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懿修

巩懿修  献德子  字恭甫，号惺斋，别号兰汀，东作村人。清乾隆癸丑（1793）进士，历任浙江龙泉、淳安、秀水、乌程等县知县，后升内部主事而未赴任。在任勤政清廉，兴利除弊，有能吏之称，神明之誉。一生著作宏富，然多有散佚，现传世的有《图南斋箸卜》两卷，诗集《图南集》前后编及《五帝求仙论》、《登滕王阁记》、《梦游赤壁记》、《先兄巩谨甫墓表》、《韩公寿圹记》、《圣阜薄太翁九袠荣寿序》、《滇阳俗略》等文七篇，《鹧鸪天》词一阕。为定襄县古代文人中著作保存较多者之一。

寒窗苦读，金榜题名

巩懿修于乾隆23年（1758）4月27日寅时生于东作村一个书香之家。其父巩献德，字槐庭，是乾隆25年（1760）的举人，以学识渊博精通文律著称于时。其异母兄巩慎修，字谨甫，号静斋，比懿修年长24岁。巩懿修天生聪慧，七岁（华岁，下同）就学会了作诗，八岁就能写出像样的文章。父亲因年老精力不济，将教育他的职责交给了他的哥哥。巩慎修并不因为弟弟和自己不是同母所生而放松对他的管束和教诲。巩懿修从小读书十分刻苦。邻村南林木每年七月十八日的古会，因“林木秋黄”为县八景之一而著名，方圆数十里的民众趋之若鹜，十分热闹。东作村的孩子们更是呼朋引类，结伴而行，争相去赶会看戏。小伙伴们多次相邀小懿修同去，都被他婉言拒绝。有一次，实在盛情难却推诿不过，他便怀里揣着书和大家去看戏。戏开场后，他趁伙伴们看得入迷，偷偷溜出会场，在村外找了棵大树坐在下面看起书来。戏散场后，他才将书揣入怀中，到路边等上小伙伴回家。伙伴们问他干甚去来，他说：“看到一半时尿紧憋不住了，出场解手，返回来时挤不进去了，只好在场外看。”从这件小事即可看出他读书的勤勉。因学业长进快，从十岁起，他就参加童子试（考秀才），年小走不了远路，累了哥哥就背着他走。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哥哥也从未喊苦叫累，只是嘱咐他好好考，考中了父母就会高兴。十二岁那年，他考中了秀才。父亲领着他去拜见未来的岳父母。岳父见他生的眉清目秀，又早早取得功名，怕自己的女儿相貌平平，配不上这未来的乘龙快婿，言语中不免流露出担心。他安慰岳父道：“丑是家中宝，可喜（读“客戏”，意为人见人爱）惹烦恼。”双方父母都对他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见识感到高兴。然而，就在考取举人的秋试中，他连连落榜。哥哥怕他灰心丧气，他却信心十足地对哥哥说：“马文渊（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大器晚成，很受其兄的知遇赏识。弟弟虽比不上马文渊，但只愁自己学业不精，还怕没有发达的时候吗？”于是，他学习更加刻苦。一天中午，他正看书。妻子端来热腾腾的莜面窝窝，连盛盐醋的汤碟子一并放在书桌上，催他快吃。他应着，眼却不离书本。直待妻子几次催促无果，饭冷重新热过，他才拿起筷子，但眼睛仍盯在书本上。妻子来收拾碗筷，见碟子里的盐醋汤丝毫未少，问他：“你莫不是甜吃了吧？”他抬头应道：“不是。味道挺好的。”妻子一看他的脸，忍俊不禁。原来他只顾看书，误将桌子上砚台里的墨汁当盐醋汤蘸着吃了，嘴上还染着一圈黑色呢！乾隆46年（1781），巩懿修二十四岁，母亲去世。还未从丧母的悲痛中完全解脱出来，父亲又于乾隆49年撒手人寰。为给父母守孝，他两次未参加秋试。但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乾隆57年（1792）他以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中举人，又于第二年通过礼部考试和殿试，高中二甲进士。这年，他三十六岁。

为官清廉，造福一方

考中进士后，朝廷派巩懿修到浙江任知县。当时，浙江、福建一带海寇横行，地方官为邀功早日提升，纷纷以捕得海寇为政绩。赴任前，他去向座师（主考官）、礼部尚书纪晓岚辞行。纪晓岚说：“这回到浙江任职，只要捕得一两名海盗，就可破格提升了。”他答道：“真正的海寇十分狡猾奸诈，行踪不定出没无常，哪里能轻易捕得到？一个读书人管理方圆百里的县，连境内穿墙越壁的小毛贼都很难禁止得住，怎敢说什么捕捉海寇呢！隶卒们不过是在境内抓些忍饥挨饿的人，诬陷为海寇邀功罢了。”纪晓岚听后，深为他的诚实所感动。到浙江后，巩懿修被任为龙泉县知县。三个月后，改任为淳安县知县。淳安县的前任知县因官仓买谷作弊，被士绅和百姓控告，解职后等待处理。上司曾多次催县里补足亏空的官仓，以便消案。到任后，他了解到补不足官仓就消不了案，而民心不安就补不足官仓。便据实报告上司，请求宽限时日让他设法。得到允许后他采取多种措施减轻百姓的劳役，鼓励种地养蚕发展生产，兴办乡校提倡教育。收到成效后他将那些带头拒绝交粮的士绅们召来开导说：“现在官仓空虚，一旦遭灾，拿什么救急呢？”士绅们推说这是前任知县和书吏勾结作弊造成的，与他们无关。他反驳说：“你们在控告前任知县的状子中说，民力受到摧残而凋零，十年都难以恢复。今年丰收而不补足空虚的官仓，这不和诬告差不多吗？”士绅们被他说得无言以对，且为了感激他给地方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便带头交粮，没用几个月，便补足了官仓。于是，他向上司提出了消案的请求，并很快得到批准。为此，布政使万贄仪十分佩服他的才干。接着，他被调任秀水县知县。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乌程县任知县。乌程县是全浙江交漕粮（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最多的县，各县征收漕粮都以乌程县为参照标准。按以往惯例，为弥补保管运输中带来的损耗，漕粮都打折征收。布政司衙门下的公文规定：重的，打七折（交一石算七斗）；轻的，也要打八折。各级又层层加码，增加折扣成数多收，为自己谋取私利。就连收粮的书吏们也要增加折扣谋利。这样一来，上面规定八折的往往打到七折以下，七折的就往往打到六折以下了。由此造成百姓负担太重，难以完成应交的漕粮数额。各级有关部门又乘机作弊，将好处据为己有，所有亏空全算作百姓欠交。嘉庆元年（1799），朝廷下诏免除百姓欠交的粮款时，乌程一县的亏空就高达十数万。赴乌程上任前，他拜谒布政使万贄仪，请示收漕粮事宜。万贄仪让他按八折收，他不回答。让他按九折收，他仍不回答。万贄仪觉得奇怪，问他道：“这样看来，你是不是要不打折平收呢？”他说：“问题不在于平收还是折收，在于上司不能规定打折的成数。百姓交不够漕粮出现亏欠，就是由于规定了打折的成数造成的。因为规定打折的成数造成百姓欠交漕粮而导致漕粮的亏空，因为漕粮亏空而增加打折的成数更加加大百姓的欠交漕粮。这样恶性循环，县里的漕粮就永远难以收齐了。”万贄仪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一规定打折的成数书吏们必然会根据文书多收以求超额，有关部门即使想减少也不可能。百姓贫富不一，而用一种标准征收，哪能不出现欠交呢？现在只规定漕粮开运的日期，至于平收还是折收，上级部门不要过问。到了该收完的日子，考核其收完没有就行了。”万贄仪听后，觉得有理，让他试着办理。到任后，他深入调查，走遍了全县，掌握了县里每个地方的丰收歉收情况，了解了各个书吏的忠奸为人。征收漕粮的宪文下来后，都为没有规定打折的成数感到吃惊。他将以前按七折收的，减为八折。以此类推，把全县的交粮户分为上中下三等造册登记，一式两份，一份留官府备案，一份交收粮的差役按数征收。自己亲自带头先从上户收起，次收中户，再收下户。违反程序的，必须登记造册，弄虚作假的，严加惩处，又严令不准增加收粮数量。因负担减轻且征收行为规范杜绝了舞弊，上户都高高兴兴地交清了漕粮。轮到中户时，命令减为九折征收，也收的十分顺利。对下户，则不打折平收。仅用了四十天时间，全县的漕粮就超额征收完毕。布政使万贄仪得报后连连赞叹，大为惊奇。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又严惩刁顽奸诈的地方恶势力，清查平反以往的冤狱，使不少蒙冤者得到昭雪，在当地百姓中赢得了“神明”的赞誉。一年后，万贄仪官升福建巡抚，调离浙江。继任者妒忌他的才能，想索贿又找不到借口。恰在这时，要一名知县赴云南办差，便委派了他。其本意是想让他用贿赂来免除这趟苦差。同僚中有人愿意出钱为他行贿打点，他说：“都是为朝廷办事，留下，要不辜负百姓的期望；去呢，要当好为朝廷跑腿的仆人。怎知去就不如留下好呢？如果因此而贿赂上司，将来还怎样做人呢！”于是，谢绝了同僚的好意，打点行装踏上了去云南的旅途。

万里诗情，集成《图南》

清朝中叶，中国还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交通很不便利。代步的工具，也只有车马舟楫。去云南时，巩懿修走的是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到云南的路。返回时，他走的是由云南入广西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最后回到浙江杭州的路。这些地区，大多为江南水乡，江河湖汊，纵横交错，骑马坐车都不方便，多数路程，只能乘船。无论是去还是回，行程都在六七千里以上。对于巩懿修这个从小在黄土高原长大的“旱鸭子”来说，无疑是一趟既山高水险曲折难行，又很不习惯且劳累艰难的旅程。对此，他不仅没有退缩，而是以博大的胸怀乐观的精神积极应对。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正应了他年轻读书时将书斋命名为“图南斋”时的意愿。积极乐观的心态使在他旅途中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凭添了无穷的乐趣。因为风波虽恶，山路虽险，却给他提供了一个顺便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机会。他一路凭吊古迹，游览名胜，登山临水，豪情满怀，诗兴勃发，所见所感，化为吟咏。在去云南的途中和在云南办差期间，得诗105首；从云南返回的途中，得诗96首。而且，在云南办差期间，利用空余时间，他还精心研究《易经》，完成了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图南斋箸卜》。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趟耗时三年的长差，他都是满载而归的。

返回浙江后他将自己这趟出差中写的诗编为《图南集》上下编。前述的105首为上编，96首为下编。集中的诗几乎每首都写的诗中有画，情景交融，形成了一幅不可多得的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长卷，读之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作者路经浙赣交界的常玉山时，写道：——《过常玉山》

路出西南冲，山分左右峰。

峡连丹嶂合，桥断白云封。

鸟作殊方语，人当异地逢。

临岐仍怅望，顿令远思重。

告别自己任职的浙江刚刚进入江西省境，行进在高山夹峙之中，两岸是如血般赤红的峭壁，远处是白云中若隐若现、似连若断的桥梁。高峻绵延的山峰衬得行人尤其渺小。静寂幽深的行程中偶尔传来几声鸟叫，居然也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异地“语言”。此情此景，真使人有恍如隔世如在梦中的感觉。就在此时，却邂逅了故人，顿时被从如梦如幻的境界中拉回到现实，其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好景不长，刚相聚又要分别，怎能不使人怀着不尽的惆怅朝着故人远去的歧路上久久瞭望呢！又怎能不使人思绪纷纭产生对远方亲朋的重重思念呢？李白的《赠汪伦》为流传了千年的家喻户晓的名作，桃花潭亦因之而名扬四海。作者行经桃花潭时触景生情，写道：——《桃花潭》

踏歌来陌上，游子去何之？

流水相逢处，飞花送别时。

江空石自见，风定澜仍迟。

坐看浮云影，悠悠寄所思。

前两联为对李汪当年别离情景的追忆和想象，自然，其中也融合着此次作者远行的切身感受。后两联即景生情，由天际浮云映入潭中的影子联想到唐代狄仁杰望白云而思念亲人的故事，引发了自己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亲人的深深思念。全诗写得含蓄隽永，耐人寻味，且过渡十分自然。 在登临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时，作者吟道：—《滕王阁怀古》

 滕王阁下长江水，万古千秋逝如此。

南浦深千尺，    西山不盈咫。

 朝云暮雨复几时？画栋珠帘今已矣！

                不见鸣佩歌舞人，但见汀兰与沅芷，年年岁岁发花蕊。

含情一顾白日西，双橹急摇清风起。                                                     

站在滕王阁上，当年王勃赴会作序写诗时的自然风光依旧，但时历千年，人事早非，盛宴不再。抚今念昔，流连忘返，发思古之幽情，感时事之变迁，不觉日已偏西。蓦然惊觉，回归现实，只好乘船赶路，追回被延误的路程。此情此景化而为诗，写得看似平淡，实则蕴含着作者深惋沉郁的感慨，对生命意义的认真思索。细心品味，发人深省。一路的奇山异水，古迹名胜，风情民俗，作者多有歌咏。但作者毕竟是位关心民瘼的地方官员，而非闲云野鹤超然物外的隐逸，所以，即使人在旅途，也时刻关注着庶民百姓的生存状况。当路经嘉庆三年（1798）苗民起义被镇压的贵州安庄时，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沉痛地写道：——《安庄路中》

行役出战场，我马玄以黄。

凄风吹沙垒，夜月照寒霜。

病民初复业，十室无完墙。

老妇秉犁锄，五亩半就荒。

佩剑易牛犊，拆甲绽衣裳。

生儿还弃母，嫁女不知乡。

白骨委野草，乌鸟叫夕阳。

人歌人哭处，听之心为怆。

战后一片破败荒凉，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悲苦跃然纸上，读之令人触目心伤。然而，更有让人不忍卒读的，请看《南笼谣》中的句子：

咄咄咄，野鬼哭。

譆譆譆，城乌啼。

日落黄昏不见人，

唯有凄风吹断草，

古驿起黄尘。

破瓦颓垣看不得，

猿啸狐鸣不忍闻……

我们不是习惯用路断人稀来形容凄凉的景象吗？而作者给我们描绘出的却是一幅比路断人稀更加凄凉破败的景象——路断人无！如此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诗句，比之于后汉末王粲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名句，以及杜甫写安史之乱的一些名篇也不至于逊色多少吧！

以上是笔者从《图南集》中信手拈来的几首诗，并非其最精彩的作品。但管窥蠡测，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才情、人品、思想。当然，作为封建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为其制度服务的官员来说，作者自有他的局限性，这是毋庸讳言的。特别是当作者由一名抱着积极入世态度走向官场，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取得显著政绩，正欲大展宏图之际，却由于新任的上司心胸狭窄，贪婪成性，不仅未得到奖赏升迁，反因为不肖于行贿被派出长途苦差，这无疑对作者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虽然作者当时以乐观的态度，豁达的心胸迎接了这次考验，但在其心中留下阴影是必然的。也正由于此，作者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产生了消极的退隐思想。这种思想或隐或现，在作者的一些作品中有所流露。如一些描写所谓神仙和隐逸的遗迹时，作者多持欣赏赞美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就语言艺术来说，作者总体上保持着质朴、平易、自然的风格，但也存在着个别地方用典生僻等瑕疵。再说，全集中的诗绝大多数是登山临水之作，题材比较单一，社会涵盖面较窄。这固然是由于作品写于长差匆忙的往返途中所致，但也无疑限制了作品在思想上难以有重大的突破。也正由于此，极个别地方还出现了一些语言意境上的重复。  

总之，《图南集》所收的二百零一首诗中，五、七、杂言古今众体皆备，说明作者有着驾驭各种诗体的娴熟技巧。其中虽大多数作品是描写沿途山水风光、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抒发作者宦情旅思的，但也不乏反映当时社会状况、风俗民情、百姓疾苦的作品。不失为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绝意仕进  教授以终

云南三年长差将完之际，巩懿修接到哥哥巩慎修的家信。从哥哥滴到信笺背面的点点泪痕中，他窥见哥哥的身体并非像信中说的那么“康健”，遂产生了去职回乡的念头。返回浙江后，正赶上嘉庆六年（1801）秋试，担任主考官的巡抚阮某先让他出任考官。秋试完毕，他才得以交割赴云南所办的差务。交完差，他即刻提出辞职回家的请求，但却未得到阮巡抚和布政使的批准，而是让他回乌程县复职。复任后，他整天脑子里想着老衰多病的哥哥，心情十分郁闷。无奈，只得请京城任职的同年朋友暗中活动，由知县提升为内部主事。文书下达后，阮巡抚知他去意已决，才勉强批准卸任。嘉庆八年，在仕途中奔波了九年的巩懿修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山西定襄东作村。

回家后，他见年已七十、体弱多病的哥哥身边已经离不开照顾的人，便未去京城任职，留了下来。哥哥年老无子，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这是极大的遗憾。为了弥补哥哥的这个遗憾，他提出要将自己当时仅有的儿子过继给哥哥（其次子宝龄尚未出生）。哥哥执意不肯，经他再三请求，哥哥才勉强答应。他像孝敬父母一样无微不至地料理着哥哥的饮食起居，关怀着哥哥的寒热冷暖，陪伴着哥哥度过了最后三年的时光。哥哥去世后，一向兄弟情深的他悲伤过度，以致满头黑发变得花白。从此，他打消了外出做官的念头。然而，为政清廉的他并无多少积蓄。为了维持生计，他便在家乡设馆教书，以度余生。由于他学识渊博，精于文律，方邻左近二州五县甚至更远地方的读书人投在他门下求学和上门让他指导学业、古文、时艺（专供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的络绎不绝，被称为一代文宗。道光咸丰间的名臣五台徐继畬就曾请他修改过时艺习作。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二十九日巳时，在家乡任教三十余年的巩懿修寿终正寝，时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