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个人履历

　　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文强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花圆圆寿寿”，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

相关事件

　　 在北伐战争前夕，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同年9月，文强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1927年3月，脱离杨部，奔至武汉，回到武汉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关系。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1931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出逃过程时，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给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与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成就及荣誉

　　 1983年5月8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地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强人生四步曲

　　先入共产党 　　1925年8月中旬，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军统”大特务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 　　1942年2月，文强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是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 　　26年的战犯生涯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全国政协委员 　　特赦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