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纪念我的父亲

今年十月，是家父为之效力毕生的宜丰中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而恰好今年也是家父八十周岁诞辰。脑海中，父亲的音容笑貌如此强烈地浮现在面前，它有如春江水涨般的汹涌，撞击着我的心灵，冲开我回忆的闸门。二十多年了，我知道是永远也忘不了的。我想，我会把父亲永远地留在自己心里，但我更想用文字把父亲展现在更多的人面前。我深知自己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很难用准确的词句来表达我对父亲的思念和爱，更生怕自己拙劣的文笔有损父亲的形象。但是我又想：只要用自己的心去写，虽然写不出优美的文章，总可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吧？我终于提起了笔，特写下此文以作纪念。

说起我的父亲，1949——1975年间在宜丰中学工作过和读过书的人，我想可能没有谁会不知道漆贻谷的。父亲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起到宜丰中学任教，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弃世，整整二十六年的教师生涯，他教过的学生也应该是桃李满天下吧……

回顾父亲，他生性刚毅耿直，爱憎分明，敢说敢为，而且多才多艺。学生和同事以及家人邻里对他都非常崇敬，在小县城口碑很好。父亲对子女威严又不乏慈祥，对亲人关爱又要求甚严，对我们姊妹的品德有着极大的影响。

父亲的经历我知之甚少 ，是从他留下的少量遗物中和宜丰县志上的记载中我才知道了一些父亲坎坷的经历。

父亲名贻谷，学名承式，字戬丞，号思彦。生于壬戍年十二月十九（公历1923年2月4日）。八岁时即随我的祖父到省城南昌读书，十四岁就考入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江西财大前身）那个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苦难岁月，局势动荡不安。父亲就读的“高商”也随着当时的省政府迁徙再三，先后在梅岭、靖安、安福、兴国、泰和等地流动教学。

年轻的父亲此时正是热血鼎盛的时期，爱国激情驱使他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利用假期从事抗战宣传，先后参与组织“宜丰旅外同学假期战时后方服务团”；在兴国发起组织“晨呼社”（英文缩写 S.F），并且担任负责人 ；带领学生下乡宣传抗战，出壁报、编演文艺节目、调查和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搞得有声有色。为了抵制汉奸教育，1939年秋天，他参加发动学生罢课，与亲日派、汉奸作斗争。他还举办暑期补习班，为困难学生筹集生活费。他还发挥自己的音乐专长和小提琴技艺，组织“高商乐团”，编写抗日歌曲进行宣传演出。做了大量的支援抗战、爱国救国的工作。

父亲天资聪慧，学习非常刻苦，特别是音乐和英语成绩更是出色。以至当时“高商”的老师都惊叹地说父亲是个前所未有的学生，深得老师喜爱。

父亲十九岁就从“高商”毕业，走上社会，开始了谋生之路。他先后在江西省文化运动委员会担任过会记、在母校“高商”担任过三年的音乐、英语教员；还在联合国机构“抗战难民救济总署（又叫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过。后来又到了南京，在军需部门担任会计。

1949年初，父亲离开了南京，放弃了身居国民党军队要职的大舅带他和家人去台湾的机会，还放弃了留在南京或到南昌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阔别十九年的家乡宜丰，并马上投入到宜丰县立中学的教学之中。

在解放大军到来之际，父亲与省民主同盟组织的派员一起积极参与迎接宜丰解放的工作。在当时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县城，他以“青年学术研究会”的名义，书写张贴进步标语口号，宣传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父亲还不顾个人安危，只身亲赴国民党地方武装驻地劝说自卫队、警察局、省警消防队的人员倒戈投诚共产党。宜丰的和平解放有父亲出的一份力。他还将当时县城内敌方党政要员及反动土豪劣绅的情况制成表格提供给刚入城的军队代表，使军管会迅速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父亲还通过祖父在南昌的关系，自费从省城购买来大批宣传共产党的刊物，如：《减租减息》、《人民公敌蒋介石》，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江西日报》等书刊运到宜丰，创办起了“新生书报社”，在家中和街头摆摊借阅，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父亲出身于富裕家庭，为了光明和理想，他背叛了家庭，在建国前就投身于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并担任了宜丰民盟组织的负责人。1951年，父亲出席了江西省民盟盟员代表大会，还当选为宜丰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1951年担任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又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担任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父亲用自己的赤忱之心为党工作。

然而，1957年，生性耿直、刚正不阿的父亲出于对党的爱护，在当时发动的给党提意见的运动中，由于敢于直言进柬，结果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埋怨党，他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他深深地埋藏起自己心灵深处的创伤，坚强地担负起人民教师和一个父亲的职责。

父亲非常敬业，对学生很严格，经常在星期天把学生带到家里进行辅导。还教育学生要学真本事，他经常说：一个人要有一技之长，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鼓励学生要好好学习（本领）！

父亲很有音乐天赋，在学校里主要担任英语和音乐教学。父亲除了能作曲、歌唱得好外，还能演奏多种乐器，乐理更是精通。那时县里或者学校里有什么演出时，父亲的节目常常是少不了的。那时学校设立了合唱队、国乐队、演剧队等，经常组织大型的演出活动。

父亲对子女很严厉，但非常爱我们。虽然他一直身处逆境，人身自由经常受到限制，但是父亲还是表现得很开朗。父亲和母亲养育了我们子妹七个，负担是非常重的。更由于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被降得很低。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在政治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父亲没有因此垮下来，在家里还是经常充满着欢乐。

1966年，爆发了那场浩劫。转眼之间，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又沦为批斗对象。在那浩浩荡荡的“牛鬼蛇神”游街队伍中，父亲被戴上几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叉的大黑牌，然而却面无愧色。

在这残酷的肉体和身心双重打击下，父亲还是没有垮下，这是因为他看到从国家主席到各级党政领导都面临着和他一样的命运。虽然他没有了上讲台的资格，但是在学校的农场里，他与农工打成一片，磨练着自己。从养猪、放牛、种菜、耕地无所不干，无所不能。风里、雨里、烈日下、严寒中从不退缩。夏天，他打着赤膊在太阳底下干活，晒得黑黝黝的脊背泛着健康的光泽。在游街的路上，熟悉他的人们都会向他投去同情和崇敬的目光。

    有一段时间，是邓小平复出的那段被“四人帮”诬为“右倾翻案风”的日子，学校恢复了一段时间的正常教学。有真才实学的父亲也重新拿起了教鞭，走上了讲台，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那段时间父亲也可以回家住了。父亲又操起了心爱的小提琴。虽然父亲的声带当时已不太好，但还是能经常听到歌声和琴声。父亲拉琴为我伴奏唱《回延安》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一九七五年秋，政治气候又一次变了，父亲也又一次被赶下讲台。父亲因为受到更加严厉的监管、批斗、摧残，他开始想不通了，他也无法理解。当有些人再次把他回家的权利也无情地剥夺时，父亲再也无法忍受了。他选择了以死来抗争，以宝贵的生命来证明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依照父亲的遗愿，父亲葬在了宜丰中学后面一个叫“七星堆”的山坡上。那里可以看到他难以割舍的为之工作、劳动了一辈子的场所。

    父亲去了，遗憾的是父亲历尽了苦难却没有得到丝毫的享受，不过，这不正是父亲博大无私的情怀吗！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一九七八年五月，父亲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了。一九七九年四月，有关部门宣布父亲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宜丰中学举行。1987年，宜丰新编县志，父亲作为知名人物被载入人物传……

    父亲，您虽然离开了我们，您却永远留在儿女们的心里。我想，还有很多人也会记得您的。

                                     您的大儿子元颂

修改于二○○三年九月

今天我写爸爸的故事，感觉上总隔着一层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手头几乎没有资料，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时间似乎很短，而好像是爸爸的经历很坎坷，而内心太简单，以至我都不知道该告诉人们些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我能表达的意思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