爷爷还出任了一段陕西省“万字会”会长等社会职位，是为当时的社会名流了。

据《杜斌丞支持革命二三事》描述：“当时西安有八家在满清时代都有功名的开明绅士，即所谓的“八大家”。他们是：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戴铭九、韩望尘、景梅九等，其中尤以武家和崔家影响最大。他们的子女也很进步，有的还是共产党员。1936年10月，“西救”在西安南院门的民众教育馆召开鲁迅追悼会，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和杨镇亚的宪兵第六团不让开，我们就把这些老先生请去坐在台上，反动派对之毫无办法，结果，会议开得很成功。
       西安事变放蒋后不久，大约是1937年三四月间，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10多人，出根据地到外面开会，路过西安。“八大家”联名具柬在莲湖食堂(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个“点”)请客，有一位老先生握着朱德同志的手，心情非常激动，讲了很多感人的话。他说：“你们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蒋介石杀了你们几百万人，你们不记前仇，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样的胸怀古今罕见，中华民族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后来红军将领又作了回请。回请的时候，周恩来同志、陈赓同志也在座。通过这次宴请，对团结西安上层人士和扩大红军影响，起了良好作用。”（《韩望尘的生平简介》，《活跃在西安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蒋自明》中亦有相关描述）

爷爷治家十分开明，注重子女的教育但不替子女选择政治取向，比如将大儿子崔孟博和二儿子崔仲远都送往日本读书，两个儿子分别都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对其他的子女也是同样，读书、作学问的也有，参加革命去延安或参加南下部队和抗美援朝的也有，爷爷绝少干涉。

 解放后，爷爷已72岁高龄，基本赋闲在家。大约1950年代前期，爷爷中风，半边身子偏瘫，外出活动都受到影响。每日里只是在家里念念经书，白天会会亲戚和朋友，晚上乘人力包车到西安城内南院门听听京剧或是去易俗社看看秦腔。但爷爷没有写回忆录，对自己过去的倥偬生涯也绝少提及，以至于爷爷的子女们对爷爷的具体生平和详细情况都不甚了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爷爷在北京和西安的房产等悉数被“社改”，只留有西安城里西南东梆子市街一院18间的房子与部分子女同住于此，靠子女孝敬、国家“统一经租”的租金和分红利息补贴家用。

1958年11月13日，爷爷崔叠生仙逝于东梆子市街崔家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