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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主：义英邢富礼管理员: 纪念论坛小编曹鸿彭筱夏卫亚刘士辉

[主楼] 母亲传 [精华]

母亲传
——谨以此文献给母亲88诞辰
我的母亲不是英雄，也不是模范，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更没有名人那样的轶事。然而，她用85个寒暑春秋，书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她的性格特质，她的人格魅力，堪称我们全家人心中的“范”。
如果说母亲这一生“值”了，那是因为她养育了六个还算孝顺的子女；
如果说母亲这一生“亏”了，那是因为命运让她受到了太多的委屈。
她高挑的身材，可以做模特；她敏捷的思维和口才可以做领导。晚年的母亲穿一身套裙，人们说她像陈慕华，又说她像王光美。她却抱以苦涩的一笑：我哪有那好的命呀！
母亲的童年
母亲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1925年7月15日，母亲出生于武汉汉水边一个以渡船（俗称荡划子）为生的贫寒家庭。尽管当时的武汉闹得轰轰烈烈，先是国民政府的迁都，后是汪精卫的叛变。但闭塞的老百姓关心的只是，出门有没有赚钱的活做，街上有没有充饥的米卖，对外界一派木然。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孤儿出生，从小看亲戚的脸色长大，所以极端的本分老实。且外祖母体弱多病，性格孱弱，见风怕树叶砸破头，芝麻大点事可以急成西瓜来。
1938年中日对抗武汉沦陷时，母亲才13岁。每当防空警报响起，正值中年的外祖母却吓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全是由年少的母亲呵护着拖家带口去逃难。
有一次，日军扔下细菌弹，无数人染上疟疾，母亲也未能幸免。一连好几天，母亲一个人躺在河边的小船上，饿了，捞几条小鱼煮了吃；渴了，舀一瓢河水喝。为了避免传染给刚出生的舅舅，她一个小姑娘就这样独自被隔离在外。
还有一次，她去街上买东西，突遇日兵追赶，嘴里还叫着“花姑娘”，吓得母亲拼命穿梭于大街小巷，幸亏她腿长跑得快，幸运逃脱。而就在那一次摔破了她的膝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疤痕。
母亲的童年是在飞针走线中度过的。
她从7岁就开始在家做棉袜加工活，只有过年才有三天休息。据说一年的加工费还做不了一件新衣服。可外祖母就特别看重一分一厘钱，哪怕不小心丢了一枚针，母亲也只能悄悄买了补上，否则，外祖母就像失落一根金条那样痛惜唠叨。
当时，邻居家有一同龄姑娘被送进学堂读书，每每看到伙伴背着书包进进出出，母亲羡慕至极，常常在窗下偷听别人的读书声。虽然当时（13岁以前）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孩，生活负担不算太重，但以外祖母的认知能力，哪会让一个女孩去读书呢？因此，这就给心高气盛的母亲埋下了一生的隐痛。
母亲的婚姻
过去，民间有一个说法:好汉不养十八女。母亲在她十七岁时，经媒妁之言，与从未谋面的父亲走进了婚姻。
客观地讲，父亲的“国”字脸和魁梧的身材，倒是与母亲相配。父亲家是在江河上帮人驾驳船跑运输的，两家倒也门当户对。
让母亲未曾始料的是，父亲从一生下来，就受到祖父的嫌弃，因为他俩属相相克。更不可理喻的是，祖父不准父亲叫他为爹，而只能称他为伯伯。可想而知，这种父子关系所延伸出来的翁媳关系•婆媳关系能好到哪里去？
父亲家除了上有祖父母外，还有四个叔叔和一个姑姑，其中两个叔叔是哑巴。
祖母曾经是祖父的童养媳，当她好不容易熬成婆时，那种扬眉吐气•如释重负之感使她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屈辱和隐忍。而把全家九口人的重担一股脑地卸到了年轻的母亲身上，除了钱的使用权。
祖父有一点初小文化，活脱脱一个鲁迅笔下“穿长衫的孔乙己”。他是父亲的二老板，哪怕船运淡季时，家中揭不开锅，他也只做甩手先生。宁可让几个叔叔去日本人办的乞丐所受罪，宁可卖掉8岁的姑姑给人做使唤丫头，省下钱来，他两老每天是一定要去听戏的。
父亲虽不能亲近祖父，但孝子是不能不做的，母亲又能奈何呢？
从此以后，这个大家庭的里里外外，脏活累活，母亲是义不容辞。无论是炎热的夏天挑水上楼，还是寒冷的冬天下河洗衣，哪怕有孕在身，即将临盆。祖母说母亲：身大力不亏。可是，每天从下午5点钟吃晚饭，一直要熬到第二天的12钟吃午饭，饿了，只能舀一瓢冷水充饥，何来不亏？
也许，就是这样劳动加节食，母亲的身材一直苗条匀称，当她穿起自己裁剪缝制的阴丹士林旗袍，出现在族人的婚礼上时，几乎抢了新娘的风头，当然也降住了我的父亲。
唉！母亲真是生不逢时。
母亲在解放初期
这一段，可以说是母亲一生中最闪光的时期。
到抗美援朝时，母亲已养育三个孩子了。凭借在扫盲班里学到的一点文化，和她从小所锻炼出来的处事能力，母亲当上了居委会主任。她和居民一道读报，唱歌。知道什么叫“三反”•“五反”，协助街道宣传“增产节约”，“反对偷工减料”，做一些声援抗美援朝的工作。
当时，朝鲜战场上需要大量的人报名参军，母亲也积极报了名。但那时老三刚断奶，以祖父母的“超然”性格，他们怎会让母亲离开这个家呢?
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40余天暴雨连绵，大水淹到楼房的二楼楼板，到处是需要，到处是危险。母亲成天泡在水里，家里•邻里•居委会里，修堤•护堤，卫生防疫••••••。整整一个多月，忙得她嘶声竭力。庆幸的是，老天居然没有给她留下病根！我想，那是因为她偏爱吃鱼的缘故吧。
当时的居委会主任是不拿工资补贴的。社会上也有一些就业机会，但母亲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有光荣感，又能照顾三个孩子，还可以充分发挥她的组织才能。
后来，我们常跟母亲开玩笑：如果您当时参加了抗美援朝，说不定我们就是高干子女了！
母亲对这段的回忆，除了兴奋，更多的是痛惜：没有文化，才得不到提升；没有文化，才跨不出家门坎。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能体现她的人生价值。
母亲在文革前后
这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小家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而我的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已养育了六个孩子，二男四女。当我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刚刚度过食不果腹的日子，却又遭到了灭顶之灾---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要与我们隔离四年。顷刻间，犹如地震，六双惶恐的眼睛，张望着身无分文收入的母亲。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母亲一筹莫展。母亲虽没有一夜急白头，却一夜流干了泪。
当时，母亲不到40岁。有人劝她弃家再嫁；也有人劝她把女孩送人，连祖母都主张让大姐去支边。但是，母亲咬紧牙关，她说:宁可在一起讨饭，也不会抛弃骨肉!
她去工厂做工，但除掉自己在外两餐的花销，一元二毛八根本不够；她去工地填土修路，女做男工，实在吃不消；她去乡下贩卖麻花，一去几天，又惦记自己的家。走投无路时，她把自家的计划粮油买回来，学会了炸面窝，做起了早点生意。
从此以后，母亲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淘米•洗豆•推石磨•生铁炉••••••，忙到天亮，再叫醒哥哥推小车帮忙出摊。下午回来买好主配料做好次日的准备后，还要去工厂接活回家，加工做柳藤安全帽。那么艰难，她一个都不让我们失学。所以，我们只能放学回家后再分工合作帮忙做。每天，等她洗涮完毕后再上床已是深夜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经营过炸面窝、炸糖糍粑、摊豆皮、煨汤、下热干面。无论严寒酷署，头疼脑热，她从不敢歇业。由于超负荷劳心劳力，导致她经常头痛，几分钱一包的头痛粉是她离不开的药。张开她的手掌，裂口纵横交错，特别到秋冬天，只要浸到冷水里，疼痛钻心。贴满膏药又不方便，只好拣大口子贴。即便如此，在我们的记忆中，家里的床单被子，她从没有让我们自己洗过。真不知道那个没有洗衣机的年代，母亲的手是如何地洗搓？
每到大年三十晚，母亲依然热热闹闹办年货：煨汤（猪肚、猪肠、猪肺）、红白萝卜烧肉、炒“十样菜 ”（十种菜丝），炸翻饺等等。大年初一，我们每人还能穿上母亲亲手做的新衣裳。
纵然有三头六臂，也不过如此吧！
那几年母亲从不向亲友伸手乞求，也从不因家贫而自形惭秽。每当我们在学校受到个别同学嘲笑和谩骂时，回到家看到母亲那响当当、硬邦邦的精气神，我们就挺直了腰杆。
度过艰难的四年后，母亲让父亲看到了一个完好的家，老大老二也参加了工作。但母亲却丝毫不敢懈怠，因为父亲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单位，这个家仍然需要她顶着。
终于有一天，顶梁柱断了----个北风呼啸的凌晨，母亲在黑灯瞎火的巷子里被油光凌滑倒，“咔嚓”一响，小腿骨折了!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谁也听不到母亲的呼救声，她就在那刺骨的冰地上痛苦地呻吟了三个小时……
谁知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的洪水猛兽，把我家这条飘摇前行的小船又卷进了无底的深渊。

1970年，当全国百万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那些没有国家正式工作单位的个体工作者，被视为“闲人”，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由，整家整家被送往农村，无疑，我家未能幸免。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就在那年的中秋节，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我的家却被一分为三：已参加工作的老大老二留在武汉，刚初中毕业的老三随学校下放，而我们三个尚未成年的小丫头则随着父母一起被“欢送”。我们站在堆满破旧家具的卡车上，前来送行的邻居和同学久久不愿离开，他们在武胜路口远远地目送着我们。
卡车飞快地向百里以外的乡野奔驰，前面的运煤车扬起的黑旋风，把我们三个小姑娘变成了三只“大熊猫”。当我们到达那个山村时，人们像在动物园一样围观我们。
那一年，父亲已50开外，母亲也年过45岁。
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城市，从不会做农活的母亲，一路惶恐，一路悲泣。前方的家在哪里?
真是“荣幸”，我们的新家与当时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干部，牛棚挨牛棚，相邻而居。
那一晚，十五的月光照进我的“新家”，惨白阴森。地面上，牛粪痕迹，随处可见；墙壁上，蛛网纵横，触手可牵。还有一洼臭水坑，不知原是牛主人的饮水，还是它的洗澡间?
死水微澜！令人窒息的中秋夜!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村子历来是人畜同住，肥水不流外人田。幸亏那时“HnNn”还没有问世！
母亲从噩梦中回过神来，责任不允许她沉湎于唉声叹气，于是她理直气壮地要求队里：一要换房，二要恢复我们的学籍，三要保证我们的基本口粮。也算我们还有点运气，那大队支书懂政策，通情理，没有过多地刁难我们。
可是一家五口，三个读书，两个“半劳力”，（一个男壮劳力一天的工分仅值三、四毛钱）.家里断炊的事时有发生。一些重男轻女的村民反对我们继续读书，说我们是寄生虫，侵占了他们的利益，甚至还要不满十六岁的我辍学去修渠。母亲坚决不依。无奈，她又抄起了裁剪刀，东家西家上门做衣。母亲本来就长倒睫毛，加上那种原始的烟熏火燎生活环境，一天下来，常常是被眼泪水糊得什么都看不清。她一天手工可做一套棉衣，能换取几角块把钱或者些许红薯。
在农村的三年里，我家养鸡，鸡发瘟；养猪，猪成精(不长膘)；养人，人缺吃。更不幸的是，父亲劈竹子，竹片飞迸，刺瞎了一只眼。老天也瞎了眼!
一家老弱病残，继续呆在那里，只有死路一条。1973年，随着返城大潮，父母亲带着两个小女孩回到了城里。
没有户口，叫倒流人员。倒流者，就找不到工作。个体经营，是资本主义尾巴，见了就要割。父母亲只好打游击，晚上在家里做好“落口消”，白天就穿街走巷地卖。那东西，虽不重却占体积。他们每天背着大袋子徒步，从汉口，过汉桥，跨大桥，武汉三镇，日行数十里。渴了，找点自来水；饿了，买碗热干面。回到家，两腿肿得像灌了铅。
真可笑，我的祖父大义灭亲，竟举报了自己的儿媳，带人抄家砸东西！谁信？抄家的人都难以置信!父亲气得喝毒药，母亲却痛斥道，死要死的有骨气!一不偷，二不抢，看哪个能把我怎么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终于盼来了户口回城的希望。但当初的政策是针对失去劳动力的病残者。母亲由于长期劳累，当时肾部正有炎症，但笔者本人已20出头，属正常劳力，一直没有“倒流”，却也不可能享受知青招工待遇。母亲怎能置之不管呢？要命都不怕，不就是要病吗?
于是，在体检的时候，她咬破手指往尿液里一蘸，再将尿液吸进橡皮吸管球里，将该球粘贴在女儿我的下身，蹲在厕所悄悄一挤……我有病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什么病？人格扭曲病!
母亲在改革开放时期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宽松，汉正街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兴盛，于是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层出不穷。年过半百的父母亲一无本钱，二无能力，他们就用自制的小推车，进一点小喇叭等塑料玩具在汉正街摆摊，如果是批发，每个喇叭的利润仅一厘之微，薄利多销，也会吸引一些客户，甚至还有少数省外的客户。父亲眼神不好，进出货全靠母亲打理。眼看着别人家老少齐上阵而发财壮大，母亲却不为所动。她宁愿自己抛头露面，受苦受累，也不让她的儿女们放弃固定工作单位去经商，去做个体户。
她一生因为是个体户，遭人歧视；因为是个体户，颠沛流离；因为是个体户，而无处享受退休金。
1990年父亲病逝后，65岁的母亲不愿意拖累儿女，仍然一个人推着小车上街摆摊，直到三年后汉正街整体改迁，母亲才完完全全的退休。
母亲的晚年
母亲一生劳碌奔波，一旦闲下来，她既不爱串门，又不爱打牌。因为退休金的事让她耿耿于怀，她不愿意让人觉得她是没有能耐而一生都混不到一个“组织”。最大的享乐就是看电视。哪个明星叫什么名字，演过什么角色，她过目不忘。每天还看看报纸，偶尔也翻翻杂志，把那点扫盲的文化都发扬光大了。
母亲最得意的是，每当节假日子孙绕膝，看着他们在餐桌上一边高谈阔论，一边享受她的厨艺。她最拿手的菜是，糖醋排骨、夹干肉，爆炒腰花、烧滑鱼……其实她烧的什么菜都好吃。直到80多岁，她都要亲自掌勺，或者是技术指导。至今我们仍回味无穷，津津乐道。
母亲最神奇的是针线活宝刀不老。她裁剪的婴幼儿服装有很多诀窍，穿在孩子身上，服服帖帖，舒适漂亮。就在她83岁高龄时，还亲手为曾孙赶制衣裳。不仅如此，她还为未来的每一个曾孙绣了一双绝版猫猫鞋，用一把剪刀和一枚绣花针，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传家之宝。
母亲最可贵的是她大气、包容。尽管我们这一房从没有得到过祖父母的仁德关怀，但当他们老无所依的时候，（祖母是85岁过世，其他叔叔都自顾自）,母亲虽嘴里愤愤发泄，可是祖母的最后时光仍是在我家度过的，以致梳洗入殓都是母亲亲手打理。而后的每年清明和春节，她不仅自己为他们烧纸，还嘱咐我们这些后人记得烧纸。她说：“屋漏水滴在旧窝里”，要为后人积德。
可是，母亲最后悔的是她的大气也给这个家族留下了一个后患。
1954年洪水退了以后，母亲在汉正街烧饼巷租到一块30平米的地皮，租折上写的是父亲的名字。在朋友的帮助下，重建了一幢二层楼的木质结构房，把祖父母和两个哑巴叔叔接了一块住，并不假思索地写上祖父的名字。谁知这竟成了我父辈六兄妹以及后人争取房产的依据。哪怕后来房屋损毁了，母亲都不能自作主张重建。人们只道是可惜了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殊不知母亲至死都怨自己当初无知，后来无能。
母亲一生历经磨难，但她穷不倒志，富不癫狂。也许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吧!母亲在80岁以前，仍是灰白的头发、挺直的背。除了眼角耷拉了，连眼袋都不怎么明显。她是我们家的舵手，几十年风风雨雨，她吞进的是无数的苦水、涩水、和泪水，溢出的是奶水、汗水、和母性的光辉。所以，她永远都美。
一年又一年。
我们以为，母亲衣食无忧，会安享晚年。殊不知，她渐渐淡出了现在，又绕回了以前。她活在回忆的世界里，想把自己的过去重新改变。
我们以为，母亲是不老青松，永远会为我们遮风挡雨。殊不知，她已心力交瘁，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她最盼望的是，无论在电话里，还是在家里，经常听到儿女们叫她一声“姆妈”。谁要是隔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她就担忧，就念叨，就巴望，甚至于失落，郁闷。
假如我们能经常真诚地听母亲倾诉；
假如我们能经常耐心地听母亲抱怨；
假如我们不要让母亲因为等待而感到失望；
假如我们不要让母亲因为年迈而感到悲观；
……
但一切都不可能有假如了!
母亲于2010年的端午节，在与大哥倾诉间，累了，睡着了，永远睡着了。享年85岁。
她没有遗产，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
她没有遗言，似乎又带走了尚未了却的某些心愿。
或是不快？或是伤感？
抬头看看天边灿烂的云霞，就知道，母亲并没有计较。但是，我们的良心应该知道。
天地在，云霞就在，我们的母亲也在。因为，她的名字叫陈云霞。

后记
为母亲写一点东西，是我多年的心愿。当今天终于搁下笔时，本应该长嘘一口气，可是我止不住心悸手发软。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忐忑。
还好，母亲的一生，无需用文字技法去修饰，唯恐因遗漏而逊色。但只要我辈记住她，子孙辈知道她，足矣。

201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