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

　 于慎行（1545.11.3—1608.1.9） 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文学家。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亦极高，与冯琦并称于世。
　　字可远，又字无垢。山东东阿人（今属平阴县东阿镇人）。他少年时代天资极高，学习勤奋，17岁乡试中举。乡试放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欢宴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隆庆二年（1568）成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官。万历初年，升为修撰，参编《穆宗实录》，遂破例以史官充日讲官。日讲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学者充当，像于慎行20多岁年纪便成为皇帝老师的极为罕见。
　　于慎行为人忠厚平恕、襟怀坦白。不管对皇上、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神宗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字写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神宗很赞赏，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决了明朝中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明朝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神宗予以批准，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神宗收回成命，张居正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于慎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是因为你对我不错，我才不得不这样啊！”不久于慎行由侍讲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为礼部尚书。
　　于慎行担心张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拥护，但张居正没有听懂他的话。因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失和，称疾回乡。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去，反对他的势力执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于慎行被重新启用，官复原职。这时，张居正遭政敌攻击，死后被剥夺封爵，籍没全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已恳挚的语气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实堪可怜，望予关照。即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此举得到时人的称赞。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万历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礼部尚书。
　　恰在这时，朝中产生了“国本之争”，他也被卷入其中。万历帝的皇后无子，王妃于十年（1582）生皇长子常洛，此时已经9岁；郑妃于十四年（1586）生次子常洵。由于封建时代把立太子看作“国本”，于是发生了重大争论。
　　大臣们认为按“无嫡立长”的原则，应立常洛。而神宗喜爱郑妃，不喜欢王妃和她这个儿子，他想立郑妃所生的皇次子常洵为东宫。但是，王妃名分在郑妃之前，神宗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故而迟迟不立太子。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不能正位进学，非常着急。自万历十七年起，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请神宗早建东宫。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对此事义不容辞。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连疏极谏，请早立太子。神宗非常生气，再三降下严旨，责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于慎行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神宗很不高兴，大骂于慎行“要君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正在这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于慎行引咎辞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获神宗批准，归隐故乡。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宫已立、国本确定，廷推内阁大臣，他又被重新起用，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即担任宰相。这时候，于慎行已经年老体弱，重病缠身，经再三推辞不允，只好离家上路，勉强到京进谒。时，于慎行由于长途跋涉，身心疲劳，已有疾病，谢恩时，拜起不如仪，遂上疏请罪。归家后卧病不起，起草遗疏，请皇上亲大臣，录遗逸，补言官。到京13天就病逝于京华官邸，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一生以他笃实、忠厚、正直的品德受到朝野上下的尊重。他“学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明史》本传，下引同）（意即：他的学问有根基，贯通百家，熟知典章制度，记典论史，平实允当）。他明习典制，朝中礼制多是他亲手修定。他的诗，典雅而清新，为时人所重，被推为万历词馆之冠。神宗一朝公认他与临朐冯琦为“文学之冠”。被誉为“人品事业，宇内第一”。在家闲居16年，他探讨当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属词比事，写成《史摘漫录》、《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4卷，《谷山笔尘》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笔麈》记述了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考溯精当，纤悉具备。为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另有《谷城山馆诗集》20卷和《谷城山馆文集》42卷手稿，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回乡家居时，他关心桑梓事业，参予重修《东阿县志》，主持编撰《兖州府志》。他于万历七年所写的《东昌府城重修碑》，有“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等名句，至今被竟相传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