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岚

     1900年5月生于武胜县烈面乡白庙子陈家老屋，父亲陈岚轩为儒生，善书，颇有家资。陈岚轩家规甚严，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要求他们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以光耀门楣。 陈晓岚同其兄陈绍岚受教甚深，这种影响潜移默化，以至后来他们参加革命，追求真理； 创办实业，报效国家； 重视教育，奖励后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1913年，陈晓岚与尹懋昭去顺庆华英小学读书，1915年考入重庆求精中学。 1921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夏由预科结业转入本科化学系，1926年毕业。 陈晓岚在北大读书时入党，李大钊任书记，他是支部委员。 他与陈毅是同学，关系密切，友谊深笃。
陈晓岚在校期间，同十多个四川籍同学在北大后局大院伙食团就餐，他们相互交流学习经验、谈论时局政治。 到1925年北伐时，大家谈得更融洽，不仅有四川籍学生、北大学生，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参加，伙食团越来越热闹。 借此机会，陈晓岚在北京大学四川籍学生中，组织发起成立了四川青年社，成员有20多人，随后逐步发展到国立美术学校、朝阳大学，工业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 他们研究、宣传“联俄联工、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传阅进步书刊，切磋学问，讨论时局，探索人生，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真理。 1926年，暑假前夕，经陈晓岚、谭祖尧等倡议，各校的“四川青年社”实行联合，改名“北京四川青年社”，并组成北京四川青年社常务理事会，陈晓岚被选为常务理事，分管社内经费和账目。 四川青年社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到20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陈晓岚因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4月被捕，后由蔡元培保释出狱。 同年冬至1929年，在邓锡侯部属陈离旅作政治教官，奉中共党组织安排，任中共新都特别支部书记。 1929年冬，陈晓岚被控为共产党而被迫出国。 他赴德国、芬兰等国留学，学习造纸技术。 1933年他从德国回到上海，四处寻找党组织，但未能取得联系。 他勤奋自励，投身于实业救国。
1934年1月，陈晓岚受聘为嘉兴禾丰造纸厂工程师，当时该厂生产品种类少，质量低，工厂不景气。 他认真观察和分析厂内设备、产品、技术力量等方面情况，首先改进工作制度，将工人劳动时间由12小时减为8小时，接着改造工厂设备，将备料、蒸煮、打浆等工序的手工操作，改为以机械化、榴槽等方式的生产流程自动化生产。 陈晓岚从设计、安装、配料到制出成品全过程亲自动手，技术改造获得成功，赢得了全厂上下的信任。 1935年，他同工程师褚风章、奥地利人恩槎共同研制出“船牌”卷烟纸，翌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卷烟纸制造专利权。
陈晓岚在1935年和1936年办过两次技工学徒训练班，学制为三年。 他还到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兼任教师，为国家造纸工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学员分布全国各地。 如上海造纸公司总工程师章燕鸣，天津轻工业学院教授杨念椿，杭州造纸公司国产电容器纸研制负责人陈光蔚，杭州造纸公司谢亭恺等，都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全国各地造纸行业和设计院的骨干。 1937年，陈晓岚革新技术，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卷烟纸机，革新白纸版也获得成功。 从此，工厂生产日益发展，职工工资大幅度上升，陈晓岚的月薪也由150元提高到350元，随后又增为480元。 解放前夕，他的月薪达到720元，一般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多，技术工人的月收入净增两倍多，另外还可以分得红利，企业也获得高额利润，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浙江嘉兴民丰纸厂被迫停产，陈晓岚转往大后方四川筹建乐山嘉乐纸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嘉兴民丰纸厂恢复生产、陈晓岚返该厂被提升为副总工程师兼厂长。 他坚持从国外引进两台造纸机和一组汽轮机以扩大生产，并积极开展技术革新。 1950年，他与学生通力合作，试制成功电容器纸（曾用于卫星和导弹），填补了我国电容器纸生产的空白，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晓岚从小受“读诗书以明理义”的家训影响很深。 1941年，陈晓岚闻悉家乡教育事业很落后，县内人士拟在烈面镇筹建私立淳化中学，需要三十万元作基金，陈晓岚解囊相助，并委托胞兄陈啸岚为建校捐献130多挑田地，为申办建校备案手续他四处奔走，迅速取得四川省教育厅批准，武胜烈面淳化中学顺利建成开学，其兄陈啸岚任烈面淳化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1942年，校董会聘请陈晓岚为学校名誉董事长。 他为学校提了校训“诗礼育人，淳物化风”，经常给学校和亲友写信询问办学情况，为学校购买了大批图书、教学参考资料和实验设备，为家乡教育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晓岚先后为江门化工厂、保定纸厂、惠山纸厂、越池纸厂、镇江苇浆纸厂、河南道口管道化制浆造纸试验厂、吉州纸厂、广州珠江人造丝浆厂、桂林薄纸厂、桂林电容器纸厂、五O顿纸厂、七O顿定型纸厂、以及蒙古纸厂、蒙古马铃薯加工厂、柬埔寨纸厂等单位和国家，亲自提供勘察、设计、施工、以及业务技术指导，并将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为四个工厂提供资金，发展生产，即向浙江嘉兴民丰纸厂投资一万两千多元，为华丰纸厂投资七千多元，为良工机械厂投资一万六千四百多元。 这些纸厂的建成和投产，不仅解决了我国纸张紧缺的困难，而且加速了我国造纸工业的大发展。
陈晓岚在管理方面，他强调机械化，合理化生产，提倡技术过硬，讲经济效应，敢于抵制来自各方面的歪风邪气。 1958年轻工业部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搞大跃进，造纸行业也要大上。 于是轻工业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轻工业技术政策。 会议提出： 轻工业要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两型的方针。 采用稻草等为原料。 极力主张土洋结合的方针。 陈晓岚当时也很反对，他说： “小土群是手工业作坊，不能满足产量与质量的要求，用农业原料不能制造技术要求高的各种工业用纸，应多培植一些速生木材为造纸原料，做有计划的生产。 ”他还提出要搞工程责任制和技术员责任制。 为此，陈晓岚受到批判，坐了一年冷板凳，没有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四人帮”诬陷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和上海的家被查抄，大量的贵重资料被毁损； 还被迫住进设计院的地下室，受隔离审查达九个月零几天； 职称由一级工程师降为八级工程师，工资一降再降，由280元降为120元，最后仅有74元。 在种种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下，其妻含愤去世，大女忧郁成疾，相继病亡。 幸存的子女中，除两人大学毕业有工作外，其余的被赶往农村插队落户。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为陈晓岚平反恢复了工作，他无比兴奋和激动。 手术后身体尚未康复，可他意志顽强 ，仍然坚 持半日上班，下班后还抓紧时间翻译外文资料，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希望将文革中造成的损失在有生之年弥补起来，结果导致病情急剧恶化，直至病逝。
陈晓岚长期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在造纸工业上取得卓越成就，先后担任华东工业部顾问、轻工业部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全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 连续三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