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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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990~1047年),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幼年丧父,由母亲刁氏夫人抚育他与弟妹成人。《宋史》中载,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作者:刁品安 回复:203 发表时间:2009-06-03 15:38:29
1762年,宫里雁兵败,欲归附清朝。 云贵总督吴达善听说宫里雁有一件七宝鞍,便向他索要。 宫里雁不允,便被吴达善驱逐出境。 宫里雁率残部投奔孟连土司刁派春,却被刁派春捕获后献给吴达善。 后被吴达善杀害。“ 这清朝的官员怎么了? 又是秤砣又是马鞍的! 索要不成就杀人。 这样的朝廷不灭亡才怪呢!”1762年2月,在莽纪觉的追杀下,宫里雁一路逃到中缅边界。 走投无路的宫里雁请求归顺清政府。 时任云贵总督吴达善,向宫里雁索要七宝鞍。 宫里雁不肯答应。 吴达善便拒绝让宫里雁入境。 万般无奈,宫里雁转而投奔孟连土司刁派春。 宫里雁带着一帮残兵败将, 拖家带口地行走在崎岖的山道.1769年2月 - 原来这帮人全都是桂家旧部,随宫里雁陷入孟连部落,又随囊占夫人杀掉孟连土司刁派春逃入孟艮。 再追随囊占夫人由孟艮起兵攻打吴达善,启中缅战端。 1769年2月下旬, 清军先锋攻入孟艮,一番苦战之后,孟艮溃不成军。 囊占夫人看大势已去,跳崖自尽。 桂家旧部群龙无首,各自逃命。
作者:114.238.30.* 发表时间:2010-02-12 21:03:07
1733年 - 1733年(雍正十一年)尹继善调任云贵、广西总督,时思茅首领刁兴国举事,总督高其倬擒刁兴国,但刁兴国部下未散。 尹继善与高其倬谋划,调兵征讨,斩思茅首领3人,从者百余人。 平定元江、临安,又分兵进击攸乐,征服思茅东道攸乐36寨,西道破六国15寨。
作者:114.238.30.* 发表时间:2010-02-12 21:04:58
1932年5月, 曲阜师范学校郓城籍学生李育吾,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返回郓城,与张天民、刁怀桔在县城刁怀桔的家中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小组,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10月,建立第一届中共郓城第一区委员会。
作者:222.184.28.* 发表时间:2010-02-18 03:18:08
1949年12月,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决定适时起义,并将起义据点选在彭县,紧邻彭县东南的新都便成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为了作好起义部队后勤保障,邓、刘在龙桥乡中心校召见了该乡乡长刁嘉宾,当了解到龙桥乡仓库里存有千多石大米后,邓下令转拨为军粮,立即让钟副官同刁乡长办理转拨手续和转运工作。
作者:121.234.212.* 发表时间:2010-02-24 05:44:19
中央红军离开黔北后,地方各种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大肆向苏区人民反攻倒算。留下的红军伤病员和一大批参加革命组织,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为红军带路送信,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加工大米、赶制衣物的贫苦群众,惨遭敌人的追捕、关押、毒打、甚至杀害,一片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黔北大地.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红军伤病员和苏区人民毫不畏惧,团结起来,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其中几百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遵义县被杀害的红军伤病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就有3OO多人。一批不知姓名的红军伤病员和遵义革命先锋队队长苏洪贵、副队长刁光明、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成员朱茂林、陈贵良、张文彬、梁友轩、吴祖州、刘长富、苟坝抗捐委员会积极分子熊铁(女)等等,就是为革命而献身者的代表。
作者:121.234.212.* 发表时间:2010-02-25 11:04:55
《汉官典职》 【原文】桓帝时,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舌颇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过,赐毒药。归舍辞决,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其药,出口香,咸嗤笑之 。
作者:121.234.212.* 发表时间:2010-02-25 17:08:38
大串联~在东明县(三)? 1967年开始了,元旦这天我洗了洗衣服就到各家去看看,军、烈属、五保户已经把我送给他们的毛主席像贴上了,青年人都进城去看电影去了。转了一圈回到董留成家,他儿子春山要理发,于是借了个推子由我当理发师,一连理了五个,没事了,就和董留成闲拉话。这位40多岁的老贫农是外乡人,因家乡遭灾逃荒到李江庄,刚开始生活特别困难,近年来稍好些。他一家十口人,共有八个孩子,有四个参加劳动了。他告诉我他还想要一个小儿子。他说,在农村没有人不行,受欺负,我刚来时就受李姓人的欺负,这几年孩子大些了才好些。我才明白他家为什么春山才二十岁就急着订婚、结婚。那年头,没有人讲计划生育这件事,生多少孩子没人管。元月2日我收到了我班没参加串联的张卫东的来信,内容是学校还是冷冷清清,但希望我回去。这时我想,在哪都是参加文化大革命,既然回去没事干,还不如在这里一边与贫下中农结合,一边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就回了信说明了我的想法,表明暂不回校。当天晚上参加了李江庄大队贫下中农选举文革筹备委员会的大会,在选举时我发现:参加选举的一共53人,提名为筹委会委员的竟有56人,说明了农民们的意见十分不一致,按得票看,超过半数的仅有二人。我看到要让农民搞文化革命真不容易,他们有很多弱点、缺点,特别是目光不远大,散漫性等等。尽管如此,我仍然在大会上讲了话,解答了他们提的问题,对他们提的可不可以选当权派进入筹委会,我表示不同意,因为他们是这次运动的对象,当然,对特别好的干部,像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大家都拥护选上也可以。5日李江庄大队全体社员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指示(草案)”文件(即中央十条)因为是运动开始,正是发动群众阶段,我只是按字面讲解文件内容,提高认识,还没有提出炮打司令部的问题。晚上讨论时,第二、三小队的社员都讨论上生产了,我暗想:群众对革命的热情没有对生产的热情高。6日鱼沃公社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会议是公社党委召开的。我曾建议他们开社员大会,他们没采纳,但让我在大会上讲了话。那时候讲话开始要“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讲完话后要呼口号,口号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在大会上讲话的开头格式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会后,我应城关公社沈庄大队的邀请去了沈庄。7日沈庄的贫下中农在和我坐谈中发现群众主要是对党支书段松林、大队会计兰百川有意见,兰百川从初级社开始就当会计,一直到现在;段松林从高级社当支书到现在,中间曾因犯错误停职检查学习了一段时间。说支书走地主路线,还有经济问题,我听了半天也没怎么弄清楚,就没表态。8日我到了沙沃公社冯口大队,这是因为李江庄大队民兵李遂芝的表姐李盼菊邀请我去的。李盼菊住在冯口大队吕口村,她丈夫是个干部,好像是外公社的武装部干部,婆家是富农成份,娘家是贫农,自己念过师范,但没有毕业就结婚了,所以在家没有工作。由于她有文化,对文化大革命有所认识,接触一些农民,看到他们受到一些不公正的遭遇,就有打抱不平之心,但无打抱不平之力,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她听说她表妹李遂芝住的李江庄来了一个北京学生,她就在7日来找我,但我不在,晚上我回到李江庄知道了这件事,8日我就骑车来到冯口大队的吕口村。见到了老贫农秦德明和吕运生、韩正明等人,秦德明老大爷向我哭诉了儿子秦东成被打成黑线人物,被迫逃亡东北的黑龙江,至今未归。我想,这秦东成只是个青年人,又没有文化,怎么就成了黑线人物?贫农韩正明因为弄坏了一张毛主席像,被定为打毛主席的坏分子,迫得他险些自尽。……这个座谈会开到半夜过了,人们还意犹未尽。他们怕我累了才休息,当晚我住在李盼菊的公公家,这里的农村人的居室也是牛棚,我第一次和牛同室而居,太累了,刚躺下还听见牛吃草的咀嚼的声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9日早我在大队长薛保全家吃饭,顺便听听干部的意见,群众主要是对支书冯井顺意见大。下午我去荷泽地区,因为东明县归荷泽地区管,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地区的文化革命情况。文革往事(十三)大串联~在东明县(四)? 荷泽是鲁东南的一个地区级城市,那里的文化革命形势要比东明县发展得快,荷泽8.18红卫兵势力很大。我从荷泽回来后,马上投入到沙沃公社的运动中去,1月17日冯口大队批斗了大队支书冯井顺,同时还有九队的会计,八队的队长。这是农民们自发搞起来的,可能是这些人的民愤太大了。但这里的农民把我视为他们的救星,我本来从荷泽回来就要回北京的,他们极力挽留我,我也有在革命斗争中锻炼锻炼的欲望,就留了下来。? 形势发展很快,群众起来了,各大队都有了红卫兵组织,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比穷,马军营支书苏广修当了七年支书,文化革命开始后,自己杀猪请客三天,对文化革命事情不管不问,群众意见很大。生产队长王昭祥的爱人被他侮辱,王不敢对他怎样,把自己老婆的腿打断,打死队里三头牛,但苏也不敢处理,群众蒙受损失。类似这种事情,不断地传到我这里来,希望我能主持正义,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只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精神,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炮打司令部。我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广大贫下中农起来造反,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让广大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正的贫下中农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 1月20日参加了刘口大队的批判大会。? 1月21 日到马军营了解情况。? 1月24 日参加王庄声讨大会,认识了李德顺。? 很快的时间里,各个大队的造反派都组织起来了,他们效仿冯口的革命群众,批斗了那些民愤大的一些领导,让他们靠边站。但同时我也不得安宁了,1月22日,有人对我说,县武装部派人来吕口以了解学习毛选的情况为名调查我,首都三司北京农机学院的红卫兵在荷泽串联的人也来了解我的情况。我当时还不是红卫兵,听了这些消息,思想上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压力,1月25日不知县上什么单位派人到沙沃公社学校了解我的情况,向我反映情况的人对我说,他们听了情况后,表示支持我的。? 令我震惊的是我在县上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听到老李对我讲:“你一到东明县后,县委书记陈会民就派了李贵生、李洪赞、刘朝东专门收集你的材料,每天向陈汇报一次。陈会民对你的到来来其实怕得要死。”我想:我刚来到李江庄时,陈会民曾让人捎话,表示他很关心我,希望我多住一些时间。怎么,这么大的领导(当时在我心目中的县委书记就是大官了,王观澜虽然官比他大,但农村人心里还是县委书记大。)怎么可以口是心非呢?我一个小小的学生怎么会让你害怕呢?这件事对我内心震动特别大,以至对我以后对世界上的事情的看法及我今后的前途都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令我震惊的是,关于我的谣言也起来了。有人告诉我,冯口薛保全曾对人说:“老袁是王光美派出北京的,他是刘少奇的保皇兵。”其实,东明县第一张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是我刚到东明县时贴出去的。有一个叫辛凤鸣的人告诉我,冯广林的儿子冯怀卜到处宣传:“老袁确实是刘邓的人,东明县联络站向北京挂了电话,北京来了电话让他接他都不敢接。”冯广林是三青团员,是九队队长冯法旺的叔叔,贫下中农批判了九队会计,也停了冯法旺的官,他们就把气往我身上出。我是骑自行车去的东明县,到东明县后,也经常骑自行车往返于县城和社队之间,刚来时很好,这段时间不行了,莫明其妙地车子就没气了,一看,气门芯不见了。过去在理论上讲三大革命,现在才尝到社会上的复杂,青年人气盛,我更激发了斗志。? 2月2日在上海风暴的影响下,我经过十多天了解情况,感到运动还没有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原因在于公社组织的红卫兵战斗力不强,我找来了原红卫兵司令部第一兵团的陈印生和李盼菊商量如何“砸”了原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新的造反派组织,会议在沙沃学校完小开的,参加的大队有冯口、西各、刘口、高墙、吴沙沃、王庄、土地张、唐庄等八个大队贫下中农造反派,还有学校老师刁保民、杜化钦参加。当晚召开了大会,宣布废除了原红卫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了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且在会上批判了张青山、李福生等三人。? 原来陈印生是吴沙沃大队的,吴沙沃大队的另一派反对他,2月3日晚上吴沙沃的另一派联合了刘口、西各等大队的保守派(冯口的不知为什么没来)来揪斗陈印生,于是我们进行了辩论,为公正起见,我们叫了公安派出所的人参加,辩论了一夜,他们以失败告终,还揪出了一个叫寿林的,是他到处挑拨、游说才产生出矛盾。? 2月4日公社开大会,罢了李井云和冯井顺的官,我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农民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会后我见到刘口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提出“农司”组织不纯,说陈印生曾当过大队支书,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吴沙沃才有那么多人反对他;李盼菊的婆家是富农成分;赵凤各曾经有过“右派”言论,还有一个姓冯的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和什么原因了。我粗暴地停了他们四人在“农司”的副总指挥和委员的职务,现在想了当时自己年轻,做事可笑。晚上我去刘口了解情况,有一个叫刘承江的和我谈话,建议“农司”领导应该民主选举,我很高兴地听了他的意见,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今天停了四人职务的做法是错误的。? 2月5日我通知今天“农司”搞一次民主选举领导成员。我写了一封不应该包办代替的检讨信交给李盼菊,请她在会上宣读,然后我就回县了。后来知道他们一共选出十三人,总指挥秦德明,副总指挥李盼菊、黄胞国,还有一个姓王的。委员有赵凤各等九人。他们还分了三个片,设了联络站。形势很好,吴沙沃和冯口的对立派组织解散,人员粉粉向“农司”靠拢。当晚我参加了唐庄的大会,但会没开完我提前走了。? 2月6日,沙沃公社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开会,晚上去冯口开会。? 2月7日,县上开会批斗陈会民、王西卜。? 2月9日,我要走,同志们要照像留念,今天进城照像。? 2月10日,由于沙沃“农司”势力壮大,公社一些人急忙成立一个联络站,乘上海“夺权”之风,也想夺公社大权,提出和“农司”联合夺权,晚上在冯口开会,决定不参加夺权。? 2月11日,进城听说“荷泽81.8”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我预感形势要发生变化,而且要向不利于我们的方面发展。12日我去马军营,晚上在“农司”会上讲了我的担心,让大家做好准备。我准备白天参加劳动,静观其变。果然不出所料,13日晚上,县文艺联络站有一个叫张思贤的是沙沃人,他带来一群人来找我辩论,对我进行围攻,地点就在沙沃公社大门口,这次辩论会特别让我感动,开始是我一个人对一大群人,公社武装部有一个叫李治民的干事看见气不公,为我主持正义,后来,几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闻风赶来,特别是吴沙沃的群众参加了辩论。最后,张思贤痛哭流涕,承认了错误。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张思贤又带来一些人找我辩论,这次人多,据说有几个联络站的人,但结果和上一晚一样,有点区别是张思贤痛哭后不敢回县了,说怕县上他的单位开除他,我当时还觉着好笑,完全沉醉在胜利的幸福中。我看到,一个人真是微不足道的,群众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一个人只有生活在人民群众中,去为他们办事,得到他们的支持,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可不这样盲目乐观,他们在为我担心,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早晚要出事的,他们极力劝我早点离开这里,尽管他们非常舍不得我。? 2月17日,在大家好心的劝说下,我离开了沙沃公社,去兰考上火车回京。但是到了兰考县看了一些大字报后我又骑车返回了沙沃公社。我想我不能这个时候离开他们,“农司”的领导成员在我的教条思想的指使下,一律是农民,大多没有文化,我在时他们事事和我商量,我在这时走了,我是真不放心。回到沙沃后,我立即在苗圃召开会议,除“农司”的部分成员外,还有原来公社的社长杨鲁亭,学校老师刁保民等。我表示我要和他们一起战斗,和他们同甘共苦,一起革命,一起劳动。同时也希望他们在我不在的情况下(这种可能随时都会发生)也能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文化革命的彻底胜利。18日“农司”又进行了改组,以适应当前形势。我每天参加劳动,也还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文革往事(十三)大串联~在东明县(五)? 1967年2月22日早晨我收到北京来电,让我返校,没想到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县公安局来了不少人要和我辩论,我上午到公社参加辩论,我一看,这次阵势好大,他们来了50-60人,我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各大队的人都不知道,有知道的可能看见对方是公安局的也没敢来支持我,这场辩论进行了一天一夜,我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因为我在东明期间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一度有包办代替行为,但已经做了检讨,他们显然不是为此而来,他们认为我最大问题是参加和支持了农民的文化大革命,我当然不会屈服,那就继续辩论。辩论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些人显然是有目的而来,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到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他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了,我还精神旺盛,振振有词。他们又担心天亮后激怒了贫下中农再来反围攻,就由他们带队的叫张冠众的人宣布“责令”我和他们一起回县检查“不及时回校”的错误。当时我也不懂“责令”是什么意思,心想,不及时回校算什么错误,何况昨天刚来电报你们就来找我辩论了,回县就回县。? 2月23日清早我和张冠众等人回到了东明县公安局,给我一些纸和笔,一间房子,让我写检查,其实我就是被他们软禁了。检查什么呢?根据他们揭发我的罪状之一是住富农家。我刚到冯口大队那天夜里,在吕口开会到深夜,住在李盼菊的公公家了,住了两夜,我才知到这个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家是富农成分,我就搬了出来住在小队的牛棚里。罪状之二是动用了民兵保护我。原来是我在牛棚住的那段时间,冯口的贫下中农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每夜派两名执枪民兵给我站岗,可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也没有人告诉我,直到辩论时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当时我莫名其妙,下去一问,才知确有其事。罪状不多,都是牵强附会,不值一驳。到了中午,冯口大队的冯茂林来看我,他是受大队贫下中农的委托来看我,同时也试探看公安局对我怎么样了,又一个姓张的满脸横肉长了个虎牙的家伙不让我和冯茂林相见,我和他吵了起来,他只好妥协。? 2月24日中午冯口的刘妮、韩正明来看我,他们先后派了两个人跟在后面监视,我又和他们吵了一架。下午两点,可能是公安局也无计可施,就放我走了,让我回京。我想走前到沙沃告别,见刁保民,我俩一起回县到他家商量我走后怎么办,到半夜时分,公安局来人又把我叫去,到公安局住了半夜。2月25日又在东明县呆了一天,有一个叫孙梦乾的予审员和我谈话。我上厕所也有人跟着,还不时的大声吆喝我:“你就是反革命!”我说拿证据来,他就说等到时候“就拘留你。”我当时不知为什么,根本就没把他们的吓唬当回事。2月26日早八点,公安局终于想出了对付我的好办法,让我把自行车放在一辆卡车上,把我送到兰考县的火车站,他们派了一个带手枪的便衣,直到我上了火车才回去。我在卡车上,知道他们要压送我去兰考,然后回北京,回想在东明县两个多月,不仅思绪万千,感慨万千。我是1966年12月13日到的东明县,到1967年2月26日离开长达75天,其间过了一个阳历年,一个旧历年(即春节,那年的春节是2月9日)。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虽然生活是很艰苦的,在牛棚住的期间,由于忙身上长满虱子,斗争是很激烈的,但我一直是很快乐的,信心十足的,因为我坚信,文化革命一定能胜利。我曾看到一份传单,内容如下:???????最高指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2月24号喝过汤(当地对吃晚饭的称谓---著者注),刁保民听说革命组织要辩论他,就吓得魂不附体了。于是就撒了个谎说什么“我的小孩病了,需要回家去。”这样就骗取了六年级一个学生的自行车,拼命奔向城里(他家在城里)。随即有各革命组织二十多个同志骑上自行车跟踪追迹。追到了刁保民的家,刁家门户紧闭,同志们喊他也不开门。后来我公安人员把刁揪出。原来刁保民和袁志农等四人在屋里策划反革命活动,妄图发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公安人员依法把袁志农重新逮捕,责令刁眼睛(刁保民戴眼镜---著者注)在公安局检查,并且还要把刁交给群众进行批斗!(口号,略---著者注)全无敌斩妖队 2月25日我是在后来看到这份在我走前一天发出的传单,我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大概是退休时清理旧物时丢掉了。回校后曾看到两封电报,其一是沙沃“农司”2月15日发的,内容为:广大革命贫下中农迫切要求,需袁志农坚决留下来,请批准。其二是东明县公安局2月19日发的,内容为:你公社东方红战斗队袁志农到我县串联至今不回,查是否有此人,有没问题,速复。此件背面有我班朱卫东笔迹:袁是我战士,串联前无政治问题,京.农大东方红。果然不出我所料,正如我走前所分析的那样,革命处于低潮,要有心理准备。我回了北京,就没有什么事了,而我那些农民朋友们,免不了受批斗,肃清“袁志农的流毒”。他们不服气,就到处上告,到北京的就免不了来找我,我自然尽力接待,给予帮助。6月3日我曾经发表声明对他们给于声援和支持。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站在发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袁志农关于东明县文化革命的几点严正立场一、???? 东明县沙沃公社武装部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从2月14日—4月10日长达50多天时间内所谓肃清荷泽8.18和袁志农流毒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对此,东明县公安局某些人和沙沃武装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必须公开承认错误,认真平反。二、???? 沙沃公社武装部干部李治民(此人在我在时曾保护过我,但我走后,随风倒过且变本加厉的镇压运动----著者注)在“二月逆流”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扶植保守势力,强行解散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李又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欺骗恐吓群众;大整革命群众“黑材料”,以“秋后算帐”威吓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公然破坏宪法,扣压私人信件。因此,李治民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彻底交代罪行。三、???? 强列要求东明县公安局把逼、骗我写的“检查”和22日围攻我写的“签字”寄还我本人处理。沙沃武装部整我的“黑材料”和逼别人写的“揭发”我的材料一律当众烧毁。如果你们不按中央文件、中央军委66年10月5日通知和二个命令办事,私自转移或继续挑动群众对我造谣中伤,进行人身攻击从而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一切后果均由李治民、蔡培根之流负责。? 1966年8月13日东明县公安局张冠众给我写来一封信,同时寄来了平反决定。平反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明县武装部党委、东明县公安局八一革命造反指挥部的名义联合发出。文中说:? “对强制到公安局写检查的革命闯将袁志农、刁保民、苏青各和其他革命群众……? “对强制到公安局登记悔过的……和其他革命同志……李盼菊、陈(秦)德明等51名革命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还有被揪台视众的有县贫协的孙洪敬,我在李江庄时认识的。? 张冠众给我的信原文如下:敬爱的袁志农同志? 您好!? 现在我回想一下,感到非常痛恨自己,对不起你,我要向你道歉,我要向你学习。? 我们自二月份以来,以卜建林(县武装部长)等一小撮混蛋的指使下,我们当了他们的走卒,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不同意见,对革命造反派实行镇压,大肆追捕革命闯将,取缔革命群众组织。武装部以卜建林为首的一小撮人因他叫我们将你送进监狱,我们没有执行,就以不要党的领导,打击不力等罪名,于3月4日,他们勾结我局保守势力,向我原总部进行反扑,进行了反夺权,建立了以张建朝为首的公安局革委会,他们于3月7日第一号通令就取缔了九个革命群众组织,错拘留革命群众20多人,实行白色恐怖,把我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现在我回想起你说的话,正符合以上事实,你看得准,看得对,我是真佩服你,你真不愧为毛主席的革命闯将。? 我们总部被压下去以后,我怎么也想不通,对押进监狱的革命同志,经审问,没有什么问题,对照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不符合,于是我和黄千居同志在六月一日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造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战,替被押在监狱内的革命同志和被取缔的革命群众组织翻案。? 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本局的保守势力的围攻、漫骂,说我们是叛徒、右派、政治扒手、野心家、捞稻草等等无须有的罪名,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在一中指挥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基本站了优势,所以我们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彻底平反。现给你一份平反决定,如有意见来信批评指出。(你上次来信〈估计是指我的声明---著者注〉,卜建林不叫回信,说等他来吧,如来了抓起来,所以也没有给你回信)别不多谈,请回音。? 致以革命的战斗敬礼!? 1967年8月31日—9月11日我借去山东高教育革命调查之机第二次去东明县,这次在东明不同上次了,我成了革命闯将了,我刚到沙沃公社,县武装部领导吕秀华就打电话指示公社武装部,一定保护好我的安全。9月4日晚上请我到县参加拥军爱民有线广播大会,请我在大会上发言。见了不少老同志、新同志。张冠众、张思贤等是相逢一笑抿恩仇;贫协孙洪敬、县水利局长马建国是老朋友了,“农司”领导、学校的刁保民、杜化钦、蔡鸿亮,邮局何顺修,公社杨鲁亭,武装部崔春来部长等。县大会后慕名来看我的人就更多了,有张橙献、端木庆相、陈德运、苏青各、周荒成、开封8.24的、水建3.17的等等。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什么“工农化的大学生”啊;那时送礼以群众组织自己的袖章、毛主席纪念章最为珍贵,我曾收过开封8.24、郑大联委、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一些单位的袖章。农民则拿来自己产的红薯、大枣,自己抓的鱼来表达心意。有一个叫李振连的还送钱让我做路费,我谢绝了。? 8日“农司”改选,年轻的秦东成当了指挥,申刚义是副指挥,常委还有黄胞国、李东海、赵水广、李盼菊。侯补常委有陈银生、苏结实。刁保民是顾问。? 9日秦东成结婚。隔日我回京。? 1967年11月25-28日,12月2-13日我借带队去河南教育革命调查之机又去了沙沃公社。后来再也没去,但保持联系到毕业以后。? 1968年3月9日我接到一封电报,电文:“经县革委批准,绿洲(沙沃)公社革委会正式成立。特定于三月9日召开庆祝大会,请届时参加,莅临指导。”这时我知道,我串联到山东省东明县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事该划一个句号了。
作者:117.95.16.* 发表时间:2010-02-27 18:07:41
从秦渗到隋唐的1000年中,并未规定“万岁”为皇帝所专用。当时除了朝见执政党都要拜称皇帝外,对其他尊长也中可以称“万岁”的,对国家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可称“万岁”。如东汉的名将马援因功封新息侯,“援乃击朱酾、芳飨军士,……吏士皆伏称万岁”(《后汉书·马援传》)。从秦汉到隋唐,不但对尊者可称“万岁”,甚至还可以将“万岁”作为人名使用。例如唐代大书法家,抵御安禄山判军坚守平原的颜真卿,他手下有一个叫刁万岁的将领(《旧唐书·颜真卿传》)。
作者:222.184.28.* 发表时间:2010-03-02 12:37:15
尧臣在庆历4年入京,经过一年的时间,没有得到什么差遣,六月间,通过礼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许州王举正的推荐,获得签署许昌忠武军节度判官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一日乘船出京,赴郑州新任。这一年的秋天,尧臣从郑州回京续弦。尧臣自从中年丧偶之后,儿子无人照料,为了自己和儿女的生活,他有意续弦。新夫人刁氏,昇州(今江苏南京)人,邢部郎中,西昆派诗人刁衍的孙女,太常博士刁渭的女儿。刁氏生于乾兴元年(1022),这一年25岁。到汴京续弦以后,8月间他带着新夫人刁氏匆匆乘船出京经颖州到许州。母刁氏将南归,兄刁节官殿前将军、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无子侍养,乞留龟儿,母固辞不获,遂割爱许之。1047年秋,再娶刁氏,封恩平县君,昇州(今江苏南京)人,生1022年。邢部郎中,西昆派诗人刁衍的孙女。太常博士刁渭的女儿。兄刁节官殿前将军、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生子三:曰墀、曰坰、曰龟儿、一次女尚幼。
作者:58.55.239.* 发表时间:2010-03-05 22: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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