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本初

忽本初，云南省华宁县盘溪镇北祥街人，名全德，字本初，以字本初行;笔名临江渔父，又号旗山野人，因住家临近南盘江，境内西南有明旗山(马耳朵山)，而又喜爱山石林泉之故，书云：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本初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1月10日，I982年旧历腊月11日归真于昆明明德中学其长女忽巧芳寓所，享年88岁。葬于金家山回族公墓。他在盘溪忽姓家族中是年高望重的长辈，遵照他的遗嘱，葬礼极其简单，以尽快安葬，早些入土为原则，既没有移葬盘溪，也未通知亲友，就连他86岁高龄的妹妹忽味云亦未告知。

　　云南忽姓的祖先，大都是赛典赤瞻思丁(咸阳王)的后裔。今天在大理州巍山县的回辉登，大小围埂，弥渡县的红岩，玉溪地区澄江县的下左所，华宁县的盘溪等地都有。盘溪的忽姓就是由澄江迁来的。

　　咸丰初年，盘溪的忽姓曾与清末云南的富商玉兴斋(同庆丰)合伙做生意，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时，弥勒十八寨的王昌与盘溪东山的彝族曾对回民有过关怀，所以今天回民仍把彝族叫做“老本家”，有回彝人民是一家的含义。

　　同庆丰当时是富甲全滇的，据传同治皇帝曾向他借过银子。本初的曾祖父就是与王兴斋合伙在昆明做生意时病逝的。所以旧时盘溪有“忽家的银子，马家的谷子”的传说。但因曾祖父早逝，祖父年幼，大部分财产被封建家族侵吞。到本初出世时，家庭已经衰落，仅住着几间羊厩，靠几亩祖遗薄田为生。

　　本初的父亲忽椿寿，字芳麟，青年时期曾由玉溪挑土陶器到盘溪等地出售，后因勤劳节俭不嗜烟酒，加上族人资助，曾步行到海防乘船赴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回国后，更加严守回民教规，按时五番，仍然务农，成为深受广大回民敬重的“哈止”，忽本初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回族风俗习惯极浓的传统的伊斯兰教家庭。

　　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学习阿拉伯语是天经地义的事，汉语是不准学的，按老一辈的说法，学了会“变教”这是“大逆不道”，本初当然毫不例外，只能学习阿拉伯语了。在盘溪学了五六年又被送到沙甸和大庄，在云南著名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经学大师马俊之、马家鹏等处深造。当时云南全省的很多回族青年都来到沙甸和大庄两地学习，于是有机会认识沙甸的白亮诚和大理凤仪兰华村当时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赵钟奇的一位亲戚。有一次，赵钟奇由日本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有“叫人空笑黑须眉”的诗句，流露出人不应该虚度一生的感慨。在老师同学的影响下，忽本初也开始学习汉语，并立志不与草木同朽。。他常对我说：“我们虽是咸阳王的后代，比起前辈来没有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真是对不起祖先”。

　　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已经十七八岁能看汉文书报。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加上家乡一个姓杨的大地主横行霸道地砍伐忽姓坟地上的椿树，激励他虽是独子，也要愤然从军，后在护国第五军、靖国第八军叶荃部任职，曾在四川、湖北、陕西、甘肃等省作战。

　　在护国讨袁战争中，有一次在战场上巧遇浪广海浒庄金汉鼎正用望远镜窥探敌阵，见敌人骄纵下马休息，两人遂合兵以破敌军。又因华宁同乡关系，经金汉鼎介绍认识朱德。

　　袁世凯死后，I920年护国军回师云南，唐继尧想拥兵自重，曾设宴款待八军将校，笼络人心。忽本初也应邀赴宴，但顾品珍、叶荃两军都憎恨唐专横，有打倒唐的计划，本初先期进城几乎为唐所害，幸化装躲在南城清真寺得以脱险。在护国、靖国护法战争中，他从军近10年，百战归来，眼看军阀争权，无心恋战，即解甲归田，回家侍奉父母。I922年与沙甸马氏结婚，生子忽毓成、女忽巧芳、忽淑芳。

　　I922年唐继尧利用吴学显、禹发起、蒋世英、普小洪等土匪势力，封官许愿，在宜良击毙顾品珍，重返昆明掌权，前护国军蔡锷的参谋长罗佩金也在滇西被害。朱德、金汉鼎渡金沙江入四川。这时全省盗匪四起，云南各县纷纷组织民众自卫预备大队，他被推为盘溪第四预备大队长，防御土匪骚扰。土匪禹发起围攻盘溪，有认识他的人说：“我们进城不抢他，何必为难我们。”

　　江川土匪蒋世英威胁华宁县城时，他曾率回族500精壮担任城防司令，保卫全城生命财产的安全，驻城期间受到华宁财政局长李奇馨的热情款待。

　　在他担任大队长期间，有几件事值得提及。一是广东人在盘溪摆赌(打花)，有人送给他一大笔钱，他用来修北门至十字街口的路；二是有人送他一对德造十响枪他没有接受。他的警卫马奇文等说：“我们收下，背在身上，一显威风，二可壮胆。”他说：“将在谋，不在勇。兵，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三是有一次回族中少数上层在清真寺内骚乱，后召开群众大会，蛊惑群众，竭力主张要与汉族"抬龙"(武斗)。他说：“与汉族械斗是不义之争，如果非坚持械斗，大队长我不当。”他的辞职，使回民群龙无首，一场回汉彝互相残杀的惨剧不平自息。四是他不利用与滇越铁路盘溪站站长梁亦安和法稽查施必勒的私人亲密关系派车做生意。

　　1927年与忽姓有多年姻亲关系的马姓两大派内部为掌教权发生冲突，彼此在街上持枪对峙，一触即发。忽本初受盘溪回族绅老上下群众的重托，只身到玉溪北城清真寺劝请回族中著名学者四大阿訇之首马健之来盘溪任职，本初被推举为监察委员，主张伊斯兰教的和平团结，一场回族内部纠纷得以解决。

　　这时他已是33岁的青壮年了，回忆过去痛定思痛，他深深感觉到回、汉、彝族最迫切需要的是文化教育事业，所以当沙甸的马坚、林兴华，纳家营的纳忠等由沙儒诚率领到埃及留学时，他也竭尽全力鼓励资助马有连(盘溪人)到埃及哈尔大学留学，可惜学而未归。

　　为了彻底改变不学汉文的保守思想，他首先邀约一批有进步倾向的回族青年凑钱，订阅了上海的《申报》和《东方杂志》，在清真寺设阅览室，以启发群众，做一些老人和比较保守者的工作。在马健之、马云昌、李文明弟兄、马景文、马容诚、马静轩、马月辉、马有正、马义诚、马朝品等人的支持下，成立学务维持会，这时，盘溪回族只有初级小学四个班，校址设在白衣庵寺内，教师有马才林、杨珠绅2人，马容诚、忽本初先后担任校董。

　　因为初小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学务维持会在群众思想提高的基础上，倡议成立真光小学(完全小学)，由忽本初任第一任校长，把学习汉文的高小设在清真寺内，这是旷古未有的创举，为此他还作了一副对联以记其事：“学务届三周，忆当年，惨淡经营；维持集群力，喜今朝，成绩斐然。”

　　在清真寺专修阿拉伯语的学生如马奉一、马恒丰、马逵、马本俊、王佩山、马学文等也都参加一班的学习。校长是没有工资的，继任的校长马云昌等同样是尽义务的，有时还要负担对老师的招待，老师不分汉回、性别。男的有马卓然、顺宁的李学忠、江川的张希乔，女的有昆明的谢云松、李彤芬等。

　　当真光小学第一班毕业时，盘溪还没有一所初级中学，有的学生想到昆明读书又力不从心，忽本初耐心动员说服毕业生的家长，在取得江川铸民中学董事长金汉鼎的同意后，以他的爱子忽毓成为示范，把毕业生中一部分同学送到铸民|中学补习班就读，受到校董李梦兰、张汉三、吴廷宽的热情接待，开创了盘溪成批的青年学生步行百里之外留学的先例。并影响了汉、彝族大批学生到铸中报考。。

　　今天真光小学的毕业生已遍布国内外，如台湾的马恒兴、马来西亚的马质彬、泰国的罗荣恩等;有留学苏联的，有教授、专家，有中小学校的校长，还有不少的教师和科技人员。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真光小学这一块培养幼苗的沃土，教师、专家、干部是无法成长的。

　　为了培养教师，他在创办真光小学不久，又与盘溪王凤云、王灵谷、刘瑞芝、段立九、张楚珍、张世民等创建盘溪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今华二中)。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云南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他与北大教授马坚，白寿彝、买树槐、马伯安以及研究郑和的专家李士厚等同期被选为理事，协助抗战工作。并鼓励真光小学的学生马恒丰、马质彬、马恒兴、马奉一等报考黄浦军校。l939年夏天，白寿彝、马坚等由昆明到盘溪看望忽本初，他命忽毓成将岑毓英致刘仲鸿(I868)、李维述，马忠致刘仲鸿的信，用楷书抄送白寿彝作为充实“回民起义”一书的史料。

　　当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他提出了结婚不坐花轿的改革倡议，得到马健之、马华堂、马云昌弟兄、马有正、马有柱、马兴明等的支持。由真光小学一班学生马俊芳首开先例，省除不合回族习惯的烟酒招待，以后盘溪的汉族、彝族也相继效学。

　　抗战胜利了，人民都希望休养生息，但又发生了镇压学生的“一二·一”运动。接着内战爆发，老百姓负担加重，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确保盘溪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忽本初又以他为首组织的农会号召抗纳自治捐税，华宁县长彭嘉猷扬言要逮捕他，终因顾忌农会势大，不敢执行。这之前他还叫其子忽毓成到农会夜校教农民识字。

　　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后，他担任盘溪拥政会副主席，I950年-I951年间，段毓华任中共盘溪区委书记，马本祥任区长时，他积极参加了征粮征购，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工作。1952年被选任为华宁县土改委员，玉溪专区联合政府委员、政协委员。曾与滇西的赵钟奇、昆明的马伯安、滇东的李杰候及滇南的回民代表参加省协商会议。后又担任华宁县各族各界代表会副主席，转建委员会委员，调解委员等职。仅1955年他调解的婚姻纠纷就有502件，其它杂案20件。他的生活费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I952年订为行政17级，每月91元的时候，他曾向领导提出：“目前国家困难，我大的子女都工作了，家中只有一个小女孩，负担不重，请求将工资减去一半。”领导应允，但执行了几个月后又说：“这是上级的规定不好更改，重新补发。”

　　在他任代表会副主席期间，华宁组织全县3000民工兴修华溪至盘溪小甸头的水利工程，领导考虑到他已年过花甲，没有安排他上工地。但他深知水利的重要，何况这是把盘溪大半个坝子由旱地变为良田的善事，于是他主动报名并担任工程处副主任，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做些协调各族民工的思想工作。全长44公里多的华盘大沟修好后，他高兴地写了几首自称为俚语的通俗诗句。1958年在玉溪红塔山大炼钢铁期间，有记者向他采访，他写下了几句诗作为记事。5月因为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批评“千塘萝卜万塘瓜，只见花，不见瓜”的虚报浮夸现象，被错划为右派，送煤厂劳动教养。在煤厂半年，每次得奖的香烟都分赠当时的伙伴。以后便回生产队挣工分谋生。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劝阻回族青年不要参加武斗。1979年9月改正错划，恢复公职，这时他已经８５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他乐观地说：“我比刘少奇好一些”。

　　I981年沙甸事件“平反”，他认为“文革”后期之所以动乱，原因之一是不尊重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以又命忽毓成写下“清真寺”三个大字，刻在楚石上，分赠云南全省回族主要聚居地的大清真寺，以便抛砖引玉，提醒各族干部、群众尊重民族习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防害团结。昆明顺城街、东寺街，昭通地区的清真大寺、以及大理、巍山、沙甸、开远、玉溪北城大营、纳家营、盘溪、开远地区的田心等地，都有由忽本初立石、忽毓成学书的“清真寺”三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重见光明，在昆明幸福地安度晚年。I982年与亲属言谈中溘然辞世。华宁的有识之士评论说：他为盘溪的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