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

龚楚(1901年11月-1995年7月24日)，字福昌，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如南昌起义及百色起义)，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归降民国，他的归降，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龚楚后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40年之久，曾出版《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1990年，以年近九旬的高龄返回大陆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7岁开始读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由于生性聪颖，一年半就完成3年初小学业。次年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6年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市立1中就读。

1917年，孙中山回穗组织军政府，他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2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在韶关开办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又考入该校第1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乡疗养。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1营2连中尉排长。1921年6月，部队奉令由粤开赴广西，途经梧州时，第2连连长邓鹏调职，龚接任连长。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脱离部队回家。

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攻湘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1] 。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龚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6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北江办事处决定让他回家乡乐昌，协助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德钊组织开展全县农民运动，并负责联络指导仁化县的农运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5月，龚楚接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这年夏天，乐昌县农会组建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因有军事经验，当了自卫军的指挥官。其间，龚楚在乐昌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介绍谭军略、龚猷征等人加入共产党。8月，龚楚和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人代表乐昌县农会出席了广东省农会执委扩大会议。12月，龚楚参加在韶关举办的北江农军学校第1期学习，至次年2月中旬结业。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5月，龚楚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任总指挥，指挥讨逆军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1] 。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介石。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队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140团团副的名义。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5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下辖3师8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陈毅任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改编为红四军10师29团，仍由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接着，胡少海、龚楚率第29团参加了打败两杨会剿井冈山的战役。7月，红四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萧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8月底，红四军前委会议，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李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因为后来龚楚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没有安排龚楚这个人物出现。

1929年12月11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

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3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3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七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经香港辗转到达中央苏区，任红7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模范团团长、红1军团第3师第7团团长、粤赣军区第22师师长等职[1] 。

1934年9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龚楚为赣南军区司令员，钟循仁为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 。中央军委令龚楚严格督促该军区第65团采取积极行动，向龙布、长河一带开展游击战，消灭这一带的土匪和粤军。9月21日，龚楚、钟循仁向朱德、周恩来、项英报告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部署。随后，将各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活动[1] 。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1] 。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七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中央军区司令部驻江西会昌县。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1] 。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1] 。由此可以看出，杨遇春和龚楚等人离开革命队伍，进而投靠国民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苏区进行的肃反运动扩大，在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默认和错误理解下对广大指战员和投诚人员清洗，这种"左倾"的做法致使在这一时期的党中黄埔背景的善战之士脱离共产党或者投靠国民党，对党的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对曾经的战友和同志大开杀戒。1935年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1] 。他们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说是湘南红军，来找关系[1] ，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1] 。结果发生战斗，除逃走几个外诱杀了北山游击队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这就是"北山事件"。1935年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要吴带路去见项英、陈毅[1] 。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1] 。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1] 。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在11月上旬率其所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但他深知将来绝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滞留在香港，并定居于此。后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婉拒了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90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

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6房2厅1厨房2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3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3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90，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令客人为之惊讶。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归降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传说龚楚有三件宝:一是解放前夕老蒋授予他的"中将高参"委任状;二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三是60年代初由香港10位著名书画家联袂为他而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那个中将委任状由于进出大陆而一直未到手，此番回到大陆后龚楚在当地官员上门拜访时曾提出，要求帮忙查找他的那张委任状，当地官员也答应了，最后不了了之。那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在龚楚当年出走香港时，曾托亲戚代为保管。此次返乡，当年代为保管的人推说时隔久远早已忘记有那么回事了(实际上是早已被变卖了)。所以他对第三件珍宝极为爱护备至，每年只有春节那天才向来拜年的亲友展示，年初二便收藏起来。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报: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90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4亿多元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