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高亿(1903-1947) 广西容县灵山墟仁勇乡林坚村人,别号兆豪,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1924年12月12日-1926年1月27日),国民革命军少将。
1924年12月12日-1925年4月18日在校入伍生队2营培训期间,正值第一次东征,随军校入伍生总队负责广州市区、黄埔警戒。
1925年4月19日,入伍生期满,经考核升为正式军校官生。入步兵科9队。
滇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叛变后,随东征军回师广州。1925年6月10日-15日,随军校生队在中山舰舰炮支持掩护下,打败滇军,占领广州市区平定杨、刘叛乱。
1926年1月毕业后任李宗仁、白崇禧广西定桂讨贼联军陆军第1军少尉排长。
1926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钢7军(中将军长李宗仁、中将参谋长白崇禧)第6旅(兼少将旅长夏威)第1团(上校团长陶钧)第1营(兼中校营长陶钧)中尉营附,驻节广西容县。
1926年5月初,第7军第7旅(旅长钟祖培)北上湖南衡阳,支援受到北洋军阀吴佩孚攻击的湖南军阀唐生智,由此打响北伐第一枪。5月25日,第7军在南宁誓师北伐(北伐军代总参谋长白崇禧上将)。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宣言出师北伐。
1926年5月-9月,第7军与“铁4军”(中将军长李济深)、第8军并肩作战,参加衡阳、长沙、汨罗江、汀泗桥、贺胜桥诸战役,打败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20万主力,攻占武昌。战后,所部被国民政府通电嘉奖为“钢7军”。
1926年11月升任第1团(上校团长陶钧)第1营(兼中校营长陶钧)第2连上尉连长,从此长期驻节武昌。
1927年2月升任第7军(中将军长李宗仁、上校参谋主任石毓灵)第2师(少将师长胡宗铎)第1团(兼上校团长陶钧)第1营少校营长。
1927年8月12日,所部扩编为第19军(中将军长胡宗铎、少将副军长兼参谋长石毓灵)第1师(少将师长陶钧)第1团(上校团长李思炽),仍任第1营少校营长。
1927年8月25日-9月1日,参加北伐军龙潭战役(北伐军代总司令、总参谋长白崇禧上将)。第7军、第19军和第1军(上将军长何应钦)并肩作战,彻底击败孙传芳。
1927年11月,胡宗泽、陶钧在武昌主持开办第18、19军随营军官学校暨第4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唐生智)随营军官学校。遂于1927年11月调任第18军(中将军长陶钧)、19军(中将军长胡宗泽)暨第4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少将校长董南、上校副校长周子昌)步兵科步兵教导第1大队少校大队长。
1929年3月,发生蒋桂战争,桂系战败。1929年春,原在武昌的桂系军队败走别处,前第4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学员1000多人出走鄂西宜昌,蒋介石遂下令收留这些学员,于4月初决定续办武汉分校,派钱大钧为教育长前往接办。4月18日,武汉分校再次正式开办。1929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1930年7月下旬,第7期学员毕业后,又招收第8期入伍生1个团于1931年3月并入本校学习。中间阶段的武汉分校于此宣告结束。
1929年4月18日,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7期(兼上将教育长钱大均)教导队第1团(上校团长张世希)少校团附(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教职员工表》)。
所部1团长张世希上校,后任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首都卫戍区中将副总司令,第7绥靖区中将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区中将副总司令;
1团2营长吴继光少校,后任陆军王牌虎贲74军58师174旅少将旅长牺牲于淞沪会战;
1团1营1连长毛麟义上尉,后任陆军27军46师276团上校团长,于兰封会战亲自担任敢死队长,手持大刀第一个冲上兰封城,牺牲后追晋陆军少将;
1团1营6连连长罗贤达上尉,后任陆军66军中将军长;
2团团长夏楚中上校,后任陆军70军中将军长,第3战区32集团军79军中将军长,12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第10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20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整编21军中将军长,陆军王牌机械化整编5军中将军长;
2团3营营长李天霞少校,后任陆军100军中将军长,陆军73军中将军长;
2团3营副营长钱东亮上尉,后任福建建阳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军校学生总队1大队大队长张良莘上校,后任第八战区日俘管理处中将处长;
2大队5队队长陈大庆中校,后任第4师师长,58军副军长,新2军军长,29军军长,19集团军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陆军总司令(继高魁元以后任),国防部长(在高魁元以前任),陆军二级上将。
2大队6队队长张际鹏中校,后任36集团军14军中将军长。国防部第11和第5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第1兵团副司令官兼新编14军中将军长;
2大队6队1区队区队长高魁元少校,后任陆军王牌土木系18军军长、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防部长、陆军一级上将;
3大队大队长方天上校,后任王牌土木系18军中将军长,54军中将军长,20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南昌指挥所主任;
3大队8队队附唐生海
3大队9队2区队区队长方暾少校,后任陆军118军中将军长;
3大队9队3区队区队长阙汉骞
1930年3月所部改称中央教导3师,1930年11月28日又改称陆军第14师(兼上将师长钱大均)第1团(上校团长张世希),仍任少校团附。
王牌18军。年末随14师一部调回钱大钧13军。后期14师组建成王牌新6军,空运印度换装美械参加大反攻。1945年9月9日,奉调进驻南京组成受降部队参加受降仪式。
抗日战争期间,1931年12月,所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3军,遂任第13军(上将军长钱大钧)军部中校参谋驻节武昌。
1932年12月,任驻保定13军(上将军长钱大钧)军部暨保定第3新兵补充训练处中校参谋,1933年1月,任保定行营新5团中校团附(团长方镇,见国史馆资料)。
训练新兵组成陆军补充第1旅(王牌虎贲74军的前身)和补充第2旅(后改称第2师补充旅、第2师独立旅)。这两个旅系军政部为编练新式陆军师所成立的试验性部队,为保密对外宣称为旅级单位。这两支部队都是除所辖三个步兵团外,还直辖有高射炮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连、战防炮连、骑兵连、步兵榴弹炮连、卫生连。实际是师级单位的建制。
1933年6月,新4、5、6团组成补1旅,遂任陆军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王耀武)第2团上校团长(在方镇后、周志道以前,钱东亮、李天霞先后任3团上校团长,唐生海任3团1营营长、刘启勋任2团3营长)。
1933年12月与周志道对调任旅军官大队上校大队长。
1936年10月,任王牌虎贲74军51师上校军官大队长(见《黄埔军校将帅录》。王耀武、李天霞、钱东亮、唐生海、刘启勋均为其黄埔三期同学,周志道为黄埔四期同学)。
1937年8月-12月随51师参加淞沪会战。
1937年12月-1938年3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在对日军战斗中负伤,调离74军51师回汉口养伤。
1938年“4.29”武汉空战,在武昌起义后街44号(现为首义路3号)的家及南湖军校军营被日军炸毁。
1938年5月,伤愈回到桂军老部队,调任第5战区21集团军48军173师(原钢7军2师)少将参谋长(在梁家驹以后),参加第5战区徐州会战台儿庄外围战役,一度攻克江浦。
1938年7月-8月,参加第5战区21集团军31军(由原19军改称)173师武汉保卫战江北防线战役及武汉外围战役,再次负伤。
1938年11月17日,调任第5战区豫鄂皖边区抗日挺进队第1游击纵队(兼中将司令石毓灵,少将副司令刘昆阳、少将副司令刘杰承)少将参谋长。
1939年5月1日-5月24日,参加第5战区随枣会战,收复随县、枣阳城。在历次战役中,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1939年6月在追击日军作战中再次负重伤住院。
1939年11月,任第5战区鄂中抗日游击总指挥部少将参谋长(总指挥为石毓灵中将,见《黄埔军校将帅录》)。
1940年11月-1943年6月,调任兰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军训总队少将总队长(兼干训团长胡宗南上将、副团长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中将,见《黄埔军校将领全名录》)。
1943年6月-1945年6月,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上将)第3集团军(由西北军第38军扩编,上将总司令李铁军、中将总司令赵寿山)少将副官长(见《赵寿山回忆录-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驻节甘肃武威。
1945年4月经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叙任为陆军步兵上校军阶。
1945年6月-1946年6月,调任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兼总司令陈诚)联勤总部西安第7补给区(中将司令程开椿)少将参谋长。
1946年6月伤病复发病休。
1946年8月,调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
1946年11月,受训结业。派任汉中警备区少将副司令(少将司令王晋)(见《黄埔军校将帅录》)。
1947年2月7日,赴军事委员会开会,会后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黄埔一期的胡宗南上将于南京设宴为黄埔同学们饯行,酒宴上伤病复发,抢救无效,病逝于南京陆军总医院。堂号为槐荫堂,文明公第二十一世系裔孙。
封高亿(1903~1947),别号兆豪,广西容县灵山圩仁勇乡林坚村人。
1924年1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期间参加平定杨、刘叛乱,二次东征。
1926年1月27日黄埔军校毕业回广西。历任广西陆军第1军(中将军长李宗仁)少尉排长。7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中将军长李宗仁)第1旅(兼少将旅长夏威)第1团(上校团长陶钧)第1营(兼中校营长陶钧)中尉营附。11月,升任第1团(上校团长陶钧)第1营(兼中校营长陶钧)第2连上尉连长。
1927年2月升任第7军(中将军长李宗仁)第2师(少将师长胡宗铎)第1团(兼上校团长陶钧)第1营少校营长。8月所部扩编为第19军(中将军长胡宗铎)第1师(兼少将师长陶钧)第1团(兼上校团长李思炽),仍任第1营少校营长。11月,调任第18、19军随营军官学校(少将校长董南,上校副校长周子昌)步兵科教导队步兵教导第1大队少校大队长。
1929年5月桂系战败。6月,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第7期(兼中将教育长钱大均)教导队第1团(上校团长张世希)少校团附。
1930年7月所部改称教导3师(兼中将师长钱大均)第1团(上校团长张世希),仍任少校团附。1930年11月28日又改称陆军第14师(兼上将师长钱大均)第1团(上校团长张世希),仍任少校团附。
1931年12月所部改称(驻武昌)第13军(中将军长钱大钧),升任中校参谋。
1932年12月兼任保定警备司令部(兼中将司令钱大钧)新兵补充编练处中校参谋、新5团中校团附(国史馆资料)。
1933年6月新4、5、6团组成补1旅,任陆军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王耀武)第2团上校团长。后与周志道对调改任陆军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王耀武)军官大队上校大队长。
1936年所部改称第51师(少将师长王耀武),任师军官大队上校大队长。
1937年8月-12月随第51师(少将师长王耀武)参加松沪战役。
1937年12月-1938年3月随第51师(少将师:王耀武) 参加南京保卫战负伤。
1938年5月,调任第5战区第2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廖磊)第48军(中将军长韦云淞)第173师(中将师长贺维珍)少将参谋长。参加第5战区徐州会战台儿庄外围战役,一度攻克江浦。
1938年7月-8月,参加第5战区21集团军31军(由原19军改称)173师武汉保卫战江北防线战役及武汉外围战役,再次负伤。
1938年11月17日,调任第5战区(上将司令长官李宗仁)豫鄂皖边区21集团军(兼上将总司令廖磊)第1游击纵队(兼中将司令石毓灵,少将副司令刘昆阳、少将副司令刘杰承)少将参谋长。 1939年5月1日-5月24日,参加第5战区随枣会战,收复随县、枣阳城。在历次战役中,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1939年6月在追击日军作战中再次负重伤住院。
1939年11月,任第五战区鄂中抗日游击总指挥部少将参谋长(总指挥为石毓灵中将)。
1940年11月升任(驻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上将团长胡宗南、中将副团长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军训总队少将总队长。
1943年6月调任第1战区第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李铁军、中将总司令赵寿山)少将副官长(见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
1945年4月晋升陆军步兵上校军阶。6月,调任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兼总司令陈诚)(驻西安)第7补给区(中将司令程开椿)少将参谋长;
1946年6月病休。8月,调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
1946年11月受训结业派任汉中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王晋)少将副司令。
1947年2月7日病逝于南京陆军总医院。
在第三集团军期间与温家宝总理的叔祖父温朋久共事。温朋久在欧洲留学时,找到被蒋介石逼到欧洲考察的杨虎城将军,要跟随杨虎城回国抗日。因蒋介石不准杨虎城回国,杨虎城只好介绍温朋久找自己的爱将赵寿山中将的队伍参加抗日。赵寿山中将让温朋久担任第三集团军的办公室主任。
赵寿山是西安事变的骨干,是赵寿山最早向杨虎城提出要抓蒋介石,逼其抗日。西安事变时赵寿山是17师师长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负责逮捕在西安市内的蒋介石随员和解决市内的部队。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说:“你不是要抗日吗?就派你去前线!”于是,赵寿山的38军被派到娘子关、雪花山参加长城抗战。血战15昼夜,伤亡惨重,退到八路军的防区休整,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批准赵寿山为特别党员,党龄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算起,1942年10月,由彭德怀介绍正式入党。
嗣后,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达两年半之久。日军称中条山是他们侵华的“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1947年春, 经地下党组织董必武的精心安排,赵寿山和温朋久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监视,乘坐“救济总署”轮船,展转上海、天津等地,于1947年3月由河北静海进入解放区。在邯郸,他们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的热烈欢迎。
到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给予赵寿山很高评价,并任命他为彭德怀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前委委员,列张宗逊后。
1949年9月,赵寿山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石毓灵 (1890--1951)又名幼平、克忱,黄安(今红安)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步科、陆军大学第6期毕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即李宗仁部“钢七军”)上校参谋主任,参加北伐,1927年冬任第19军少将参谋长,后任第19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37年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9年兼任第5战区第1游击纵队司令,同年11月任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鄂中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并兼任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1940年秋被免职,1946年退役,1947年9月任湖北省黄安县县长,11月离任,1949年在湖北迎接解放。1951年12月26日在黄安(今红安)被判处死刑,1986年6月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1938年10月上旬,侵华日军占领淅河以后,以石毓灵为首的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下简称鄂三专)迁驻镇西上任家老塆。随县县政府随后迁镇西北下任家老塆,抗日时期,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及其所属机关曾退驻于此,其下辖十个县政府,也随之流亡,澴潭镇一时号称“小汉口”。这里,扼水陆交通之要塞,进可攻,退可守,历史上沿河码头桅杆如林,系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以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襄阳、樊城一带受到日本侵略军的严重威胁,在这种紧张形势下,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很快接受了钱俊瑞同志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立游击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两个平行机构。李宗仁任命国民党随县地区的专员石毓灵担任游击总指挥,任命爱国民主人士李范一、李相符分别担任政治指导部正、副主任,陶铸同志受聘为特别顾问。
1937年抗战爆发, 这里成为随州抗战中心和湖北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地, 领导人为国军中将石毓灵。他1936年4月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9年兼任第5战区第1游击纵队司令,同年11月任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鄂中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并兼任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
刀头喋血的黄埔将军——钱东亮
钱东亮,别名钱栋梁,字子皎,曾化名陆本义。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江苏省常熟县北门鹿苑人。先后毕业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第二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将官讲习班第二期(一作南京陆军大学参谋班)。
(一)无话不谈——钱长官嫡系爱将有文章称钱东亮是钱大钧的侄儿。如《程星龄先生谈郁达夫》:“当时福建的情况很复杂,管党务的陈肇英,和蒋介石是把兄弟,管军事的是钱大钧的侄子钱东亮”。《白刃文集》云:“泉州国民党驻军旅长钱东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子)”;《钱东亮在建阳绥靖情况点滴》也说:“钱东亮……系国民党大员钱大钧的侄儿”。此说恐为臆断,钱大钧是江苏省吴县正仪乡(现昆山市巴城镇)雅泾村人,而钱东亮虽同姓钱,又同是江苏人,但籍贯却是江苏常熟。钱东亮在回忆录也只称钱大钧为自己的老上司。
1921年,钱东亮曾在广州大元帅府警卫团当过兵。
1925年,广东黄埔军校招收第三期生。4月19日,钱东亮与李天霞、毛邦初、方先觉等人从上海乘太古公司的“广肇轮”去广州投考。几天后,转乘小火轮到达黄埔,随即进入黄埔军校招待所。经过文化考试和体格检查后,钱东亮被录取,编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团。
1926年1月军校毕业后,钱东亮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该团团长就是钱大钧。6月,北伐战争爆发,钱东亮调到第二师参加北伐,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后升任江苏省保安第二团少校营长、中校团附。
1930年3月,教导第三师在武汉成立,师长钱大钧将钱东亮调到该师任中校团附,钱东亮又回到钱大钧身边工作。11月28日,教导第三师改称第十四师,钱东亮仍任中校团附。由于该师在鄂北广水、花园及湖南岳阳、云溪各地附近作战时,被红军消灭了两个团,声名狼藉,故蒋介石决定将该师交给陈诚整顿。
1931年1月13日,第十四师与陈诚的第十一师合编为第十八军,钱大钧调任武汉要塞司令部司令,由陈诚任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原第十四师的团长们大都拥护钱大钧继续当师长,不愿跟陈诚走,陈诚便将他们全部撤换。2月,钱东亮到钱大钧司令部任上校谘议。
1933年10月,钱东亮随钱大钧调到军政部补充兵训练处,钱大钧任主任,钱东亮任该处第六团上校团长。两人关系密切,钱东亮在回忆录中称:“他(钱大钧)和我无话不谈”。12月,第六团改称军事委员会补充第一旅(一作补充第十旅)第三团,钱东亮仍任团长,旅长则是其黄埔三期同学王耀武。
1934年4月(一作33年11月),钱东亮调任第八十师第二三八旅第四七六团团长。
1935年4月,调任第八十师补充团团长。5月18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
1936年5月20日,国民政府晋授其陆军步兵上校衔。8月,钱东亮升任第二三九旅(辖两团)少将旅长,下辖两个团,即第四七七团(团长王锡侯)、第四七八团(团长李鼎彝)。9月,军队换防,第八十师(师长陈琪)接替第九师(师长李延年)进驻闽中,钱东亮率第二三九旅接替第二十五旅进驻福建莆田,旅部就设在城隍庙内。
北伐军的钢七军与铁四军谁厉害?
在中国大地上,除了“铁四军”外,还有另一支与其并列的精锐部队,那就是“铁四军”昔日的战友---广西的第七军,第七军在国民政府往后的讨伐北方军阀的战争中因在龙潭等战役表现极为凶悍,连续以少胜多地击败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的军阀部队,第七军得到了“钢七军”的美誉。而此时,粤军李济深部“新四军”与缪培南部“铁四军”的矛盾也开始激化,但是李济深深知自己的部队绝对不是“铁四军”的对手,要想打败“铁四军”,就必须得到“钢七军”的帮助。
1928年1月,李济深和桂系李宗仁达成合作协议,桂军“钢七军”三个师和李济深部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该师为李济深的嫡系,李济深本人为广西人,第13师主要也是以李的家乡广西梧州士兵为主,所以历史学家也有把该师称为桂军,师长徐景唐本身也倾向桂系,第十三师全师9000余人,桂军“钢七军”三个师当时每个师人数大致也是这个数)一共三万七千余人围攻缪培南的“铁四军”,其中以“钢七军”三个师为主力,在五华一线,“钢七军”主力两万七千余人与“铁四军”主力四万五千余人(“铁四军”另有一个师用于对付李济深部第十三师)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激战,双方反复肉搏,昔日北伐的亲密战友此时变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五华一线顿时尸山血海,“铁四军”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仍被“钢七军”击败,26师师长许志锐阵亡,五华一役,“铁四军”付出了两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败退,但是“钢七军”紧紧追击,在龙川贝岭,“铁四军”再次遭到“钢七军”的重创,又损失了近一万人,另李济深部第十三师也击溃阻击他们的“铁四军”一部。五华和龙川贝岭两次恶战,“铁四军”遭到了自建军以来最惨痛的损失,该军原先五万五千人,仅剩下两万人,损失了近三万五千人。“铁四军”遭到了“钢七军”毁灭性的打击。此役后,“铁四军”被迫退出广东进入江西驻防。从此“第四军”这个军的番号在粤军中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第四军已经被蒋介石编入了他的中央军中。第四军变成中央军后参加了对奉军的作战,表现中规中矩。战争结束后被缩编为第4师。师长缪培南,副师长朱晖日,下辖谢婴白10旅、黄镇球11旅、吴奇伟12旅。 此时,“第四军”这个番号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被取消。
国民党主力之首——钢7军
9月11日,毛泽东电告刘邓:“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主力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91—92页。
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 ,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汪东兴回忆录》
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第七军的战斗力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粟裕对这两支部队的评价也很高。
但平心而论,粟裕明白,这两支部队并不是理想的打击对象。尤其是广西部队,
擅长山地作战,在启蒙山区做战更有优势。且这两支部队打仗狡猾,顽强,和他们
作战肯定要拼消耗,且很难有大的俘获。
国共生死大决战之-《浴血孟良崮》
粟裕宁愿去打74军也不愿打右翼的桂系第七军和48军
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粟裕回忆录》
后来参加过此战的解放军连长回忆到此战时还说:"我们从东北打到湖南,打败过蒋介石嫡系五大主力中的主力,王牌军中的王牌新一军和新六军,但从没见过如此顽固勇猛的国民党军."的确,整个四野从东北到湖南,全歼了蒋介石嫡系五大主力中的王牌新一军和新六军,29小时攻克天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全军上上下下傲气十足,不把国军剩下的部队放在眼里,十分轻敌.部队在行进中很多时候竟然连前卫侦察兵都不派!(49军146师进入地形如此险要的青树坪时就是连前卫哨都没派,还排成个一字长蛇阵!)除了这些客观的原因外,以第7军为首的桂军素来战斗力就很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南剿匪记》
这位连长叫白耀忠,后来曾担任广州军区55军军长
在北伐的8个军中,最能打的是来自广东的第4军和广西的第7军。而4军的准备最好,7军的就差多了,这就愈发体现出7军的特色,
勇猛,顽强、敢拼刺刀,擅打硬仗。
《国共生死大决战--衡宝追歼战》
抗战期间,日军对广西部队也相当畏惧,因为广西军具有勇猛、顽强的刚性和坚忍不拔的韧性。他们在进攻中的攻击精神、火力组织、部队运动、迂回包围、协同配合;在防御中的工事构筑、火力发扬、预备队的使用、机动出击,进行白刃格斗等,都有其特长。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来到明光前线,采访了刘士毅军长及几十个官兵,写下了一篇报道,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在叙述战斗经过与战果后,感慨地写道:“淮南战场归来,使我益信,广西军之所以谓广西军,绝不是偶然的。广西军队令敌人心颤胆寒,这是他们经年积累埋头苦干的硕果。广西军是时代的骄子,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张灵甫到底是什么军衔?》
目前,在许多有关民国史书中常常出现把1935年以后的国民党军队中实行的职务军衔误作正式叙任军衔的情况,以至于以讹传讹,谬误流传。有些权威的史学专著中也把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的军衔称为陆军中将。但是,令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张灵甫被击毙后,国民党又追晋其为陆军中将军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这点,就要搞清国军军衔有正式军衔和职务军衔两种情况,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作用。
一、正式军衔是由国民政府主席签发任官状(令)正式叙任之军衔
正式军衔是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虑,由铨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的军衔。此种军衔由国家政府主席签发命令叙任,除了褫夺和晋升外,不随职务调动而变动。
格式如下:
国民政府任官状
蒋中正任为陆军特级上将,此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中华民国廿四年四月一日
二、职务军衔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任职令临时任命之军衔
职务军衔是一种临时性的军衔,而且职务和军衔是一体的,并且随职务变更而随时变更。如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是由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任职令,在任职同时授予的军衔,此种军衔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任职令,
格式如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令
兹任萧毅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此夸
委员长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二年十月十日
国民政府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法律确立明确的军队官佐的职阶和官位对应关系。职阶是指该员所任军职的相应军衔,即该军职能叙任的最高军衔,而官位是指该员根据资历、功勋的条件所叙任的军衔。当然,在国军中把军衔称为阶级等词汇,称为军衔则是人民解放军的做法。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大体上国军的职务军衔和职务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做: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副营长,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副旅长,少将——旅长、副师长,中将——师长、副军长、军长、(集团军)路军正、副总指挥、正、副军团长、兵团正、副司令、绥靖公署正、副主任、方面军正、副司令,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二级上将——个别军长(一般需要兼任省政府主席之类的重要职务)、路军总指挥、正军团长、绥靖公署主任、方面军司令、战区正、副司令,一级上将1935年授任在军界德高望重的9人,且采用定额制度,即退役或者除役一人则可择优从高级将领中晋任一人。在大陆期间只有程潜、陈诚、白崇禧三人获得晋任一级上将的殊荣。特级上将则从1935年设置直到1980年取消,自始至终只有蒋介石一人独有。
这种职务军衔实际是临时军衔,就是按照军官所任职务佩带军衔符号,任什么职就佩带什么职务所对应的军衔符号,职务下降或者取消军衔也随之降低或取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1936年2月29日发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中规定陆军中将军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上将衔(临时军衔)授予将来有可能正式晋升为该级军衔的军官,加衔者只是佩带二级上将军衔符号并享受二级上将的薪俸待遇。这一制度不适用于海军和空军的中将军官。而且,职务军衔的授任并不必然在国民政府公报上予以刊载,而正式叙任将官军衔则绝大部分都在国民政府公报上刊载。
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
第一条,陆军中将依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先加上将衔。
第二条,陆军第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
第三条,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之员数以陆军上将员额为限。
第四条,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给。
第五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自条例施行起共授予四十多人中将加上将衔,此军衔到1951年正式废止。但是,对于陆军中将以下的各级军官以及海空军军官的加衔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实践中却又实行了类似于加衔的职务军衔制度。实行职务军衔制度的初衷是,既可以在战时把更大的职责交给军官,又可以避免在战争结束后出现过多、过滥的高级军衔。而且按职务军衔佩带军衔符号,可以实现职务和军衔符号相一致,便于对部队的作战指挥和平时管理,有利于调整新老军官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军官的积极性。
因此经常会出现职务军衔比实际军衔高的情况。典型的如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生前穿着中将戎装照片随处可见到,可是他直到1945年3月8日才叙任陆军少将的正式军衔,次年死于飞机失事后才追赠陆军中将。至于抗战期间屡建殊勋的张灵甫自从1937年由于抗战爆发而被特赦,担任74军51师153旅305团上校团长,1938年的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以后,相继升任58师副师长、师长、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虽然战功赫赫,职务也一路飙升,职务军衔也早已经晋任少将,但直到1945年2月加日才正式晋任陆军少将。1947年5月16日,时任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战死于孟良崮以后,1947年7月30日追晋陆军中将。张灵甫死前所佩带的中将军衔标志也是职务军衔。而张灵甫的老上级74军的老军长王耀武虽然职务军衔早已经是中将,但直到1945年2月20日才晋任陆军中将,时任第24集团军司令。不久,王耀武升任第4方面军总司令,下辖:胡琏的第18军,辖第11、18、118师;韩璇的第73军,辖第15、17师;施中诚的第74军,辖第57、58、191、196师及暂编第6师;李天霞的第100军,辖第19、51、36师;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辖第14、新编22师。国民党军队的五大王牌就有第18军、第74军、新编第6军三大王牌在王耀武麾下。王耀武直到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后被俘也始终是中将。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军的中将军衔是一个跨度很大、涵盖面很广的军衔。
女看林徽音,男看钱大均
中国历史上,美女很多,才女也有不少,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也不缺,但单就做“情人”做得最好的,莫过于一代才女林徽音了。
林徽音,1904年6月10日出生在被誉为“人间天堂”之一的杭州市,祖父林孝恂是前清进士,父亲林长民是艺术家与浪漫才子,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徽音从小家中是“往来无白丁,谈笑皆鸿儒”,这种家庭社交活动,使林徽音成熟早慧,聪明伶俐,落落大方,培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埋下了她长大以后屡屡遭受优秀男人苦追的种子。林徽音在培华女子中学毕业后赴英国圣玛丽女子学院留学,1924年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这样一个家庭出身,是标准的从人间天堂里出来的“书香门第”:父辈事业辉煌,从小家教严格,美丽聪明大方,少年留学海外。不是每个中国女孩都可以有这样的条件的,这是有“命”的,“命”不好,生在一个不是书香门第的家中,甚至读书也有困难的家庭之中,也是可能的和没有办法的,这取决于父母。
除了让我们不可学习的家庭出身之外,林徽音下面的三个地方,就可供天下好女共学之。
首先,她的“绯闻男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杰出的。换句话老百姓的说,她挑男朋友也是出类拔萃的眼光,或者说,她的眼光很高。
林徽音的一生,除了她老公,和她相互爱慕,在人生的历史中产生过纯洁男女感情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有过“情史”的)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男人,就有两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大牌清华教授金岳霖。这样的“绯闻男人”和现在的某些男影星男歌星形比,层次高多了。她和老公以及这两个人,相处得都非常好,三个男人相互之间都知道,可以说是公开的“超级PK”。
第二,林徽音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婚姻决定,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老公。
林徽音1925年在芳龄21岁时,选择家父老友、近代名人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成婚。她没有选择充满浪漫色彩的徐志摩,至少现实的结果,证明了她是正确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对诗人的爱情热情可以接受,但对诗人的生活稳定性不信任。这个正确的决定,奠定了她一生幸福浪漫的基础。
第三,林徽音结婚后的表现:既恪守中国传统妇道做了一个好妻子,又始终怀有浪漫情怀。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这样一个从小留学海外,说着一口流利英文的大家闺秀,观念应该是非常“酷”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林徽音不是。
婚后,梁思成问林徽音为什么没有选择徐志摩而选择他,林的回答是:我要用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和梁思成结婚后,林徽音便用她的绘画才华替学习西方的建筑理论,专门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丈夫画草图,整理古建筑遗迹。梁思成的著作中的插图,都是由林徽音手绘的。抗日战争中,生活条件的恶劣使林徽音染上肺病,但因为梁思成无论怎样也不能放弃那些即将被毁的古建筑,林徽音也就拒绝了再回美国养病的安排留在了老公身边。这种决定,又有多少当代“酷女”做得出的呢?
结婚以后,她和徐志摩之间的那段情,依然若隐若现。有一种说法,徐志摩最终发生的飞机失事意外,不是为了多挣钱以支付陆小曼的高昂生活支出,而是为了听一场林徽音的演讲而搭机奔赴北京,不想,徐志摩奔赴的不是北京而是天堂。这真的是可以称作“若为爱情故,生命皆可抛”了。另外,梁思成对她和徐志摩的感情的了解及缄默也是一般老公做不到的:据说,梁思成甚至亲自捡了一块徐志摩坠机的残骸,带回北京让林徽音一直摆在案头直到她病逝。数年後林徽音还继续发表给徐志摩的“情诗”。在她临终前,她要求并第一次见到了徐志摩的夫人张幼仪,虽然什么话也没说,却了却了一生的一个心愿。
徐志摩之外,林徽音的“情人史”并没有结束。她的邻居,同为清华的教授金岳霖爱上了她,而她也有点爱上了金岳霖。故事到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当代好女学习的,但接下来的故事就令人油然而生敬意:有文章说,林徽音坦率地向她的老公梁思成“坦白”了,而梁思成也对她“坦白从宽”,让她自己决定。当然,结果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她选择了继续留在老公身边。有人写文章透露,后来金岳霖教授在林徽音去世以后,还在她的生日那天,请大家吃饭,表达他对林徽音的爱恋之情。这样的男人,在今天就更少了。一种主流的说法是,金岳霖教授后来终身未娶也是因为林徽音。
林徽音难得之处和值得当代才女学习的是,虽然她有如此超级优秀的“钻石爱慕者”,虽然她本人的条件是如此优越,但她作的重大人生关键决定,都是正确的。在她身上,并没有犯很多美女和才女犯的低级错误,承受“红颜薄命”的不堪命运。
才女林徽音的三个爱情男士都是文人,而下面我们要说的男人,却是个军人。
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有个很有名气的军人叫钱大钧 (1893~1982年 ) ,江苏昆山人,资历深厚,可谓国民党元老。191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第一批党员。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钱大钧先后任黄埔军校兵器总教官、军事总教官、军校参谋长。1927年10月,钱大钧晋升为上将,大家可能不知道,1927年时,国民党将领中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只有三人:蒋介石、何应钦和钱大钧。钱大钧风度阳刚,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当年黄埔军校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黄埔三俊”: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军事总教官钱大钧。可见钱大钧是个“大帅哥”。不仅如此,钱大钧还文武双全,书法挺秀,通晓英文,对佛学很有研究,堪称“青年儒将”。
对天下好男来说,钱大钧的这种条件,也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但钱大钧谈恋爱的事情,就是可以观摩学习的。
因为钱大钧的这种个人条件,“引来无数名门闺秀竞折腰”。但钱大钧是个爱情新派人,在舞会上和一位欧阳藻丽小姐一见钟情。这个恋爱的开始,非常“正点”很合适天下男人学习:两个人不是通过别人介绍,而是自己在浪漫的舞会上认识。所以,钻石王老五们,今天晚上适宜去参加情人节舞会。可以想象的是,钱大将军拿出军人打仗占领高地的功夫发动猛攻,欧阳小姐招架不住,很快就堕入情网。军人打仗,岂止在战场。
但故事马上出现第一个曲折:欧阳小姐家为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家(如果女朋友家庭很有钱,你要看看他老爸是干农民工包工队的有没有上市,还是干IT高技术的已经上了NASDAQ),一对姊妹花如同当年大小二乔,名声远扬。欧阳老爷子家教森严,对于女儿私定终身大为愤怒,及至知道未来乘龙是一位“丘八”,更是坚决拒绝(对军人没有感情,有偏见)。没有办法之下,钱大钧和欧阳小姐洒泪而别,回了武汉。这样行事的父母,今天可能很少能出现了。这次“棒打鸳鸯”,为钱大将军后面的爱情婚姻值得后人称颂的埋下了最重要的一个伏笔。
故事接着出现了第二个曲折:钱大钧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表明心迹了:在武汉大街上,这位大将军突然抽出手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就搂火,幸好他的副官眼明手快,救下他来。这样的为一个女朋友“玩真的”,可是一般男人做不到的啊。所以老百姓说,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为,结果也有非常之奇。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自杀的例子并不少见,抗战前有三大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个是我国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将军,因为壮志难酬,无法为国建立一支军官队伍而吞枪;第二个是老同盟会员军委会高参续范亭将军,因为日本侵占东三省在中山陵前切腹;第三个呢,就是这位钱大钧将军为情所困了——注意啊,只有钱大钧是为情所困啊。
于是,故事出现了第三个转折:钱大钧的“爱情保卫战”出现了重大转折:消息传到上海,欧阳家发生了“家庭光荣革命”,一直看不惯此事的二小姐欧阳生丽挺身而出,护送姐姐“私奔”武汉(有两个女儿的父母注意了啊,小心这样的“人小鬼大”的二女儿呵)。于是,钱大钧柳暗花明,洞房花烛。这真叫: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护送”,为今后钱大钧的好事成双奠定了最最重要的人物感情基础,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故事还没有完。
钱大钧将军可算痴情,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出了名的好钱不好色——当然,后来也搞了一个女人,但居然是太太逼的,这和刚刚出事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重婚差别很大啊。钱大钧后来养“二奶”非常传奇:他的太太欧阳藻丽后来身染重病,垂危之际夫妻情深,不忍钱后半生寂寞,要钱同意自己死后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欧阳二小姐早就对这位姐夫情有独钟,长期不论婚嫁,自是垂泪答应,心中暗喜。钱表面答应,却又流露出后半生独身之意。钱夫人遂强行要求自己的妹妹和老公在自己有生之时同居。这一招,够狠,但也一时传为美谈。不料阴差阳错,钱夫人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最后就形成了姐妹同嫁一夫的奇事。这就应了那句老百姓的话:“桃花运来了,挡也挡不住”。
故事说到这里,全世界的适龄男人,都在心里暗暗羡慕钱大钧,直想自己在今天情人节晚上的舞会上,会不会开始同样的桃花运。
不过呢,可怜天下父母心:欧阳老先生哪,阻婚不成,结果把两个女儿都赔了进去。想当年,大小二乔还分别嫁给了两个英雄好汉。所以,老人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基本上还是对的。
钱大钧后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1936年西安事变中,钱大钧中弹受伤。1938年,钱大钧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市长。1949年到台湾后任战略顾问,中央委员。1963年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1982年7月21日在台北逝世,终年90岁。有两个姐妹太太伺候,很长寿的呢。
不过,也有某些人说,上面的经过不一定全是真的。我们无法考证,就采信通常的说法了。
今年回到老家后,不知不觉对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尚属一窍不通,纯粹附庸风雅。近日偶然见到一本篆书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权页上署名“吴县钱大钧谨篆”,书法漂亮,更兼出于名人之手,实属难得之物。说起钱大钧,那可是民国年间鼎鼎大名的人物,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时下有一种误区,将军们总被塑造成雄赳赳的汉子,但咱钱上将可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论起带兵打仗,水平反倒不敢恭维,于是之后多出任幕僚,倒是人尽其用。钱生得仪表堂堂,性格儒雅,除此之外,便是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尤善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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