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修权

武修权：(公元1908～1997年)，湖北大冶人，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伍修权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祖籍湖北大冶。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在党中央代表谢觉哉指导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争取了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线，为革命输送了一批批新生力量；积极营救和收容原西路军被俘及失散人员，尽最大努力保存和送回了这批革命力量；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其间，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被党中央、毛主席采纳，从而在解放区和全国公开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分裂、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认真研究分析日、伪、友、我各方及前方战场情况，对国际国内战局情况进行重点研究，对日军战略动态作出了准确判断，为中央和军委制定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收集整理和总结了各解放区战场的斗争经验，并由中央通报到各解放区迅速推广。这些工作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赞扬。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按照中央的部署，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壮大人民力量，迅速扩大部队，建立民主政权，开辟根据地，以及开展对苏军事外交，争取驻东北苏军的支持和援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4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他深入一线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使东北地区的军工生产有了迅速发展。他参与组织指挥了东北战场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向党中央提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建议，为解放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我军海、空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他坚定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外交路线，为开创新中国外交新局面，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建立和发展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做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建立和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传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坚持实事求是，潜心研究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支持配合王稼祥部长向党中央提出对外政策建议。他多次随团或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与各国共产党的交往活动中，坚持我党的原则立场，运用灵活巧妙的工作方法和斗争艺术，为维护我党的独立和尊严、扩大我党的国际影响和对外交往，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权不畏邪恶，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他坚决落实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清除林彪反党集团的影响，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对情报、外事工作进行整顿，保证了情报、外事工作队伍思想政治上的坚定和组织上的稳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伍修权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十分重视军队院校建设，多次深入有关院校检查指导工作，为加强军队院校建设作出了贡献。

1980年6月，党中央决定伍修权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领导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胜利完成了这一令世人注目的历史性审判。

伍修权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伍修权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担任中顾委在京委员临时党委书记时，组织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完成了中顾委在京委员的整党。他努力贯彻邓小平的指示，积极支持第一线的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协助党中央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中顾委的工作，得到了委员们的称赞和党中央的肯定。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还担任了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在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伍修权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恶，敢讲真话。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团结，爱护下级，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11月9日0:25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伍修权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注_伍修权的军衔：

抗日战争结束，当时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要求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到东北协调两军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派出了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六个人去东北，当时考虑到苏联红军有军衔，我们还没有军衔，不能说是哪一级，军队的级别互相不好完全对等，这样当时中央给这六个人都授了军衔，而且用中俄两国文字分别打印了任命书，任命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军参加军条部执行小组的代表，也都授了军衔，当时周恩来还授过上将军衔，罗瑞卿、叶剑英授过中将军衔，也是为了跟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方、国军、共产党军队三方都各出对等军衔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