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

1906年5月19日　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
1913—1917年　“米业小学”读书。
1917—1918年　因病辍学，养病期间读完其在高等小学的全部课本。
1919—1931年　上海“协太新”学徒、店员。
1931—1937年　上海创办“利用小五金工厂”任经理兼工程师。
1938—1945年　延安“茶坊兵工厂”任总工程师。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模荣誉称号。
1945—1948年　国内战争中，行军、生产。曾任“龙烟铁矿公司”代经理、“晋察冀边区兵工局、华北企业部”工程师。1947年在上寨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1955年　中央财经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计划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其中大部分时间在莫斯科办理苏联援我156个项目的设备分交工作。
1956年　电机工业部副部长。
1957—1958年　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兼任12000吨水压机总设计师。
1959—1961年　农机部副部长。
1961—1979年　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管九套大型设备设计、制造。
1979—1982年　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任《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编委会主任委员。
1982年　一机部顾问。
1978—1988年　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第五届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　离休 沈鸿，1906年5月19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1913年七岁时在本镇“米业小学”读书四年，这是他一生中接受的全部正规教育，但他酷爱读书，幼时好学历史和人文科学，稍长致力于技术科学，几十年勤奋不息，成为学有专长，知识渊博的专家。

1919年到上海一家布店学徒，从此走进他的“社会大学”。他的所有知识都是在“社会人学”里通过刻苦自学和大量的实践总结获得的。

1919年至1921年，沈鸿先在布店里当了三年学徒，然后升为店员，协助管账。在这期间，沈鸿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上海人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向帝国主义争取“华人市民权”的斗争，“五卅”惨案后的罢工、罢市和游行示威，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上海，以及“四•一二”惨案后黑暗势力重新恢复统治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开始感觉到内外反动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羞辱和深重灾难。通过与进步人士的接触和阅读《共产党宣言》、《世界史纲》、《史记》、《左传》等书籍，努力思索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民族的兴亡更迭和个人作用等问题，逐渐萌发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同时，上海的工商业和社会环境引发了沈鸿对机器的浓厚兴趣。他从拆装钟表，修理小电器开始，进而注意观察布店附近机器厂里的机床、动力机械以及各种工厂里的设备。1929年至1931年期间，他还有机会帮人筹建纺织厂、橡胶制品厂，从观察单台机器进一步增加了对大机器生产的了解，使他更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二年学徒期间，通过上夜校和自学，补习了英文和初中数、理、化。学徒期满之后，他的微薄工资除吃饭养家之外，主要用于买书。他还利用上海的公益文化设施充实自己，“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总商会图书馆”、“文化进步社”等都是他经常看书、借书的地方。由沪江大学一位教授编译的《世界十大成功人传》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书中发现，法拉弟、爱迪生等人也都出身贫苦，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正规教育，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取得很大成功。因而他深信，一个受正规教育少的人只要下苦功夫，通过自己学习和实践学会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本领，同样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

1931年冬，沈鸿从布店同事和亲友中集资5000元开办了“利用五金厂”，制造弹子锁。当时，这种“洋锁”是少数洋行，尤其是美国耶勒（Yele）公司垄断的产品。“利用锁厂”敢于向这块阵地发起挑战，引起了洋人们的惊奇和忌恨。耶勒公司先想花钱收买该锁厂，遭到沈鸿的拒绝。收买不成便施展降价倾销政策，企图把利用锁厂挤垮。沈鸿通过提高产品质量，薄利多销，不但使利用牌弹子锁在上海站住了脚根，还远销到香港和南洋市场。通过这场商战，沈鸿一方面痛感民族工业深受外国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国货能与洋货竞争的信心。于是他开始产生了制造汽车的雄心。他利用代友人管理汽车队的机会参加修理、拆装汽车，同时夜以继日地钻研《汽车发动机构造》、《材料学》等书籍。他决定先从汽车零件和维修设备做起，1936年他设计制造了一套制造气门的机器，得到成功。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沈鸿制造汽车的梦想未能实现。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鸿不愿沦为亡国奴，便于9月带领利用锁厂的7名青工，10部机床，乘两条小木船，随以胡厥文为首的爱国工商界迁移委员会向大后方迁移。

长途奔波到达武汉之后，沈鸿发现国民党政府无心组织内迁的工厂为抗战出力，只是溃散逃跑，没有明确的方向。正当他徬徨失望的时候，八路军平型关抗日大捷。同时他听到看到的种种事实证明，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于是他决心带了全部工人和机器，经西安奔赴延安。

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沈鸿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在这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向能够找得到的书本学习，向李强、钱志道、徐驰等专家和有丰富实际经验的老工人学习，经过反复实践探索，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使一个个难题都得到了创造性的解决。据统计，八年中沈鸿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经过这样的艰苦锻炼，沈鸿的知识和本领大大提高了，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此，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发给沈鸿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是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四个大字。

抗战胜利后，沈鸿从延安到晋察冀解放区工作，曾任张家口龙烟煤矿代经理，兵工局华北企业部工程师。1947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进入北京，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43岁时与志同道合的吴平结婚，实践了“先立业，后成家”的夙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1955年4月，沈鸿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任处长、副局长。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全国工业状况的调查研究和与苏联洽谈援建项目。在国内，他跑遍主要工业部门的主要厂矿，对国外，他多次随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去苏联考察、谈判，奔忙于北京、莫斯科之间办理设备交接工作。1955年9月到1959年8月，沈鸿先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地方机械工业）部长助理，电机工业部副部长和煤炭工业部副部长，一直协助张霖之部长工作。

在这以后，因为中国基础工业已初具规模，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决定国家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大型设备。1958年5月，在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制造万吨水压机，得到批准。当年秋天便开始万吨水压机的设计工作。这时，中国的生产设备尚无制造万吨水压机的能力，沈鸿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拼焊结构。1959年8月到1961年底，沈鸿调任农业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这期间，完成了万吨水压机的制造、安装和投入生产。同时期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协助水电部解决了三门峡水电站15万千瓦大型水轮机转子焊接的难题。1961年底，沈鸿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持中国国防尖端工业所需九大设备的设计制造工作。九大设备工程浩大，难度极高，前后历时9年，到1969年才最后完成。1961年底至1979年底沈鸿任一机部副部长18年，1980年至1982年初调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在这20年期间还主持了马鞍山铁路车轮轮箍轧机、本溪辊宽1700毫米薄钢板连续式热轧机、攀枝花钢铁公司成套生产设备、舞阳宽4200毫米特厚钢板轧机的设计制造工程；积极参予了汽车工业技术改造、葛洲坝闸门等工程；主持或参予了从仪器仪表到发电设备，从农业机械到军工配套的大量工程项目的研究和决策。70年代中期，为了汇总国内外机电工程的知识和经验，他主持编辑了总共25卷，3000万字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在80年代，又主持编辑了250万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卷。1988年6月，沈鸿以82岁高龄离休。

沈鸿负责主持的重大工程项目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简介其中的几项。

最早而最重要的是12000吨水压机，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有无，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基础工业如军工、钢厂设备等制造能力。1958年沈鸿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写信给毛主席建议：“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自己设计、制造符合中国情况的12000吨水压机”得到批准。万吨级水压机在原理上结构上并无奥秘，难处在于它的零件非常大，因此制造它所需的设备也非常大，在1958年时，中国原来没有生产12000吨水压机的条件。但那时，对于一种新的焊接方法—电渣焊已被比较成熟地掌握了。沈鸿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机会，便考虑用拼焊方法，将我们不能做的零件先做成较小件，然后将它们用电渣焊拼合起来。沈鸿这一想法，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不但万吨级水压机提前几年出现了，而且对全国科技界、工业界都有很大启迪和鼓励，并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但要实现这一方案工作是极其艰巨的。以水压机的四根立柱为例，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大钢锭和锻造能力。想了多种方案，最后决定用锰钒铸钢筒体八段，电渣焊接成为长18米的大钢柱，每根净重80吨，这四根擎天柱是12000吨大水压的最关键件。这一关过了，其他许多高压容器、高压缸等等都迎刃而解了。沈鸿常说这种种方法可以说都是依靠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老技术工的创造而我自己只是参加讨论和最后决策而已。其实这台全焊接结构的万吨大水压机的制造成是一个相当复杂过程，任何一个步骤中如有失误，都会为以后造成极大的困难。沈鸿和他助手林宗棠在这工作中从设计到工艺安排，直到施工安装，每一环节都亲临前线指挥。为了检验设计，先制造了一台1/10的1200吨试验机来验证和修改设计。12000吨全焊接结构的制成完全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外力，增强了中国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决心。

万吨水压机的工程还没有脱手，沈鸿又接受了领导“九大设备”设计和制造的更艰巨的任务。如果说，万吨水压机之役还只是沈鸿亲率一支精兵，在上海打了一场攻坚战，那么，“九大设备”之役便是以全国为战场，打了一场重型机械制造的攻坚战。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际环境严峻。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以大大加强国防。所需的新型原材料必须立足于国内。1961年5月党中央批准研制的“九大设备”就是为生产这些新型材料而研制的重大机器设备。

“九大设备”不是九台大设备，而是九套大型成套设备，包括840种，1400多台，总重量45000吨的复杂、精密的重大机器设备。这九套设备是：
第一套：30000吨模锻水压机；
第二套：12500吨卧式挤压水压机；

这两套共有298种、460台，总重量24750吨的机器设备，主要用于飞机、导弹的翼梁、壁板、型材、鼻锥的锻造和挤压。
第三套：辊宽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
第四套：辊宽2800毫米铝板冷轧机；

这两套共有221种、303台，总重10000吨的机器设备，用于轧制飞机、导弹用的大铝板。
第五套：直径2~80毫米钢管轧机；
第六套：直径80~200毫米钢管轧机；

这两套共有189种、318台机械设备，总重3800吨，用于轧制飞机、导弹及其他尖端技术用的薄壁耐高温钢管、不锈钢管等。
第七套：辊宽2300毫米薄板冷轧机；共有106种、222台机器设备，总重6220吨。
第八套：辊宽700毫米、20辊特薄板轧机。

这两套用于轧制宽而薄及特薄的耐高温钢板和不锈钢板。
第九套：10000吨油压机。

主机2种、2台，总重1500吨，用于压制玻璃钢导弹鼻锥。

在这些机器设备中，重百吨以上的大工件18件，最大的工件重约160吨。

这一大战役，涉及中央10个部委，上百家工厂，1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1万多名工人，进行了100多项重要的试验研究。原定1966~1967年完成交货，但正在交付设备的高潮中，“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干部受迫害，工作被搞乱。幸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检查督促，才在1969年最后完成。历时近9年完成的“九大设备”，当时世界上全部拥有的只有二三个国家。这些设备适用、可靠、造价低。对外开放以来，美、日、联邦德国等国专家参观之后，对60年代中国已研制出这样的成套设备无不表示惊异和赞佩。这九套设备在本文脱稿时仍是国家命脉，举一个例便可说明此事。第一套30000吨模锻压机在不久前还为波音飞机公司生产钛合金客机用起落架锻件。这可能是世界上要求最严峻的工件。

沈鸿并不是从一开始便领导这项工程的，而是在参加各方统一不了指导思想，工作路数不清，要求又很紧迫的困难局面下受命的。

沈鸿于1962年1月2日到任，首先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他了解到，各方想法不一致，工作已陷入僵局，总进度定不下来。

沈鸿了解到这一事关全局的问题之后，以他一贯实事求是，敢说真话的精神，亲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九大设备已不可能按原定总进度完成，至于究竟何时能完成，请求给我几个月时间调查研究后，另报。”报告短短几十个字，却一语道破了大家心中明白、却不敢说出来的真实情况。面对这位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新领导，参与这一工作的干部们一方面感到工作可以落到实处，心情振奋；另一方面也感到工作作风必须脚踏实地、大帽子压人、空话连篇不行了。

沈鸿向有关各方强调，九大设备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必须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工作中实行多种三结合，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九大设备中的八套，用户是冶金部的工厂。沈鸿商请冶金部党组同意派冶金部徐驰副部长专职领导这项工作。沈鸿与徐弛在延安时期就曾密切合作，两人都是技术专家，都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和顾全大局、相互支持的风格。以后的重要设计审查会都由沈鸿与徐驰两人共同主持，他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加上他们准确的分析判断，过去僵持不下的问题，一个一个很快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裁定解决。由于两位部长在上面以身作则，并对所属基层单位做思想工作，机械、冶金两部从上到下很快形成了团结合作的良好气氛。两部工程技术人员对口结合，共同学习、考察、研究、讨论，许多原来有分歧的技术问题，逐渐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沈鸿把他在万吨水压机研制过程中创造的“七事一贯制”和“四个到现场”的工作方法也传授给了九大设备的设计队伍。

沈鸿和徐驰针对有关各方的思想倾向，为九大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规定了总的指导原则：既不应单纯为了可靠而选用现成老设备拼凑成套，也不能片面追求“先进”而采用些不是十分必要，一时还没有把握的新技术，拖住整个工程进度。

为贯彻这原则，沈鸿不顾自己已是近60岁的人，不辞辛劳，几乎跑遍全国，到设计、试验、制造、使用单位调查研究、审查方案，督促检查。他所到之处，不是先听少数领导同志汇报，而是看图纸、模型、计算书，亲临现场，把情况和问题弄得一清二楚。遇到关键疑难问题，他常常夜晚自己查资料、计算、绘图，第二天早上带着图纸、资料，到会上参加讨论。“部长出差必带绘图器”，一时传为美谈。

九大设备的研制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研制九大设备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重大工程项目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由沈鸿主持的重大工程还有很多，其中不少属于关系国家命脉的要害项目，他都以满腔热情、创新的精神，团结各方，给予了圆满的解决。

1961年，三门峡水电站15万千瓦大型水轮机组的组装遇到了难题。这个分为两块，合起来直径达5米多的水轮机转子是某大国卖给我们的，1959年便已运到工地，按照合同，把两块焊接好，才算交货。然而，风云突变，对方专家撤走了，屡催不应。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向周恩来总理建议派沈鸿去处理这个难题，总理同意。沈鸿毅然受命，他说：“既然对方不干了，怎么也得自己干嘛！”他先与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助手林宗棠商量请上海江南造船厂老焊工唐应斌，及全国100多位冶金、机械、焊接专家先后到工地观察研究，制订了焊接方案。施工之前，通过考试选了10名最好的焊工，沈鸿请他们在工地先养精蓄锐一个星期，睡好，吃好。当时大家生活困难，没有肉吃，沈鸿却要保证10名焊工每人每天半斤肉。因为他知道，焊这个大件至少要连续工作二昼夜，如果焊工体力不支，现场昏倒，就会误了大事。施工时，沈鸿与水电部冯仲云副部长现场指挥。10月3日开工，10月5日顺利完成。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到三门峡水电站参观，看到大水电机已焊好，非常高兴，便同沈鸿及在场工作的同志们合影留念。

1962年春天，沈鸿又投身于打破同一大国封锁的另一场战斗—自制火车车轮轮箍。轮箍是机车大车轮上的箍套，也叫火车头的“靴子”。本来对方答应供给我们。关系紧张之后，突然宣布停供，中国几万公里铁路面临停运的威胁。中国在大跃进时期已准备自造。由于冶金、机械两部的设计制造要求不协调及厂址的不能确定等原因而停下。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自力更生，赶紧自已做。铁道部同志问沈鸿能不能快一些做轮箍轧机，沈鸿说：“大力协同一定能”。于是，一机部、冶金部、铁道部立刻组织起来，建造自己的轮箍轧机，建设马鞍山车轮厂。为了把轮箍轧机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工作做好，1962年4月至1965年11月之间，沈鸿在各有关单位之间往返奔波，察看现场，审查设计，检查进度，检验质量，其中仅马鞍山钢铁厂就去了7次。1963年11月18日22时45分，中国自制的轮箍轧机终于轧出中国第一个车轮轮箍。以后沈鸿又多次到马鞍山帮助解决轧机存在的问题。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机器的质量是好的，轮箍轧机的产品包括轮箍、盘件、环件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还有一部分出口。

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指定沈鸿参加长江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对此，他恪尽职责，船闸大闸门每扇高34米，宽19.7米，重600吨。在设计过程中发生了“拉门”与“人字门”之争和“液压启闭”与“机械启闭”之争。为了掌握实际运行情况，1975年3~4月，沈鸿亲赴江浙两省，对三十多座船闸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76年1月，在追悼周总理的大会上，他因悲痛休克，住院抢救二天，出院后立即又研究起闸门启闭机问题来了。3月10日，他又因过度劳累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会议上昏倒。这次住院八天，但出院次日，他就召集一机部重机、电工、矿机三个局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如何保证葛洲坝发电、通航等问题。对于葛洲坝电站的水轮发电机组的大小又发生了争论。四川东方电机厂设计制造了17万千瓦机组，水轮机转子直径11.5米，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葛洲坝电厂的技术负责人，认为不大可靠。沈鸿说：首先不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是可靠、耐用和经济效果。他请当时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建南组织研究设计了12.5万千瓦机组，各方都很满意。这时又有人主张完全放弃17万千瓦机组。沈鸿则主张把17万千瓦机组做完，安装上，作为试验机组。一则减少浪费，二则保护设计制造人员积极性，三则取得对大机组的经验。葛洲坝电站因此安装了17万千瓦机组2台，12.5万千瓦机组19台。经多年来的运行考验，证明两种机组都是好的，1986年双双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早在60年代，沈鸿就考虑为中国机电技术人员编纂一套既广收中外理论知识，又实用、便查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1965年11月他将这一想法报告周恩来总理，立即得到肯定。可惜，筹备工作刚刚动手，便被“文化大革命”打断。时隔八年，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狂飚稍缓，沈鸿便冒着“请隐士，举逸民”的风险，聘请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将编辑工作重新恢复起来。沈鸿任两大手册编委会主任，编委会包括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冶金部、石化部、水电部、一机部等系统的知名专家。参加撰稿和编辑的人员2000多人。历时10年，终于在1982年全部完成。两大手册共25卷，3000万字，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在全国及海外发行近10万套。也引起了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的机电工程界同行的重视。

沈鸿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机械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他梦寐以求的是中国自己拥有独立强大的机械工业。他的很大一部分愿望实现了。但是他对近年中国每年花一二百亿美元进口机器设备的局而又忧心忡忡。他承认总体上中国机电产品的品种、质量还赶不上工业发达国家，但这样大规模的进口也不排除某些负具体领导工作同志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很大的盲目性。他说：中国机械工业有300万台机床，一千儿百万职工，一百多万技术人员，在世界上是一支重要力量。不可轻视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产品质量一定会由不够好向更好转化。关键是自己干，不干永远好不了。自己能干，何必买呢？我们不是伊朗，也不是科威特，他们手里有的是美元。沈鸿认为关键是我们要坚持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指导思想。对于洋货的盲目崇拜，沈鸿认为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写了一篇“机械工业能够担当制造四化建设设备的主角”。“文化大革命”期间，非“帝”即“修”，一概排斥；对外开放后，又洋货都好，样样进口。这种片面性又来源于无知和没有真正的调查研究，正如孙子所说的“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现在我们对外吃亏上当往往属于这种情况。沈鸿说：学习世界上先进的东西有三种：设备、技术、知识（包括管理）。我们总是先看见设备，它是物，看得见，摸得着，最先抓。花了很多钱去买设备，但技术买得少，知识买得最少。看来知识是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买设备也不行，买技术也不行。抄别人的东西，永远是三等货。当然吸收世界上现有的知识也不是短时间的事，要下苦功夫。 沈鸿就是下苦功夫，勤奋学习的典范。“爬山哪能不流汗，何况要登峰造极。”这话是他刻苦攀登，锲而不舍精神的写照。沈鸿因对中国机械工业做出一系列重大贡献，不断有人问他的学历。他回答说只读过四年小学，人们总是半信半疑。沈鸿解释说，大学毕业是什么？大学毕业就是1200天的学习。我用12000天学习对付1200天的功课怎么样？我学习不停，我怎么笨也不比别人学得少。沈鸿说：“我是爱读书的，读得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反正我是不停不息的，没有一天不读书的，生病也要读书，要想点问题。”沈鸿兴趣很广，自然科学、技术、经济、统计、管理、文学、历史、哲学无不涉猎。因此，他处理问题，讲话、写文章，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古今中外，旁征博引，鲜明生动，道理透彻，常常使听者叹服。在领导技术工作中，他善于从具体情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处理先进与落后，大与小，主与辅，分工与综合等种种矛盾，力避片面性，积极做转化工作。他反对空喊政治口号，搞形式主义。 沈鸿尽管多年担任领导工作，在关键时刻勇于负责，敢于决断，但又非常虚心。他说：“一个人的智力终究有限，对于任何人，不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只要有本领，有见解，都应当向他们虚心请教。”他最反对“首长拍板的设计”，在没有定论之前，沈鸿总是作为技术人员中平等的一员参加讨论。有一次一位青年技术员为一个技术数据与沈鸿争论到深夜。沈鸿叫小伙子回去睡觉，自己却伏案计算起来。第二天天明，沈鸿心平气和地找到小伙子说：“我仔细算过了，还是你对，我的意见是错的。”对于在他领导下创建的种种业绩，他总是说：“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承认有我一份。做好了有我一份，做坏了也有我一份，而且应当多负一点责任，因为是领导么！”作为领导人的大专家，沈鸿从不拒绝小事。他出差必带钳工“百宝箱”，所到之处亲自动手修门窗、马桶、家具。他研究过缝衣针、眼镜架、纽扣、剃胡刀、理发座椅、病床、抽水马桶、照相机……，往往能发现常人不易发现的问题，发掘出常人难于发掘出来的学问。他常说：小事不小。罗蒙诺索夫说过：“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沈鸿就是一个佐证。

沈鸿一向严于律己，对于生活，待遇从不计较，不居功自傲，不摆架子，平等待人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员的本色。
　　

1、沈鸿，林宗棠，《12000吨水压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0
2、沈鸿，《对机械产品设计工作的意见》，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7
3、沈鸿，《向周总理汇报九套大型设备情况》，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19
4、沈鸿，《集体智慧的结精》，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22
5、沈鸿，《学习唯物辩证法》，《搞好设计革命化》，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50　　
6、沈鸿，《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吸取外国有成效的经验》，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72。
7、沈鸿，《关于什么是先进机械产品的探讨》，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101
8、沈鸿，《质量控制手册是管理人员必读之书》，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1419、沈鸿，《谈出版工作》，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155
10、沈鸿，《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234
11、沈鸿，《轻工业不轻》，《小商品不小》，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239　12、沈鸿，《为什么要编机械工程师手册》，见：《沈鸿论机械科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6.284　　13、沈鸿，《法之剑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见：《沈鸿文选》，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191　　
14、沈鸿，《应尽快完善法治制度》，见：《沈鸿文选》，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192

15、沈鸿，《我对长江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见：《沈鸿文选》，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