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年待考)，开封胙城（今河南省延津）人，著名宋朝天文学家。少通四声字母。尤得《九章》、《缉古》、《缀术》诸算经之妙。明相法及《聿斯经》，善阴阳、星历之数。自陈试《宣明历》，补司天监学生，迁保章正。仁宗天圣初造新历，授灵台郎，制《崇天历》。进司天监丞。后又造《司晨星漏历》，官终管勾司天监。
楚衍对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经尤得其妙，谙熟相法，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谈论休咎无不中。他是当年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也是术数学大家。他制定了新的历法，他还编写了一部天文学著作《司辰星漏历》。
世界闻名的著名中国古代数学成就《杨辉三角形》，实际上就是楚衍的学生贾宪的杰作，是世界上最早的二项式展开系数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楚衍是一个各种学问造诣都很高的人。
下面是他应宋仁宗召占一个寻鹦鹉的课：
陈龙
六寅卯辰巳空
朱丑 午虎 常 后 朱 龙 官 丙子 蛇 初
蛇子 未常 未 戌 丑 辰 子 庚辰 龙 中
贵亥戌酉申玄 戌 丑 辰 丁 子 甲戌 后 末
后阴
原文：“帝以为昴星课寻生物不复见。酉加子，鹦鹉飞于北方。况阴神见白虎，是猫伤矣。责酉为羽毛飞禽之属也。越四日，庚辰，忽宫人报鹦鹉在东南葡萄棚上。特诏楚衍问之。衍奏曰：据课象鹦鹉飞在东南林木之间，被罗网缠而不死。今日庚辰不得，来日辛巳，有刺面戎人捕得之，来献。果至辛巳日，兵士获而来献。”
这段文字读起来，尽管只有寥寥数语，读起来仍然生灵活现，情景逼真。作为科学家的楚衍在历史只是一个概念式的描述，这一段文字却饶有趣味。今可追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楚衍正拿着算筹沉思。忽闻宋仁宗来宣，急忙更衣起身。宣他的皇帝近侍对楚衍学问人品很尊敬，晓得他是书生，生怕他对答有什么差误，便悄悄告诉他怎么回事。
楚衍定了定神，边走边想，暗暗在手中起了一课，怕不保险，又起了一个拿手的连环易卦，两相对照，结果一样，这才放心前行。见了宋仁宗施礼毕，楚衍小心陪着回了两句话。宋仁宗便说了这般原由。楚衍知道，皇上平日也喜欢六壬。于是只字不提自己的课，却求皇上的课一观。
两边把课递过来。楚衍一眼看过去，心里就明白了：皇帝是类神定错了。他知道宋仁宗喜欢道术，对六壬素有研究。但毕竟只是一般嗜好，不可能深究其中奥妙。此课以朱雀乘丑为类神，严丝合缝，又有今日现于葡萄棚之应，更是用丑无疑。虽心中这般想，脸上只是不表现出来，作沉思状。
楚衍何等样人，看上去神定气闲，实则头脑极快。倾刻之间，各种结果，都已想过，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差误。于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地作了回复，就出现了开头古书上的描述。
这一课可以看到楚衍的精思巧构。这一课断的行云流水，丝丝入扣。由此课可见楚衍对壬理的贯通，拿捏事物的准确，解决问题的轻灵，也可以想见他平静如水的定力。再仔细回味此课断语，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天真烂漫的情怀！
科学和术数统一在楚衍这样的人身上，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在术数和科学之间同样找到平衡，那就更好了。
在宋朝时期，各种人才荟萃，一大群杰出的人才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降落到凡尘中来。名种学术，艺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术数的发展也是这样。楚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成员。
从大致的考证年限来看，楚衍的年代要早于苗公达、元轸、邵彦和、祝泌等。所以可以认为楚衍不但是宋朝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也是数术发展的先行者。
楚衍的课虽然见了没有几课，课课是精品。他的断课和苗公、邵公的断课，细细地品味，味道有所不同。邵公、苗公对世事见识的多，所以课象博杂而灵动。楚衍，科学家出身，断课不生枝节，内在的逻辑性很强。看上去就是平平淡淡的几句话，语不轻发，发则必中。隐隐约约有一种精深的数理思维在里边。深而纯，专而直。
今人研究宋朝时期的六壬发展情况，不能不注意楚衍。因为他的思想，他的科学素养，代表了当时数理的最高水平。基于此，楚衍的六壬思想甚至更值得注意，可说弥足珍贵。尽管一鳞半爪，光焰灿然。
下面是楚衍又一个例子：
宋皇祐三年辛卯岁三月丙午日，宋仁宗皇帝宣楚衍，立夏日占课，楚衍依课奏对罢。宋仁宗又占陈贵妃六甲，年二十二岁，妊身十月未产，得未时，以月将从魁加未。
勾合朱蛇
未申 酉戌 蛇 合 朱 勾 财 戊申 合
青午 亥贵 戌 申 酉 未 子 庚戌 蛇
空巳 子后 申 午 未 丙 官 壬子 后
辰卯寅丑
虎常玄阴
因而楚衍奏曰：“此课占产，臣不敢言。”
宋仁宗曰：“但实言课意。”
楚衍奏云：“于今月二十三日庚戌日辰时，降生一公主，必失左目。生后五日，恐有不测之忧。虽产危而无损，宜预备之。”
宋仁宗云：“有禳法否？”
楚衍云：“无法禳之。臣当万死。”
宋仁宗当日渐有怒色，云：“且出外听音。”即时差人监守楚衍。
至二十三日庚戌辰时，降生一公主。贵妃产时甚艰苦，至当日晚公主忽搐搦，遂损左目，至二十七日，公主死。
即时，赐楚衍御酒香药，次日引见，乞恩谢罪。
宋仁宗云：“应验如神。”
议曰：“母行年立亥，上见丑加，以丑与子合。庚戌日辰时生，午火旺，申金死，下胜于上，故生女。申金乘六合，内战外伤六合之木，木属眼，申属阳，阳主左，故损左目。生后五日见寅，寅是金绝之地，以日干为子，则庚戌自绝于寅，寅上又天罡白虎，故五日后子死无疑。课系乱首，故生产危。月建有天医、青龙，故得无恙。”这个“议曰”是古人的评注。
新生儿抽搐从现代医学的认知来看，有好多种原因。这一课中新生儿的抽搐，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生产过程中，因为难产和古代的助产技术的限制，新生儿的大脑损伤所致。（戌日生产，干支皆被其墓；辰时生产，子胎皆被其墓。干支皆墓，可为窒息缺氧之征。）
所谓“禳法”，就是冒犯了哪一方的神圣或者星宿，以一种仪式祈禳。这种习俗的遗留，在现时的农村还有。这一课中，楚衍明言“无法禳之”，书生味十足。我们还可以从同时代的另一个六壬学者苗公达的断辞中，也有类似于“无法禳之”的话语。也可以反映出，六壬术数研究者，对于事物的一种超然平实的态度。
由此课的占题可知，陈贵妃时年二十二岁，可知陈贵妃本命为庚午，行年为辛亥。
断孕生男女，头绪繁多。以此课论，根据楚衍生的年代，大部分的情况，应该用宋朝以前的断书为断，间或有自己的独特心得断法。
此一课，直接断女，有可能以下克上为女，也可能以行年上神为断。从壬书可知，这些都是宋初以前的断法。今见行年上见丑土太阴，断为生女。
生时如何而断，古法中各种判断路数不一。此课产煞发用，胎神临戌，又是天喜，所以第二传直接见子孙庚戌而断，甚为巧妙。
辰时生者，为胜光所临。冲动胎爻座下。三传缺一为少支神，待辰时添为三合水局。
六合申金临于支上，已经成形。日干丙座于卯上，受其下生。子水受座下克，天后水神比和，又有命上申金生之，月将辰冲座下。所以胎可保。又占时贵妃已足月待生，所以不言损胎。
必失左目者，申子辰三合水局，或者申合子天后冲本命庚午，有损目之应。午为左为目。白虎又加天目，故有损目之应。此课后面附的古人对于损目的议论，则另为一理也。卯也主目，然有其理，而不见其形。“肝开窍于目”言其开窍，与目相关也。不如午火更为直接可观。
生而不育者，课传涉三渊，中末引入墓鬼。子水加天后做鬼胎。此课斗罡系于日本，死神死气临于支干，发用死神，类于天狱课。后又有“年命冲克胎神者，生儿不育令人悲”之语，亦可作一注脚。
应五日者，到廿七日，白虎辰（浴盆煞）加于长生之地，斗系日本，而又冲戌子孙，又三合官局伤丙日干，故有此应。
尽管上面分析的头头是道，还是表面上的道理。未发生的事情，结果只有一种，可能性有万千种。单单选择了这一种可能，并不都是上面的道理可以说明白的。
判断的原则和方法，各代虽各有不同，繁简各异，但取象原则大同小异。如何把这些判断的理由，因占制宜，有序地组识起来，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
楚衍的课，虽然所见不多，但是课象判断极为紧密。在课的后面有一个严谨的数理思维的内核，把课象紧紧地编织在一起，理路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递进有力。这是楚衍先生留给六壬的精粹部分。
楚芝兰：(生卒年待考)，汝州襄城人(今河南临汝)。著名北宋官吏、术士。
史书记载：初习《三礼》，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授乐源县主簿，迁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监事。占者言五福太一临吴分，当于苏州建太一祠。芝兰独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东南一舍地名苏村，若于此为五福太一建宫，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祗事，何为远趋江外，以苏台为吴分乎？”舆论不能夺，遂从其议，仍令同定本宫四时祭祀仪及醮法。宫成，特迁尚书工部员外郎，赐五品服。淳化初，与马韶同判监，俱坐事，芝兰出为遂平令。卒，年六十。录其子继芳为城父县主簿。
宋朝时期卜者人数增多，占卜书籍增多，占卜方式增多，占卜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各种政治势力还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宋朝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健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
占卜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迷信形式，源于神灵崇拜，早已成为习俗。在文明程度相当有限的古代社会，出于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心理和对趋吉避凶的急切企盼，人们采用多种迷信手段，推断吉凶祸福。这些迷信手段统称前兆迷信，又称占卜。占卜作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包括宋朝在内的古代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前后有所变化。然而，对于宋朝的占卜，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宋朝占卜的盛行及其影响和成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朝社会的面貌以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关于宋朝的占卜，王曾瑜先生曾扼要指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外围国家逊色。”岂止横向比较辽、夏、金，即使纵向比较唐、五代，宋朝占卜的盛行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列三个“增多”即是证明：
首先，卜者人数增多。王安石在《汴说》一文中说：卜者“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盖数万不啻，而汴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开封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卜者竟“以万计”，所占比例之高实属惊人。当时，巫、卜不分。宋仁宗时，豫章（今江西南昌）巫者一千九百余家。宋神宗时，虔州（即今江西赣州）巫者三千七百家。可见，外地的专职或兼职卜者为数不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辟有“卜筮部名流列传”、“星命部名流列传”、“相术部名流列传”、“术数部名流列传”，唐朝入传者仅二十人，宋朝则多达三十九人。这也可作为宋朝卜者比唐朝增多的左证。
其次，占卜书籍增多。宋朝的卜者并不都是江湖术士，特别在其所谓“名流”当中，不乏文人雅士。陈抟、种放等著名隐士，钱若水、司马光等朝廷重臣，邵雍、蔡元定等理学名家，均精于所谓“占卜之学”。这些文化程度极高的上层人士参与其中，促成宋朝占卜书籍明显增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易类”、“天文类”、“历算类”、“五行类”均著录了不少占卜书籍。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宋朝这类书籍多于唐朝。为适应占卜书籍增多的需要，《宋史?艺文志》新开辟了“蓍龟类”，专门著录占卜书籍三十五部。宋朝的占卜书籍传世者较多，诸如张行成《冀玄》、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祝泌《六壬大占》、徐子平《三命消息赋注》、杨维德《遁甲符应经》之类，不胜枚举。尤其是至今仍尽人皆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是北宋麻衣道者所授，或陈抟所著。据记载，后来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青年时代拟跟随陈抟学道。陈抟“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乃请麻衣道者“观之”。麻衣道者断言：“做不得。”但又说：“急流中勇退人也。”钱若水于是“不复留”，但后来果然“年才四十致仕”，“急流中勇退去”。可见，有关《麻衣相书》作者的传说，并非向壁虚构。
再次，占卜方式增多。据黄正建先生在《唐五代占卜略论》一文中归纳，唐、五代的占卜方式大约有占星、相术、禄命、卜筮、易占、占梦、测字等十二种。其中，占梦在北宋仍盛行，但由于其办法过于简单、直观，到南宋被淘汰。南宋人洪迈称：“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除占梦而外，其它各种占卜方式，宋朝一概沿用并有所发展。如三命术，其鼻祖据说是唐人李虚中，而宋人徐子平则加以发展，将年、月、日推算演变为年、月、日、时同时测算，既神秘又易于普及，很快风行于天下。此术因完成于徐子平之手，又称“子平术”，俗称“合八字”。宋人还创行了一些新的占卜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星禽，相传系北宋初司天监王处讷所创。他曾用此术为僧赞宁推命，断定“其命孤薄不佳”。《宋史?艺文志五》五行类著录有《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书。此术以五行二十八宿与各种禽兽相配，附会人事，以占吉凶。二是揣骨，相传系宋太宗时一瞎眼相士所创。它通过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以推断人的贫富、智愚、贵贱、寿夭，又称“摸骨相”。据记载：瞎眼相士为官员王继忠摸骨相后断言：“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王继忠后来被辽军俘获后，果然出任高官。此事显然出自后人附会。三是卦影，相传为宋仁宗时成都人费孝先所创。据记载：“自至和、嘉佑以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土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此术“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系之以诗，言人之休咎”，“又画人物、鸟兽，以寓吉凶”。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占卜更加平民化。如“干道中，浮梁村落间，有术士方大年，精于禽课，邑人称为方星禽”。这名乡村卜者甚至用星禽术推测盗贼藏身之处，直至破案。岂止星禽而已，上述种种占卜方式均在民间广为流行。
宋朝同以前诸朝相比，占卜被社会各阶层更加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相适应，宋朝的占卜又有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前代，人们集中地为选择所谓“黄道吉日”而运用占卜；宋朝，人们更多地为预测自己的前程与命运而求助占卜。理学家程颐对此早有发觉，他敏锐而明确地指出：“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占卜从注重“决疑”到侧重“计命”，足以反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宋朝社会生活的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科举制度。与唐朝相比，宋朝科举的地位又有所提高，成为朝廷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司马光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土及第者不得美官。”人们特别看重科举，科场竞争格外激烈。宋神宗时，尚书左丞蒲宗孟指出：“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依此计算，科举录取率低至1‰左右。当时，不仅“世人获甲科者绝少”，而且偶然性极大，饱学之士名落孙山的事时有发生。参与科场竞争的士人在感叹“功名富贵真难致”之余，只得求助于所谓“神灵”以及占卜。因此，名山大刹“每当科举岁，士人祷祈，赴之如织”。同时，“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如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适逢省试，开封“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卜者每遇这一发财良机，“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他们敛财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一概说是，可贪近财。“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闻，竞往问之”。二是一律说不，可图远利。“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获倍，有因此著名，终身享利者”。真可谓左右逢源，说是说不，都能骗钱。不少卜者趁机大敲竹杠。如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临安一相士断言汪应辰必中状元，但开出天价，“吾言不妄，当与我五万钱”。一言以蔽之，宋朝的科举考试之年正是占卜之风最盛之时。
第二，婚姻制度。古人将婚姻视为“人伦之首”，作为“终身大事”。占卜早巳运用于婚姻。其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预测男女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克；二是选择吉日，确定婚期。除上述两种而外，占卜在宋朝普遍被人们运用于预测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的未来前程，以便选择配偶，尤其是女婿。相传，宋仁宗初期的宰相晏殊挑选仁宗后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靠的是会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还是个穷书生的富弼“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宋仁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青年时代被知福州马亮招为女婿，则是由于马亮本人“善相人”。据说，南宋中期的儒将赵方早年穷愁潦倒，且“奇形古貌，眼有大小”。但是，卜者认为这是一副贵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观于地，小者视四表”。岳阳（今湖南岳阳）富人胡氏听信卜者之言，不顾妻子反对，以女“妻之”。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被一位商人选为女婿，则是由于这位商人本人会占卜。他“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与前代不同，宋朝用占卜方式选择女婿成风。这表明人们选择女婿，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来前程，不再特别看重男方家庭的现实状况。这正是宋朝“婚姻不问阀阅”的具体表现之一，根本原因则在于典型的官僚政治已取代严格的门阀政治。
第三，仕途制度。如果说魏晋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阀阅的时代，那么宋朝则是特别崇尚官职的社会。士人跑官成风，他们“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人们给跑官者取下了“望火马”、“日游神”等绰号。宋朝虽以冗官著称，其实名额不限，全国官员最高额“凡四万二千有奇”。北宋中期以后又员多阙少，有员无阙、有官无权者为数不少。何况官场争夺激烈，官员权位往往难保，以致有“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之说。由于仕途未知因素太多，官员们居然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侥幸”。于是，“士大夫无不作卦影”，卜者“出入将相权贵之门”。官员聚集之地即是卜者发财之处。如开封相国寺、临安中瓦等皆是“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相国寺一术士“一命必得千”，郑绅、郑居中叔侄不惜重金，“同往议命”。据说，术士料定两人之命同为“异姓真王”。后来果然不出所言。然而，“以命术闻于京师”的僧化成却把蔡京的命算错。他一再断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时衣食不缺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因此“大病”。这实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间，朝廷“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难怪卜者公然炫耀，“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朝廷居然如此愚昧，卜者的地位竟如此之高实令人咋舌。
宋朝时期的占卜不仅运用于社会，而且从属于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几乎无不利用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政治势力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历代帝王。宋太祖当年创立北宋，便利用占卜。军校苗训“号知天文”。他诳称：“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并断言：“此天命也。”这即是发动陈桥兵变的主要借口之一。宋太宗在做晋王时，卜者马韶依据所谓“星命”，料定：“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宋太宗次日果然即位，马韶因此入仕为官，官至太常博士。宋真宗在做寿王时，宋太宗拟立为太子，因陈抟“善相人”，令他前去相面。陈抟“及门亟还”。声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于是“建储之议遂定”。徽宗登基前夕，更是利用占卜大造舆论。据说，宋哲宗曾就皇嗣问题询问有“神翁”之称的卜者徐守真。徐“大书‘吉人’而二字上之，一时莫晓”。过后方知，宋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相国寺相士陈彦早已将宋徽宗的命定为“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他以后因此官至节度使。不必再举例，所有这些，无非是帝王利用占卜，将其一家一姓一人的统治神化为所谓“天意”。
其二，农民起义。北宋初期，李顺即将占卜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据记载，一相士对李顺说：“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一卜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较其即位，授册之日，不差毫发”。这也可视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迷信解释。另据记载，北宋中期的王则“习图谶诸书”；北宋末年的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南宋初年的钟相“挟左道以惑众”。这些虽属诬蔑之语，但从中可以推测，王则等人也很可能利用占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反叛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宋神宗时的赵世居案和宋宁宗时的吴曦之叛。赵世居是宋太祖的玄孙，与李世宁、李逢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擅长“言人休咎”，宣称“世居当受天命”，企图利用占卜，拥立赵世居，结果被处死。吴曦乃名将吴璘之孙、四川安抚副使，拥兵自重，早有反叛朝廷之心。据说，他夜观星相，发现“月中有一人”，“与己惟肖”，即宣称：“我当贵”，并起兵。很清楚，吴曦无非是假托神奇以自欺并欺人。一卜者则对吴曦之叛作迷信解释，他“拆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认为吴曦虽必反无疑，但三十八天即覆灭。古人往往不是用历史解释迷信，而是用迷信解释历史，这又是证明。此外，如宋徽宗时的赵谂、张怀素等均利用占卜谋反。赵谂出身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相传他“梦神人授以诗”。曰：“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念。”赵谂自称天子，并改元隆兴。张怀素则是个“以占风水为生”的流民，自号“落拓野人”。据说，他“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并声称“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有名望者”。与吴曦不同，赵、张二人均无任何实力，一被揭发，即被处死。但是，由此也可看出，占卜确属宋朝一切政治势力必用无疑的工具。
至于宋朝占卜盛行的原因，宋人徐度早巳指出：“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莫说一般江湖卜者，就连被朱熹视为“老友”、着有多种占卜书籍的理学家蔡元定，虽然号称“通术数”，但“其间吉凶不能皆验”。他被斥为“妖人”，贬死道州（今湖南道县）后，仍有人着诗，予以冷嘲热讽。诗曰：“掘尽人家好陇丘，冤魂欲诉更无由。先生若有尧夫（邵雍）术，何不先言去道州。”
今人或许会问：占卜分明是迷信，宋朝科技进步，朝廷又严格禁止，何以占卜如此盛行？宋朝的科技确有进步，然而岂止宋朝，直到近代，科技的进步都不足以改变人们神灵崇拜的观念，扭转由来已久的占卜习俗。
至于说宋朝严格禁止占卜，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完全是事实。的确，从北宋初年开始，朝廷即屡降禁止占卜之诏。诸如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农历10月降《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诏》，宋真宗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农历1月降《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又于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农历4月降《禁天文兵书诏》，宋神宗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农历4月降《禁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诏》之类，简直举不胜举。诏令斥责卜者“所习皆懵昧，无所取。盖矫言祸福，诳耀流俗，以取赀耳”，实属言之凿凿。对于违犯者，处分也很重。如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农历11月“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匿藏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然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上述诏令的发布大致均有其背景，如宋太宗严惩卜者是在其利用占卜登上皇位十余天之后，而宋神宗申严占卜之禁则是在赵世居案发之初。二是诏令并不一概禁止占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农历10月所下诏令，明确规定“除二宅及易筮外”，即将相宅、相墓、易占、卜筮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所有诏令禁止的重点都在利用占卜谋反这一方面。三是诏令并未严格执行。否则，无须不厌其烦，一再重申。
其实，与以前诸朝相比，宋朝对占卜的管理反而较为宽松。唐朝、五代时期设有管理占卜的专门机构太卜署，凡属官府管理的占卜活动即所谓“卜筮正术”，一概不许民间参与，民间不得收藏和传习有关书籍。宋朝则撤销了太卜署，所谓“卜筮正术”得以在民间流行。当时虽无太卜署，但通过司天监（元丰官制改革以后称太史局）培植包括卜者在内的方技之士。北宋初期的楚芝兰，即是一例。
楚芝兰“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司天监）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何况历代帝王无不利用占卜，并对精通所谓“占卜之学”的人士礼遇有加。如陈抟“来朝，太宗待之甚厚”；“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如果说陈抟、种放毕竟是著名隐士，那么陈彦无非是个江湖卜者，宋徽宗竟将他封为节度使。最高统治者诸如此类的作为，对占卜的盛行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朝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键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投入市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明显加快。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如今土地一年一换家”。于是，在经济上由贫而富者有之，由富而贫者也有之。“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使富豪也不免惧怕，“今日万锺，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出现了“略观贵途，良鲜旧族”，“显人魁士，皆出寒俊”的局面，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较为常见。加之当时政局反复、宦海沉浮，官员休想只升不降，甚至很难终身为官。难怪他们“常若逆旅人、将行者”，随时准备丢官还乡。由于不可预料的因素增多，未来前途的未知数增大，人们出于对由贫变富、由贱变贵的企盼和对由富而贫、由贵而贱的恐惧，难免更多地求助于占卜。在宋朝，那些据说“能推人命贵贱”的卜者，“其肆如市”、“其门如织”，并“出入将相权贵之门”，完全可以理解。
还应当指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的加快使土地集中的过程提速，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增多。他们急需寻找生计，做个可望“其肆如市”，“其门如织”的卜者，无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难怪当时不少江湖卜者出身无业流民。前面讲到的张怀素，即是一例。此外，如号称“道人吉凶雅有验”的刘快活“不知何地人”。而“时时言事多中”的风僧哥、刘跛子等人均不时游荡于街头巷尾。在江湖卜者中，因卖卜而大发横财，由穷变富者大有人在。如贫苦无告、“游术江左”的蒋坚适逢“戊子科举，士人登其门如织，几获钱百五千，从此小康”。有的岂止小康，实属暴富。王安石对此有所描述，“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大祀、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总之，宋朝买卜者与卖卜者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流动趋势增大的结果。
世界闻名的著名中国古代数学成就《杨辉三角形》，实际上就是楚衍的学生贾宪的杰作，是世界上最早的二项式展开系数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楚衍是一个各种学问造诣都很高的人。
下面是他应宋仁宗召占一个寻鹦鹉的课：
陈龙
六寅卯辰巳空
朱丑 午虎 常 后 朱 龙 官 丙子 蛇 初
蛇子 未常 未 戌 丑 辰 子 庚辰 龙 中
贵亥戌酉申玄 戌 丑 辰 丁 子 甲戌 后 末
后阴
原文：“帝以为昴星课寻生物不复见。酉加子，鹦鹉飞于北方。况阴神见白虎，是猫伤矣。责酉为羽毛飞禽之属也。越四日，庚辰，忽宫人报鹦鹉在东南葡萄棚上。特诏楚衍问之。衍奏曰：据课象鹦鹉飞在东南林木之间，被罗网缠而不死。今日庚辰不得，来日辛巳，有刺面戎人捕得之，来献。果至辛巳日，兵士获而来献。”
这段文字读起来，尽管只有寥寥数语，读起来仍然生灵活现，情景逼真。作为科学家的楚衍在历史只是一个概念式的描述，这一段文字却饶有趣味。今可追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楚衍正拿着算筹沉思。忽闻宋仁宗来宣，急忙更衣起身。宣他的皇帝近侍对楚衍学问人品很尊敬，晓得他是书生，生怕他对答有什么差误，便悄悄告诉他怎么回事。
楚衍定了定神，边走边想，暗暗在手中起了一课，怕不保险，又起了一个拿手的连环易卦，两相对照，结果一样，这才放心前行。见了宋仁宗施礼毕，楚衍小心陪着回了两句话。宋仁宗便说了这般原由。楚衍知道，皇上平日也喜欢六壬。于是只字不提自己的课，却求皇上的课一观。
两边把课递过来。楚衍一眼看过去，心里就明白了：皇帝是类神定错了。他知道宋仁宗喜欢道术，对六壬素有研究。但毕竟只是一般嗜好，不可能深究其中奥妙。此课以朱雀乘丑为类神，严丝合缝，又有今日现于葡萄棚之应，更是用丑无疑。虽心中这般想，脸上只是不表现出来，作沉思状。
楚衍何等样人，看上去神定气闲，实则头脑极快。倾刻之间，各种结果，都已想过，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差误。于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地作了回复，就出现了开头古书上的描述。
这一课可以看到楚衍的精思巧构。这一课断的行云流水，丝丝入扣。由此课可见楚衍对壬理的贯通，拿捏事物的准确，解决问题的轻灵，也可以想见他平静如水的定力。再仔细回味此课断语，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天真烂漫的情怀！
科学和术数统一在楚衍这样的人身上，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在术数和科学之间同样找到平衡，那就更好了。
在宋朝时期，各种人才荟萃，一大群杰出的人才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降落到凡尘中来。名种学术，艺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术数的发展也是这样。楚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成员。
从大致的考证年限来看，楚衍的年代要早于苗公达、元轸、邵彦和、祝泌等。所以可以认为楚衍不但是宋朝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也是数术发展的先行者。
楚衍的课虽然见了没有几课，课课是精品。他的断课和苗公、邵公的断课，细细地品味，味道有所不同。邵公、苗公对世事见识的多，所以课象博杂而灵动。楚衍，科学家出身，断课不生枝节，内在的逻辑性很强。看上去就是平平淡淡的几句话，语不轻发，发则必中。隐隐约约有一种精深的数理思维在里边。深而纯，专而直。
今人研究宋朝时期的六壬发展情况，不能不注意楚衍。因为他的思想，他的科学素养，代表了当时数理的最高水平。基于此，楚衍的六壬思想甚至更值得注意，可说弥足珍贵。尽管一鳞半爪，光焰灿然。
下面是楚衍又一个例子：
宋皇祐三年辛卯岁三月丙午日，宋仁宗皇帝宣楚衍，立夏日占课，楚衍依课奏对罢。宋仁宗又占陈贵妃六甲，年二十二岁，妊身十月未产，得未时，以月将从魁加未。
勾合朱蛇
未申 酉戌 蛇 合 朱 勾 财 戊申 合
青午 亥贵 戌 申 酉 未 子 庚戌 蛇
空巳 子后 申 午 未 丙 官 壬子 后
辰卯寅丑
虎常玄阴
因而楚衍奏曰：“此课占产，臣不敢言。”
宋仁宗曰：“但实言课意。”
楚衍奏云：“于今月二十三日庚戌日辰时，降生一公主，必失左目。生后五日，恐有不测之忧。虽产危而无损，宜预备之。”
宋仁宗云：“有禳法否？”
楚衍云：“无法禳之。臣当万死。”
宋仁宗当日渐有怒色，云：“且出外听音。”即时差人监守楚衍。
至二十三日庚戌辰时，降生一公主。贵妃产时甚艰苦，至当日晚公主忽搐搦，遂损左目，至二十七日，公主死。
即时，赐楚衍御酒香药，次日引见，乞恩谢罪。
宋仁宗云：“应验如神。”
议曰：“母行年立亥，上见丑加，以丑与子合。庚戌日辰时生，午火旺，申金死，下胜于上，故生女。申金乘六合，内战外伤六合之木，木属眼，申属阳，阳主左，故损左目。生后五日见寅，寅是金绝之地，以日干为子，则庚戌自绝于寅，寅上又天罡白虎，故五日后子死无疑。课系乱首，故生产危。月建有天医、青龙，故得无恙。”这个“议曰”是古人的评注。
新生儿抽搐从现代医学的认知来看，有好多种原因。这一课中新生儿的抽搐，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生产过程中，因为难产和古代的助产技术的限制，新生儿的大脑损伤所致。（戌日生产，干支皆被其墓；辰时生产，子胎皆被其墓。干支皆墓，可为窒息缺氧之征。）
所谓“禳法”，就是冒犯了哪一方的神圣或者星宿，以一种仪式祈禳。这种习俗的遗留，在现时的农村还有。这一课中，楚衍明言“无法禳之”，书生味十足。我们还可以从同时代的另一个六壬学者苗公达的断辞中，也有类似于“无法禳之”的话语。也可以反映出，六壬术数研究者，对于事物的一种超然平实的态度。
由此课的占题可知，陈贵妃时年二十二岁，可知陈贵妃本命为庚午，行年为辛亥。
断孕生男女，头绪繁多。以此课论，根据楚衍生的年代，大部分的情况，应该用宋朝以前的断书为断，间或有自己的独特心得断法。
此一课，直接断女，有可能以下克上为女，也可能以行年上神为断。从壬书可知，这些都是宋初以前的断法。今见行年上见丑土太阴，断为生女。
生时如何而断，古法中各种判断路数不一。此课产煞发用，胎神临戌，又是天喜，所以第二传直接见子孙庚戌而断，甚为巧妙。
辰时生者，为胜光所临。冲动胎爻座下。三传缺一为少支神，待辰时添为三合水局。
六合申金临于支上，已经成形。日干丙座于卯上，受其下生。子水受座下克，天后水神比和，又有命上申金生之，月将辰冲座下。所以胎可保。又占时贵妃已足月待生，所以不言损胎。
必失左目者，申子辰三合水局，或者申合子天后冲本命庚午，有损目之应。午为左为目。白虎又加天目，故有损目之应。此课后面附的古人对于损目的议论，则另为一理也。卯也主目，然有其理，而不见其形。“肝开窍于目”言其开窍，与目相关也。不如午火更为直接可观。
生而不育者，课传涉三渊，中末引入墓鬼。子水加天后做鬼胎。此课斗罡系于日本，死神死气临于支干，发用死神，类于天狱课。后又有“年命冲克胎神者，生儿不育令人悲”之语，亦可作一注脚。
应五日者，到廿七日，白虎辰（浴盆煞）加于长生之地，斗系日本，而又冲戌子孙，又三合官局伤丙日干，故有此应。
尽管上面分析的头头是道，还是表面上的道理。未发生的事情，结果只有一种，可能性有万千种。单单选择了这一种可能，并不都是上面的道理可以说明白的。
判断的原则和方法，各代虽各有不同，繁简各异，但取象原则大同小异。如何把这些判断的理由，因占制宜，有序地组识起来，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
楚衍的课，虽然所见不多，但是课象判断极为紧密。在课的后面有一个严谨的数理思维的内核，把课象紧紧地编织在一起，理路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递进有力。这是楚衍先生留给六壬的精粹部分。
楚芝兰：(生卒年待考)，汝州襄城人(今河南临汝)。著名北宋官吏、术士。
史书记载：初习《三礼》，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授乐源县主簿，迁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监事。占者言五福太一临吴分，当于苏州建太一祠。芝兰独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东南一舍地名苏村，若于此为五福太一建宫，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祗事，何为远趋江外，以苏台为吴分乎？”舆论不能夺，遂从其议，仍令同定本宫四时祭祀仪及醮法。宫成，特迁尚书工部员外郎，赐五品服。淳化初，与马韶同判监，俱坐事，芝兰出为遂平令。卒，年六十。录其子继芳为城父县主簿。
宋朝时期卜者人数增多，占卜书籍增多，占卜方式增多，占卜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各种政治势力还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宋朝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健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
占卜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迷信形式，源于神灵崇拜，早已成为习俗。在文明程度相当有限的古代社会，出于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心理和对趋吉避凶的急切企盼，人们采用多种迷信手段，推断吉凶祸福。这些迷信手段统称前兆迷信，又称占卜。占卜作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包括宋朝在内的古代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前后有所变化。然而，对于宋朝的占卜，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宋朝占卜的盛行及其影响和成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朝社会的面貌以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关于宋朝的占卜，王曾瑜先生曾扼要指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外围国家逊色。”岂止横向比较辽、夏、金，即使纵向比较唐、五代，宋朝占卜的盛行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列三个“增多”即是证明：
首先，卜者人数增多。王安石在《汴说》一文中说：卜者“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盖数万不啻，而汴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开封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卜者竟“以万计”，所占比例之高实属惊人。当时，巫、卜不分。宋仁宗时，豫章（今江西南昌）巫者一千九百余家。宋神宗时，虔州（即今江西赣州）巫者三千七百家。可见，外地的专职或兼职卜者为数不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辟有“卜筮部名流列传”、“星命部名流列传”、“相术部名流列传”、“术数部名流列传”，唐朝入传者仅二十人，宋朝则多达三十九人。这也可作为宋朝卜者比唐朝增多的左证。
其次，占卜书籍增多。宋朝的卜者并不都是江湖术士，特别在其所谓“名流”当中，不乏文人雅士。陈抟、种放等著名隐士，钱若水、司马光等朝廷重臣，邵雍、蔡元定等理学名家，均精于所谓“占卜之学”。这些文化程度极高的上层人士参与其中，促成宋朝占卜书籍明显增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易类”、“天文类”、“历算类”、“五行类”均著录了不少占卜书籍。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宋朝这类书籍多于唐朝。为适应占卜书籍增多的需要，《宋史?艺文志》新开辟了“蓍龟类”，专门著录占卜书籍三十五部。宋朝的占卜书籍传世者较多，诸如张行成《冀玄》、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祝泌《六壬大占》、徐子平《三命消息赋注》、杨维德《遁甲符应经》之类，不胜枚举。尤其是至今仍尽人皆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是北宋麻衣道者所授，或陈抟所著。据记载，后来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青年时代拟跟随陈抟学道。陈抟“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乃请麻衣道者“观之”。麻衣道者断言：“做不得。”但又说：“急流中勇退人也。”钱若水于是“不复留”，但后来果然“年才四十致仕”，“急流中勇退去”。可见，有关《麻衣相书》作者的传说，并非向壁虚构。
再次，占卜方式增多。据黄正建先生在《唐五代占卜略论》一文中归纳，唐、五代的占卜方式大约有占星、相术、禄命、卜筮、易占、占梦、测字等十二种。其中，占梦在北宋仍盛行，但由于其办法过于简单、直观，到南宋被淘汰。南宋人洪迈称：“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除占梦而外，其它各种占卜方式，宋朝一概沿用并有所发展。如三命术，其鼻祖据说是唐人李虚中，而宋人徐子平则加以发展，将年、月、日推算演变为年、月、日、时同时测算，既神秘又易于普及，很快风行于天下。此术因完成于徐子平之手，又称“子平术”，俗称“合八字”。宋人还创行了一些新的占卜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星禽，相传系北宋初司天监王处讷所创。他曾用此术为僧赞宁推命，断定“其命孤薄不佳”。《宋史?艺文志五》五行类著录有《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书。此术以五行二十八宿与各种禽兽相配，附会人事，以占吉凶。二是揣骨，相传系宋太宗时一瞎眼相士所创。它通过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以推断人的贫富、智愚、贵贱、寿夭，又称“摸骨相”。据记载：瞎眼相士为官员王继忠摸骨相后断言：“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王继忠后来被辽军俘获后，果然出任高官。此事显然出自后人附会。三是卦影，相传为宋仁宗时成都人费孝先所创。据记载：“自至和、嘉佑以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土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此术“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系之以诗，言人之休咎”，“又画人物、鸟兽，以寓吉凶”。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占卜更加平民化。如“干道中，浮梁村落间，有术士方大年，精于禽课，邑人称为方星禽”。这名乡村卜者甚至用星禽术推测盗贼藏身之处，直至破案。岂止星禽而已，上述种种占卜方式均在民间广为流行。
宋朝同以前诸朝相比，占卜被社会各阶层更加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相适应，宋朝的占卜又有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前代，人们集中地为选择所谓“黄道吉日”而运用占卜；宋朝，人们更多地为预测自己的前程与命运而求助占卜。理学家程颐对此早有发觉，他敏锐而明确地指出：“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占卜从注重“决疑”到侧重“计命”，足以反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宋朝社会生活的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科举制度。与唐朝相比，宋朝科举的地位又有所提高，成为朝廷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司马光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土及第者不得美官。”人们特别看重科举，科场竞争格外激烈。宋神宗时，尚书左丞蒲宗孟指出：“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依此计算，科举录取率低至1‰左右。当时，不仅“世人获甲科者绝少”，而且偶然性极大，饱学之士名落孙山的事时有发生。参与科场竞争的士人在感叹“功名富贵真难致”之余，只得求助于所谓“神灵”以及占卜。因此，名山大刹“每当科举岁，士人祷祈，赴之如织”。同时，“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如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适逢省试，开封“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卜者每遇这一发财良机，“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他们敛财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一概说是，可贪近财。“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闻，竞往问之”。二是一律说不，可图远利。“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获倍，有因此著名，终身享利者”。真可谓左右逢源，说是说不，都能骗钱。不少卜者趁机大敲竹杠。如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临安一相士断言汪应辰必中状元，但开出天价，“吾言不妄，当与我五万钱”。一言以蔽之，宋朝的科举考试之年正是占卜之风最盛之时。
第二，婚姻制度。古人将婚姻视为“人伦之首”，作为“终身大事”。占卜早巳运用于婚姻。其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预测男女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克；二是选择吉日，确定婚期。除上述两种而外，占卜在宋朝普遍被人们运用于预测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的未来前程，以便选择配偶，尤其是女婿。相传，宋仁宗初期的宰相晏殊挑选仁宗后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靠的是会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还是个穷书生的富弼“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宋仁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青年时代被知福州马亮招为女婿，则是由于马亮本人“善相人”。据说，南宋中期的儒将赵方早年穷愁潦倒，且“奇形古貌，眼有大小”。但是，卜者认为这是一副贵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观于地，小者视四表”。岳阳（今湖南岳阳）富人胡氏听信卜者之言，不顾妻子反对，以女“妻之”。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被一位商人选为女婿，则是由于这位商人本人会占卜。他“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与前代不同，宋朝用占卜方式选择女婿成风。这表明人们选择女婿，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来前程，不再特别看重男方家庭的现实状况。这正是宋朝“婚姻不问阀阅”的具体表现之一，根本原因则在于典型的官僚政治已取代严格的门阀政治。
第三，仕途制度。如果说魏晋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阀阅的时代，那么宋朝则是特别崇尚官职的社会。士人跑官成风，他们“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人们给跑官者取下了“望火马”、“日游神”等绰号。宋朝虽以冗官著称，其实名额不限，全国官员最高额“凡四万二千有奇”。北宋中期以后又员多阙少，有员无阙、有官无权者为数不少。何况官场争夺激烈，官员权位往往难保，以致有“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之说。由于仕途未知因素太多，官员们居然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侥幸”。于是，“士大夫无不作卦影”，卜者“出入将相权贵之门”。官员聚集之地即是卜者发财之处。如开封相国寺、临安中瓦等皆是“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相国寺一术士“一命必得千”，郑绅、郑居中叔侄不惜重金，“同往议命”。据说，术士料定两人之命同为“异姓真王”。后来果然不出所言。然而，“以命术闻于京师”的僧化成却把蔡京的命算错。他一再断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时衣食不缺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因此“大病”。这实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间，朝廷“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难怪卜者公然炫耀，“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朝廷居然如此愚昧，卜者的地位竟如此之高实令人咋舌。
宋朝时期的占卜不仅运用于社会，而且从属于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几乎无不利用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政治势力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历代帝王。宋太祖当年创立北宋，便利用占卜。军校苗训“号知天文”。他诳称：“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并断言：“此天命也。”这即是发动陈桥兵变的主要借口之一。宋太宗在做晋王时，卜者马韶依据所谓“星命”，料定：“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宋太宗次日果然即位，马韶因此入仕为官，官至太常博士。宋真宗在做寿王时，宋太宗拟立为太子，因陈抟“善相人”，令他前去相面。陈抟“及门亟还”。声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于是“建储之议遂定”。徽宗登基前夕，更是利用占卜大造舆论。据说，宋哲宗曾就皇嗣问题询问有“神翁”之称的卜者徐守真。徐“大书‘吉人’而二字上之，一时莫晓”。过后方知，宋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相国寺相士陈彦早已将宋徽宗的命定为“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他以后因此官至节度使。不必再举例，所有这些，无非是帝王利用占卜，将其一家一姓一人的统治神化为所谓“天意”。
其二，农民起义。北宋初期，李顺即将占卜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据记载，一相士对李顺说：“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一卜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较其即位，授册之日，不差毫发”。这也可视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迷信解释。另据记载，北宋中期的王则“习图谶诸书”；北宋末年的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南宋初年的钟相“挟左道以惑众”。这些虽属诬蔑之语，但从中可以推测，王则等人也很可能利用占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反叛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宋神宗时的赵世居案和宋宁宗时的吴曦之叛。赵世居是宋太祖的玄孙，与李世宁、李逢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擅长“言人休咎”，宣称“世居当受天命”，企图利用占卜，拥立赵世居，结果被处死。吴曦乃名将吴璘之孙、四川安抚副使，拥兵自重，早有反叛朝廷之心。据说，他夜观星相，发现“月中有一人”，“与己惟肖”，即宣称：“我当贵”，并起兵。很清楚，吴曦无非是假托神奇以自欺并欺人。一卜者则对吴曦之叛作迷信解释，他“拆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认为吴曦虽必反无疑，但三十八天即覆灭。古人往往不是用历史解释迷信，而是用迷信解释历史，这又是证明。此外，如宋徽宗时的赵谂、张怀素等均利用占卜谋反。赵谂出身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相传他“梦神人授以诗”。曰：“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念。”赵谂自称天子，并改元隆兴。张怀素则是个“以占风水为生”的流民，自号“落拓野人”。据说，他“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并声称“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有名望者”。与吴曦不同，赵、张二人均无任何实力，一被揭发，即被处死。但是，由此也可看出，占卜确属宋朝一切政治势力必用无疑的工具。
至于宋朝占卜盛行的原因，宋人徐度早巳指出：“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莫说一般江湖卜者，就连被朱熹视为“老友”、着有多种占卜书籍的理学家蔡元定，虽然号称“通术数”，但“其间吉凶不能皆验”。他被斥为“妖人”，贬死道州（今湖南道县）后，仍有人着诗，予以冷嘲热讽。诗曰：“掘尽人家好陇丘，冤魂欲诉更无由。先生若有尧夫（邵雍）术，何不先言去道州。”
今人或许会问：占卜分明是迷信，宋朝科技进步，朝廷又严格禁止，何以占卜如此盛行？宋朝的科技确有进步，然而岂止宋朝，直到近代，科技的进步都不足以改变人们神灵崇拜的观念，扭转由来已久的占卜习俗。
至于说宋朝严格禁止占卜，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完全是事实。的确，从北宋初年开始，朝廷即屡降禁止占卜之诏。诸如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农历10月降《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诏》，宋真宗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农历1月降《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又于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农历4月降《禁天文兵书诏》，宋神宗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农历4月降《禁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诏》之类，简直举不胜举。诏令斥责卜者“所习皆懵昧，无所取。盖矫言祸福，诳耀流俗，以取赀耳”，实属言之凿凿。对于违犯者，处分也很重。如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农历11月“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匿藏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然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上述诏令的发布大致均有其背景，如宋太宗严惩卜者是在其利用占卜登上皇位十余天之后，而宋神宗申严占卜之禁则是在赵世居案发之初。二是诏令并不一概禁止占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农历10月所下诏令，明确规定“除二宅及易筮外”，即将相宅、相墓、易占、卜筮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所有诏令禁止的重点都在利用占卜谋反这一方面。三是诏令并未严格执行。否则，无须不厌其烦，一再重申。
其实，与以前诸朝相比，宋朝对占卜的管理反而较为宽松。唐朝、五代时期设有管理占卜的专门机构太卜署，凡属官府管理的占卜活动即所谓“卜筮正术”，一概不许民间参与，民间不得收藏和传习有关书籍。宋朝则撤销了太卜署，所谓“卜筮正术”得以在民间流行。当时虽无太卜署，但通过司天监（元丰官制改革以后称太史局）培植包括卜者在内的方技之士。北宋初期的楚芝兰，即是一例。
楚芝兰“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司天监）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何况历代帝王无不利用占卜，并对精通所谓“占卜之学”的人士礼遇有加。如陈抟“来朝，太宗待之甚厚”；“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如果说陈抟、种放毕竟是著名隐士，那么陈彦无非是个江湖卜者，宋徽宗竟将他封为节度使。最高统治者诸如此类的作为，对占卜的盛行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朝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键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投入市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明显加快。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如今土地一年一换家”。于是，在经济上由贫而富者有之，由富而贫者也有之。“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使富豪也不免惧怕，“今日万锺，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出现了“略观贵途，良鲜旧族”，“显人魁士，皆出寒俊”的局面，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较为常见。加之当时政局反复、宦海沉浮，官员休想只升不降，甚至很难终身为官。难怪他们“常若逆旅人、将行者”，随时准备丢官还乡。由于不可预料的因素增多，未来前途的未知数增大，人们出于对由贫变富、由贱变贵的企盼和对由富而贫、由贵而贱的恐惧，难免更多地求助于占卜。在宋朝，那些据说“能推人命贵贱”的卜者，“其肆如市”、“其门如织”，并“出入将相权贵之门”，完全可以理解。
还应当指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的加快使土地集中的过程提速，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增多。他们急需寻找生计，做个可望“其肆如市”，“其门如织”的卜者，无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难怪当时不少江湖卜者出身无业流民。前面讲到的张怀素，即是一例。此外，如号称“道人吉凶雅有验”的刘快活“不知何地人”。而“时时言事多中”的风僧哥、刘跛子等人均不时游荡于街头巷尾。在江湖卜者中，因卖卜而大发横财，由穷变富者大有人在。如贫苦无告、“游术江左”的蒋坚适逢“戊子科举，士人登其门如织，几获钱百五千，从此小康”。有的岂止小康，实属暴富。王安石对此有所描述，“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大祀、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总之，宋朝买卜者与卖卜者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流动趋势增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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