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璋

刘秉璋

　　（1826——1905），字仲良，安徽庐江县刘墩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元年（1862）入淮军赴上海。次年转战江苏福山、太仓和浙江的嘉善等地，镇压太平军；后又驰骋苏、皖、鲁、豫、鄂五省压捻军。授江苏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未到任）、江西布政使。光绪元年（1875）任江西巡抚，光绪四年（1878）以乞终养老母辞职回家农桑。光绪八年（1882）又被起用，任浙江巡抚，当法军侵占越南，继而侵犯我东南沿海时，他于宁波设立海防营务处，加强统一调遣，布置沿海防务，沿岸筑长墙、置地雷、封海口，以所有兵轮据险设防。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法舰突入跤门，他命守备发巨炮，击伤法船两艘，法舰败逃金塘山。几天后，法舰又进犯虎蹲山北，再痛击之，火炮击中要舰，法将迷禄当即毙命，法舰仓惶驰逃，不敢再犯。但法军贼心不死，后以小轮窜犯宝山口，他命守将选勇突起击之，法军伤亡惨重。镇海之役，计击沉法舰一艘，重创三艘，火轮、小船多只，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光绪十二年（1886），刘秉璋任四川总督，查办遗留的“重庆教案”。因美、英教会强行占地建教堂，民众反对，教会组织武装杀伤30余人，激起公愤反教会，焚毁教学，散发传单，揭露美、英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使美、英教会更为不满，关杀儿童和民众。洋人践踏中国主权，激起川西11县民众起来反教会。刘秉璋在查处中，处死杀人凶手和闹事首领，未镇压群众，美、英教士不满，纷纷致电总署，要求惩办秉璋，腐败无能的清廷迫于英、美、法公使要挟，将刘秉璋罢官归里，光绪三十一年（1905）病逝。逝后，由于两江总督周馥的疏奏，清廷准其“复官，予优恤，建祠”。
是一名著名的淮军将领。他一生爱国、爱民、爱家乡，从小勤奋好学，胸怀大志，青年中举成名，由于国家动乱，由翰林院编修而入军幕，投笔从戎，平吴剿捻后，而逐步成长为一名封建官吏。中法战争期间，他力抗外侮，指挥了著名的“镇海之役”，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近海保卫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督蜀十年，勤政廉洁，爱民亲民，用竹笼古法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百姓。由于“成都教案”，他维护民族利益，被清廷罢职。他在离川时，“绅民罗拜车前，拥塞不通者四十余里”。他一生谈泊名利，却十分重视教育，为家乡捐建了三乐堂书院、南京庐江试馆，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材。为重视文教事业，刘秉璋还在庐阳书院、敬敷书院、祟文书院设立助学资金等。

　　刘家第二代五兄弟，子承父志，后来也都曾风云过一时。老大刘体乾，在袁世凯当政时官至四川省省长（宣慰使），所谓两代人先后督蜀，一时传为美谈；老二刘体仁是举人，原在京城为官，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遂弃官回家；老三刘体信（声木）成为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他的关于楚辞类的藏书，被郭沫若称为海内第一。五兄弟中最负盛名者，是后来出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刘体智（即老四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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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刘体智 (刘晦之)

　　刘晦之（1879~1962年）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晚清重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 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列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至交，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返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

　　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录统统收齐，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

　　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香港利达集团总裁刘永龄是清代两广总督刘秉璋的后人
刘永龄的父亲刘体智是我国著名收藏家，殷墟出土的众多甲骨是由他
收藏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